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交替之时，西方传教士竞相来华，他们带来了自鸣钟、八音盒、三棱之类的奇方异物，以及《坤舆全图》、《几何原本》等西方典籍图册，展示其异域文化的风采。传教士来华和西学的输入，犹如一颗石子，在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潭中激起了阵阵涟漪。就在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三十余年之后，一个伟大的文化世家在这中西文化碰撞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哲学与科学覃精通博的方以智世家。方以智和他的儿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以其不同凡响的科学哲学观，审视着这一时代中国文化的变革；以其赅博精深的学术成就，占据了十七世纪中国文化的制高点。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密山，又号泽园主人、曼公、鹿起。明亡后，他的名号颇多，初号吴石公；避地岭南，称愚道人、吴秀才；出家后更名大智，字无可，又称弘智；住浮山，称浮山愚者；入匡庐，称五老、浮庭；寄迹寿昌，称墨历；又号药地、炮药、愚者大师、极凡老人等。从这些名号，可以约略看出他的身世和思想演变的轨迹。
　　方以智出生于桐城望族桂林方氏之家。曾祖父方学渐、祖父方大镇皆为一代理学名家。父亲方孔镕，明万历进士，官至湖广巡抚，明亡后，归隐在陆山庄，笃守程朱理学，学者私溢贞述先生，有《周易时论》、《尚书时论》、《环中堂集》等著述行世。方以智自幼天资颖异，聪慧过人，五岁始读书，九岁能属文，慷慨多才。他的启蒙之师是母亲吴令仪和姑母方维仪。她们都是有着深厚文史修养的闺阁诗人。维仪十八岁丧夫，数年后请归于母家，守节清芬阁，毕生致力于诗歌创作，其放逸旷达的诗风近于唐代孟东野。令仪亦有诗作存世。方以智就是在这两位女性的调教下，读完了"五经"、《离骚》等经典，奠定了扎实的学问根基。据说，也就是9岁那年中秋节夜晚，一家人在院内赏月，团坐在桌边，桌上摆着月饼、石榴、菱角等应节食品，方以智爬上椅子，伸手去桌上抓吃的，被方维仪制止了。但姑母顺手拿下一个煮熟的大菱角，将它剥开，露出洁白的菱角米来，指着这菱角，对方以智说："我出一上联，你能对出下联，这菱角赏给你了，听好：菱角双尖，铁裹一团白玉。"以智摇着小脑袋，想了一会儿，忽然伸手去桌上抓了一个开裂的大石榴，将它掰开，露出晶莹的石榴米来，随即朗声对答："石榴独蒂，锦包万粒明珠。"方维仪看着他天真的举动，听着他巧妙的对句，高兴得一下子抱起了小侄儿，亲了又亲，并把剥好的菱角塞进了他的小嘴里。
　　惜乎母亲早逝，方以智十三岁即随父寓北京，在那里师从同乡前辈白瑜课读。白瑜是当时知名学者，博学才高，品行卓荦，一部《夷齐志》足显其识见超拔时流。经由白瑜的教导点拨，方以智十五岁即遍览经、史、子诸书，二十岁便著书数万言，文采风华，高视城中。他曾自诩为龙眠山下一"狂生"，"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无人。"（《孙武公集序》），见《稽古堂二集》）虽恃才傲物，放逸山水，但他仍不忘振作"奋为"精神。崇祯四年（1631），方以智告别新婚妻子潘氏，载笈东游。在杭州遇文震孟、陈子龙等人，相与结盟，砥砺风气。第二年返乡，力劝好友钱澄之兄弟退出奸党阮大铖主盟的"中江社"。又二年，在南京应试期间，与黄宗羲、杨廷枢、夏允彝等"东林遗孤"同气相求，愤于时局岌岌，谋划济世之策。"酒酣耳热，慷慨呜咽，拔剑砍地，以三尺许国，誓他日不相负"。（徐芳《愚者大师传》，见《明文海》）又与江左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参加复社活动，有"明季四公子"之称。此次应试不售，方以智陷入消沉。经过一番思索，打算走"温古昔，考当世"，覃精经史，闭门著述的道路。崇祯十二年（1639），又试南京，中举人。第二年，会试京师，举进士，选庶吉士，改编修，时年三十九岁。也就是这一年春天，父亲方孔镕因在湖北与张献忠作战中伏,损兵折将,被兵部尚书杨嗣昌挟嫌参劾,逮下诏狱.其时,因卷入阉党"逆案"与方家结为世仇的阮大铖,亦藉此欲置方孔镕一死地。方以智中进士后，得以出入禁苑。于是，冒着料峭春寒，怀揣血疏，跪于沙坑，哭宫门外，此事被崇祯皇帝所知，崇祯出于"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考虑，赦孔镕死罪。第二年七月，方孔镕伸理出狱。方以智亦被擢为翰林院检讨。