无
无心
班主任"笑里藏刀"点题
余秋雨同学最近猛抖机灵、狂玩深沉--跟盗版书商过招，跟余杰小朋友打笔杖，为自己的新书飞来荡去、摇旗造势，为笔录世界文化遗产满世界穷逛、刨坟扒骨灰，为与自己一个灶上吃饭的过季花旦马兰大小姐操觚，冲大洋彼岸的保守分子杜维明抛媚眼……忙得不亦乐乎！显然，上述几档子事中，唯有最后一项可以登堂入室、进入名人教室，因此我们主要和余同学谈了文化问题。我知道他急于成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代言人，我愿意看到他茁壮成长，愿意成人之美。
关于"回应批评"
对一些关键的批评，一声不吭也不好
但我无法说我有这些毛病，不能这么辩
问：本周刚买了新出版的《山居笔记》，惭愧的是，此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也买过"内蒙古"出的盗版的《山居笔记》。比较一下，正版一是多了2万字的长长的序言--《可怜的正本》，一是多了第三部分"依稀心境"一组小文，是承受各种指责、被骂时的心境和反应。这些是在哪年写的？
余：在承受那种比较大的压力时所写，有的是谈话，有的是回信，有的是我当时的笔记。为什么当时不发表？我希望文坛这种小小的不同意见，不要变成社会性事件，文人的事情最好能在文人的内部沟通，变成社会舆论的热点，这个事情就变质了。现在看，如果我对一些批评，尤其是关键的批评一声不吭呢，也不好，因为这样读者分不清是非。从认真对待读者的角度，我需要有所表述，这种表述最好是在自己的文集里表达一下，而且态度要尽量温和。
问：所以我看"依稀心境"《答学生问》等篇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甚至会让人觉得宽容得有些没原则，或者像阿Q、像反话。
余：对，应该把一些大的空间、大的篇幅留给我们现在真正遇到的文明和野蛮的搏斗，不在一些很琐碎的问题上争个没完没了。
问：但过了这么久之后，又怎么想到写这么长的一个序言做总的回应？这恐怕也是散文集序言里少有的长度吧？
余：这个序其实并没有把我这些年的遭遇讲得很清楚，实际上比这严重多了。这个序言也可以理解成不仅是序言，也是我的系列散文。我老是讲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事情，偶尔讲讲我自己的经历，而且用比较轻松的口气来谈这些问题，也是需要的。所以我用了很大的篇幅谈盗版的问题的前因后果。第二就是，很多不必要的批评呢，真是产生于对文学本性的无知，所以我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去答这个问题。人们如果总是需要你的任何一篇散文都成为历史论文，这是对散文的取消。
问：是不是再难保持平和的心境了呢？
余：心情还是保持，但需要给我的读者说清楚，否则他会认为你就默认了，是不是真的就有这么多的毛病？其实不是毛病，但我无法在电视或报纸上说我是没这些毛病的，不能这么辨。
问：读了你的长序，我最有同感的是，其实针对一两篇散文谁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怒气，其实愤怒的情绪可能是针对着你所说的"文化生态方式"，是看不惯你这个人的这种做法，而不是所谓"硬伤"，这种文章中的问题。
余：现在很多报纸都讨论，是不是余秋雨在传媒上曝光率太高，但是写这文章的人他本身就在传媒上了。这个例子我反复用：鲁迅、郭沫若在"五·四"以后和老一代文人的最大差别，就是占据了文化传媒系统的很大地位。现在中国需要用文化和这个社会沟通。
中国文化人应该更勇敢、更放松、更宽容一些
问：《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从名称到形式，包括有些内容，读来总有些"隐"的味道。而实际上，不论是与主张新儒学而著称的杜维明先生等的四人对谈，还是为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纵论"文化中国"的构想，您一直是在参与，甚至引来非议，对此，您怎么看呢？
余：缅怀古典和参与现代，并不矛盾。我以前那些文章也不是遁世之作，要不然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正反面反响。只要力所能及，文化人中应该有一部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样可使社会转型更具文化意义。大家都不参与，光是企盼和埋怨，文化不会自动取得社会地位。中华文化在国际间的地位也同样如此。但是，任何有价值的参与都带有试验性和探索性，而不是按图索骥，亦步亦趋，因为你不可能事先找到这张"图"。对此，中国文化人应该更勇敢一点，更放松一点，更宽容一点。少一些尖酸刻薄，多一些祥和气氛。
我这个人会做的事情实在太少，能参与的范围很小，无非是就文化的问题讲点课、写点文章、出点主意，真是惭愧。这几天我们遇到的那位以色列导游，正正经经的历史学博士，又是电脑工程师，还是一位著名的木工，稍有空闲就给人导游，向外国人介绍这块土地的历史，是一种休闲性的业余爱好。仅仅与他相比，我们就狭隘得有点脸红。
但在我们以前习惯的眼光看来，我已经稍稍显得有点热闹。可能有一点，因为我这个人不善于拒绝，好在我内心非常平静，因为：一、自从8年前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后，早已不必为升沉荣辱而烦恼；二、与文化界没有特殊联系，不参与一切人事纷争，对于各种与我有关的造谣文章和书籍，我因知道来源，完全没当一回事，也不会反驳或起诉；三、我的文化目标很低，年龄也已不小，很明白自己能做什么，该怎么做，已经用不着去动别的念头，去听别的闲话。