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被逮，拘二十日，乘间南逃，一路仓皇，颠沛惊悸，终于五月上旬抵南京。一到南京，衣冠未整，便上疏南明弘光朝，请求领兵北伐。孰料奏疏被马士英留置不得上达。这时被弘光帝重新起用的阉党余孽阮大铖等，又诬陷方以智曾受"伪命"，列六等罪，下令通辑追捕。方以智乃变道人服装，亡命天台、雁荡，后又遁迹岭表，卖药自治。继而游南海。顺治三年（1646），经文渊阁大学士瞿式耜举荐，方以智担任桂王朱由榔经筵讲官。桂王西奔，方以智亦从肇庆到梧州，因太监王坤专权，受排挤，遂称病入禅。后桂王又授以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之职，十召不出。顺治七年（1650）秋，他再一次游桂林时，得以与神交多年的一代大哲王夫之晤面，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十一月，清兵破粵,瞿式耜等殉难.方以智在乐平严伯玉家就执,僧服出见.清帅马蛟麟迫降,令官服置左,白刃置右,让他选择,亲解其缚,听其为僧,送往梧州城东之云盖寺。期间常以陶渊明自励,誓在佛门续东篱遗风。
　　方以智在粵西离乱之时，贫病交加，形容枯槁。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从崇祯十四年（1614）就开始积稿的不朽杰作《通雅》和《物理小识》的定稿工作。顺治九年（1652），随同专程到云盖寺探访他的大诗人施闰章北返，到庐山，未与施同行，独自留下来撰写他的哲学名著《东西均》。顺治十年（1653）除夕，在儿子方中德、方中通的陪同下，回到故里在陆山庄，见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老父。回到家乡，清廷一再迫使他出仕，被逼无奈，即奔南京天界寺，受戒于觉浪方丈，闭关于高座寺看竹轩。入关时，写《象环寝记》一篇，用寓言托玄思，是身处无可奈何之境的慰情之作。闭关三年，三个儿子轮流陪侍省亲，其乐融融。虽身在佛门，蔬粝为食，却著述不辍。宁静淡泊，孤冷索寞，致广大、尽精微，灼然洞然于万里之理。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鼓摩相荡的方以智，在学问的创辟与正气的持节中获得沛然自足的人生大乐趣。顺治十二年（1655），因老父弃世，方以智破关回桐奔丧。庐墓三年，他重编父亲遗著《周易时论》，以期父亲的学术得以广传。同时教授儿子方中通以《易》学。又作《慕述》四言长诗，歌颂其祖父的功德学术，叹息自己的坎坷命运，教诲子孙不可折节苟生。还特意写了《示儿》诗，告诫他的儿子们："尚余壁在书堪读，莫以田荒春懒耕；苦瓠连根难道苦，一堆棘火一瓢烹。"服阙之后，方以智再没有返回高座寺，而是行脚江西，踏上了遁迹山林的不归之路。先后漫游匡庐、寿昌、樟树、首山、青原等地。一度至宁都，访魏禧于翠微山，此时彭士望、王纲、邱维屏、曾烂、彭任等名流，都在这里讲学，方以智赞叹道："易堂真气，宇内无双。"方以智到江西不久，即已声誉鹊起，文人士子争先恐后跑来向他求学问业，这更牵动了他眷恋世俗之情。因而所到之处，设帐讲学，内容不限于禅宗法门而是广涉儒道。一时禅门高僧、俗世名人无不从之游。从康熙三年（1664）至九年（1670），方以智一直担任庐陵青原山净居寺首座。他一再告诫僧门弟子，虽托迹空门，仍要务实，不可虚度光阴。康熙十年（1671）春，方以智寄书梅文鼎，询及梅氏能否将正在写作的数学著作先寄给他一阅，梅氏回信说等他回到故乡，自己当面向他请教。这时，方以智在青原刚刚度过六十诞辰，准备结束净居寺首座生涯，专心著述讲学，不期突遭清廷逮捕。从此，这一老一少蜚声学林的大学者也就失去了晤面切磋的机会。后来，梅文鼎为此痛心不已，在《寄方位伯》诗中有两句："远索著书扶后进，坐乖良晤负知音。"位伯，就是方以智二儿子方中通。梅文鼎比方以智小二十二岁，故言"后进"。这一年农历十月初七日，方以智病死于解押途中的万安惶恐滩，也就是宋代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的地方。临终前，他将遗稿交给随身照料他的小儿子方中履，希望其子能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一代穷究天人的学者，从容而祥地永远闭上了双眼。
　　方以智在崎岖险恶的人生之路上，整整度过了六十个春秋。他奋身于刀锯鼎镬之间，邀游于奇思妙想的学术天地，为后人留下的绩效炳然的等身著作。他的著述数量之多，涉猎之广，在同代学者中亦属罕见。除有目可考的近百种佚著外，尚存世的有博物学、中医学、音韵学、文学、哲学著作达三十余种。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通雅》、《物理小识》、《医学会通》、《切韵声源》、《浮山文集》、《东西均》、《易余》、《一贯问答》等。
　　方以智在中国文化史上堪称卓然大家，他的学术文化思想涉及到诸如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方以智从事科学研究，其方法论较为独特。他既能用哲学思想观照科学，又能用科学实践谁哲学，从而形成他系统的科学哲学观。明末清初，一批名震遐迩的大学者，面对西学的冲击，分别而成两个极端对立的派别，各执枝词，互相攻讦。以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为代表的一派，在高度主人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盛赞西学的务实精神的同时，亦极力推崇和信仰西方神学；以礼部尚书沈 福建硕儒黄贞为代表的一派，坚守"夷夏之防"，抨击"神权至上"论，认为儒家文化是一个发展得尽善尽美、严密完备的体系，不允许对其作任何改造。在这两种极具偏颇性的思想对立中，方以智以异常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对西学加以谨慎的清理和辩证。凭藉着超凡的智慧，廓清了中古文化冲突中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他的武器就是"质测即藏通几"的科学哲学观和方法论。这一极富辩证逻辑力量的命题，在《通雅》和《物理小识》等著作中阐述得十分透彻与深刻。他说，所谓"质测"，即实测，就是以客观存在事物的通理为对象，概指自然科学；所谓"通几"，即以隐藏在天地万物中的发展契机和内在本质为对象，也就是哲学。"质测"是"通几"的基础和前提，离开"质测"言"通几"，将流于空疏；"通几"是"质测"的提高和升华，离开"通几"言"质测"，则无法把握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内在规律。在这个基础上，方以智认为，西方科学技术确乎比中国高明。比如历法，中国自汉代到明代的历法，在测算岁差方面就不如西法精确。个中原因，他也分析得很精到，很准确：一是中国只用勾股割圆的定理，而西方采用正弦、余弦、切线、割线等多种方法；二是中国对天体观察是凭直觉体悟和推断，"皆无确据"，而西方则运用了望远镜等先进手段来观察；三是中国历法代代相因，拘于古法没有变化，西方则根据天象变化，屡测屡改。正因为看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所以方以智在他的著作中全面地介绍了包括历算、物理、化学、医学、水利、采矿、造船、火器、仪器、仪表等在内的西方自然科学与工艺技术。但是，方以智欢迎西学，并不象徐光启们那样，一味迷信，一并受容。他认为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因而质测之学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谬误。在"日大于地"数倍、"开辟纪年"等问题上，他抓住西方传教士们自相矛盾的多种说法，指出其"质测"不完备之处。殊为可惜的是，由于明灭清兴给方以智告成了心灵上的创伤，使他在皈依佛门以后，基本上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就无法在这一领域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
　　方以智进行纯哲学研究是在他四十岁以后。如果说在写作《通雅》和《物理小识》时，方以智对哲学仅限于一些不甚系统的理性思考，那么在他晚年所写的《东西均》、《易余》等著作中，则明显地呈现出多层次开放性哲学体系。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大略可以归为两类：一是认识论，二是辩证法。
　　方以智进行认识论哲学研究，经过三个时期的迭进发展。早期可以概括为"气一元论"。他说万事万物本质无非是"气"，先天后天都是"气"，"气"是一种物质，"气生精神"，（《药地炮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先有物质而后产生精神。中期则转向"心物二元论"。在"天地一物"的认识基础上，方以智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思维是可以独立于客体之外的，因此，"心"与"气"和"物"之间，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只能是"舍物无心，舍心无物。"就是说，没有客体也就无所谓主体认识，反之，没有主体的认识，也就谈不上认识对象的客体。晚期则进入到"太极一元论"的层面。经过深入研究，方以智反观"心物二元"，却发现了主体独立于客体的矛盾，蓦然悟出："我亦物也，天地亦物也"。（《东西均》）从而下决心探讨"天地人物之公因"，即主体与客体矛盾运动的共同根据，他终于找出这个根据就是"所以"。"所以"是一个既超然又永恒的本体存在，又称之为"太极"。所谓"太极"，即天、即性、即命、即心，总之无法界定。用今天的哲学述语来解释，大概就是一个"绝对本体"。这时的方以智已经深入到了他人很难与之对话的哲学玄想境界。