中国在文明的方位上与世界接触还比较浮浅和实用
问：近年来，您一直在谈论一个极大的命题"中华文化在下一个世纪的走向"，您对这一命题的思考有何结论？"千禧之旅"能给您的思考带来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余：这个问题其实国外有很多人都在讨论，我只是做点小小的响应罢了。这属于那种找不到简单答案，却必须密切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人自己必须关注。为此，我不仅在内地讲，而且在香港、台湾讲，也到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圈里讲，边讲边考察，因为那些地方可说是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而边缘地带总是最敏感，最便于考察。这次长途旅行，有机会把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另外几个同龄的古文明对照，感受更深。那些古文明和有些部位已渗透到世界现代文明之中，特别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但整体上却衰微，而中华文明虽然历尽磨难却依然保持生机，确有深刻的原因。但正如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初期所说，中国历史经历了三个大阶段，一为"中国之中国"，由黄帝时代到秦统一，为一国自立；二为"亚洲之中国"，由秦汉至乾隆末年（即18世纪末），在与亚洲国家的交往和征战中了解自身的地位；三为"世界之中国"，即从19世纪被迫面对西方直到20世纪。
就总体而言，中国在文明的方位上与世界接触还比较浮浅和实用，重点是近代发展起来的欧美国家和日本，其实，与这些年轻的文明比，年长的中国文明往往缺少比较方位，真正的比较应该是渊源性、体系化的。此外，文明的比较也不能从书本到书本，应该努力深入文明发生的现场，因此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文化人能投入这种考察旅行。我们这一路，发现一切古迹的介绍资料有多种文字，包括日文，却没有中文，找一个懂中文的导游也是难上加难，可见中国人从整体上还没有深入进去，应该尽早改变这种状态。
（谭璐 于大公文）
选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预约新千年》
余秋雨同学最近猛抖机灵、狂玩深沉--跟盗版书商过招，跟余杰小朋友打笔杖，为自己的新书飞来荡去、摇旗造势，为笔录世界文化遗产满世界穷逛、刨坟扒骨灰，为与自己一个灶上吃饭的过季花旦马兰大小姐操觚，冲大洋彼岸的保守分子杜维明抛媚眼……忙得不亦乐乎！显然，上述几档子事中，唯有最后一项可以登堂入室、进入名人教室，因此我们主要和余同学谈了文化问题。我知道他急于成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代言人，我愿意看到他茁壮成长，愿意成人之美。
关于"回应批评"
对一些关键的批评，一声不吭也不好
但我无法说我有这些毛病，不能这么辩
问：本周刚买了新出版的《山居笔记》，惭愧的是，此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也买过"内蒙古"出的盗版的《山居笔记》。比较一下，正版一是多了2万字的长长的序言--《可怜的正本》，一是多了第三部分"依稀心境"一组小文，是承受各种指责、被骂时的心境和反应。这些是在哪年写的？
余：在承受那种比较大的压力时所写，有的是谈话，有的是回信，有的是我当时的笔记。为什么当时不发表？我希望文坛这种小小的不同意见，不要变成社会性事件，文人的事情最好能在文人的内部沟通，变成社会舆论的热点，这个事情就变质了。现在看，如果我对一些批评，尤其是关键的批评一声不吭呢，也不好，因为这样读者分不清是非。从认真对待读者的角度，我需要有所表述，这种表述最好是在自己的文集里表达一下，而且态度要尽量温和。
问：所以我看"依稀心境"《答学生问》等篇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甚至会让人觉得宽容得有些没原则，或者像阿Q、像反话。
余：对，应该把一些大的空间、大的篇幅留给我们现在真正遇到的文明和野蛮的搏斗，不在一些很琐碎的问题上争个没完没了。
问：但过了这么久之后，又怎么想到写这么长的一个序言做总的回应？这恐怕也是散文集序言里少有的长度吧？
余：这个序其实并没有把我这些年的遭遇讲得很清楚，实际上比这严重多了。这个序言也可以理解成不仅是序言，也是我的系列散文。我老是讲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事情，偶尔讲讲我自己的经历，而且用比较轻松的口气来谈这些问题，也是需要的。所以我用了很大的篇幅谈盗版的问题的前因后果。第二就是，很多不必要的批评呢，真是产生于对文学本性的无知，所以我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去答这个问题。人们如果总是需要你的任何一篇散文都成为历史论文，这是对散文的取消。
问：是不是再难保持平和的心境了呢？
余：心情还是保持，但需要给我的读者说清楚，否则他会认为你就默认了，是不是真的就有这么多的毛病？其实不是毛病，但我无法在电视或报纸上说我是没这些毛病的，不能这么辨。
问：读了你的长序，我最有同感的是，其实针对一两篇散文谁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怒气，其实愤怒的情绪可能是针对着你所说的"文化生态方式"，是看不惯你这个人的这种做法，而不是所谓"硬伤"，这种文章中的问题。
余：现在很多报纸都讨论，是不是余秋雨在传媒上曝光率太高，但是写这文章的人他本身就在传媒上了。这个例子我反复用：鲁迅、郭沫若在"五·四"以后和老一代文人的最大差别，就是占据了文化传媒系统的很大地位。现在中国需要用文化和这个社会沟通。
中国文化人应该更勇敢、更放松、更宽容一些
问：《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从名称到形式，包括有些内容，读来总有些"隐"的味道。而实际上，不论是与主张新儒学而著称的杜维明先生等的四人对谈，还是为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纵论"文化中国"的构想，您一直是在参与，甚至引来非议，对此，您怎么看呢？
余：缅怀古典和参与现代，并不矛盾。我以前那些文章也不是遁世之作，要不然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正反面反响。只要力所能及，文化人中应该有一部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样可使社会转型更具文化意义。大家都不参与，光是企盼和埋怨，文化不会自动取得社会地位。中华文化在国际间的地位也同样如此。但是，任何有价值的参与都带有试验性和探索性，而不是按图索骥，亦步亦趋，因为你不可能事先找到这张"图"。对此，中国文化人应该更勇敢一点，更放松一点，更宽容一点。少一些尖酸刻薄，多一些祥和气氛。
我这个人会做的事情实在太少，能参与的范围很小，无非是就文化的问题讲点课、写点文章、出点主意，真是惭愧。这几天我们遇到的那位以色列导游，正正经经的历史学博士，又是电脑工程师，还是一位著名的木工，稍有空闲就给人导游，向外国人介绍这块土地的历史，是一种休闲性的业余爱好。仅仅与他相比，我们就狭隘得有点脸红。
但在我们以前习惯的眼光看来，我已经稍稍显得有点热闹。可能有一点，因为我这个人不善于拒绝，好在我内心非常平静，因为：一、自从8年前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后，早已不必为升沉荣辱而烦恼；二、与文化界没有特殊联系，不参与一切人事纷争，对于各种与我有关的造谣文章和书籍，我因知道来源，完全没当一回事，也不会反驳或起诉；三、我的文化目标很低，年龄也已不小，很明白自己能做什么，该怎么做，已经用不着去动别的念头，去听别的闲话。
中国在文明的方位上与世界接触还比较浮浅和实用
问：近年来，您一直在谈论一个极大的命题"中华文化在下一个世纪的走向"，您对这一命题的思考有何结论？"千禧之旅"能给您的思考带来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余：这个问题其实国外有很多人都在讨论，我只是做点小小的响应罢了。这属于那种找不到简单答案，却必须密切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人自己必须关注。为此，我不仅在内地讲，而且在香港、台湾讲，也到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圈里讲，边讲边考察，因为那些地方可说是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而边缘地带总是最敏感，最便于考察。这次长途旅行，有机会把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另外几个同龄的古文明对照，感受更深。那些古文明和有些部位已渗透到世界现代文明之中，特别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但整体上却衰微，而中华文明虽然历尽磨难却依然保持生机，确有深刻的原因。但正如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初期所说，中国历史经历了三个大阶段，一为"中国之中国"，由黄帝时代到秦统一，为一国自立；二为"亚洲之中国"，由秦汉至乾隆末年（即18世纪末），在与亚洲国家的交往和征战中了解自身的地位；三为"世界之中国"，即从19世纪被迫面对西方直到20世纪。
就总体而言，中国在文明的方位上与世界接触还比较浮浅和实用，重点是近代发展起来的欧美国家和日本，其实，与这些年轻的文明比，年长的中国文明往往缺少比较方位，真正的比较应该是渊源性、体系化的。此外，文明的比较也不能从书本到书本，应该努力深入文明发生的现场，因此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文化人能投入这种考察旅行。我们这一路，发现一切古迹的介绍资料有多种文字，包括日文，却没有中文，找一个懂中文的导游也是难上加难，可见中国人从整体上还没有深入进去，应该尽早改变这种状态。
（谭璐 于大公文）
选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预约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