方以智的辩证哲学，颇富创造性。第一，他用"渐化"和"顿变"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状态。事物"渐化"的过程，必然导致"顿变"，"变"是事物发展的一种"顿"的状态，"化"是事物发展的一种"渐"的状态。由"渐"到"变"，再由"变"到"渐"，表现为"渐化"与"顿变"的辩证统一。这种观点，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第二，他认为对立统一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和根本法则。千姿百态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中，诸如昼与夜、水与火、生与死、男与女、清与浊、明与暗、虚与实、有与无、真与妄、顺与逆、安与危、劳与逸等等，等等，莫不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认为，凡相因者皆相反这一矛盾法则，是"天地间之至理"。这种认识比他的前辈诸如张载、程颢的说法，哲学色彩要浓厚得多。第三，他阐述了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辩证认识过程。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前提，而后"致知"，而后再"施为"。就是说，认识只能是基于实践而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深化，深化的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这种思想，同理学家由"格物"到"致知"的传统大异其趣。
　　此外，在文学方面，他不仅是诗文的能手，而且在文学理论上亦颇有建树。他的《文章薪火》，极力推崇《左传》、《国语》、《史记》、《庄子》的传统，代表了当时桐城学者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和要求。在文字学方面，他既是文字学家，又是声韵学家，且有《切韵声源》、《正叶》等著作在。在艺术方面，他深通乐舞，而且弹、唱、书、画无所不能。晚年从福建返回江西时，在建安（今福州），老友钱澄之过访，他画《寒林学易图》，还没等送到钱澄之手中，就被别人抢去。可见他绘画艺术造诣深得时人赏识。他的书法圆润浑厚，驰骋奔放，别有精神，自成风貌。
　　作为一代大科学家和哲学家，方以智的学术思想及成就，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十八世纪初，他的《通雅》和《物理小识》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学者称为"诚可以自豪"的著作。这两书传到朝鲜，学者称其学问渊博，考据精确。在国内，方以智同时代知名学者诸如黄宗羲、王夫之、施闰章、魏禧、钱澄之、方苞等人对他的学行都评价极高，称其为"博物多能"的"真才子"。他去世时，王夫之痛哭了一场，还写下了情真意挚的挽诗。民国以后，"五四"以来，学者盛赞他开近世科学之风。梁启超推崇他"尊疑、尊证、尊今"的治学方法；罗常培表彰他"汉字革命论"的难能可贵；容肇祖称许他的求真务实精神。至当代，著名中国思相史学家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以大篇幅阐述方以智学术，称其思想乃东林、复社精神的理论总结。哲学家张岱年评价方以智哲学"邃奥缜密"。史学家李则刚则认为他是"十七世纪中国一个最杰出的学者"。

　　方以智的三个儿子，长子方中德、次子中通、三子方中履，都是颇有建树的学者。方以智对儿子的成长成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无论处在人生的辉煌时期，还是身陷潦倒落拓的境地，始终不忘对儿子的教诲与培养。即使是遁入空门以后，他一刻也没忘记尘世的俗情与亲情，只要有可能就把他们带在身边，授之以业，传之以道，导之以方，使他们得以在各自的领域有长足的发展。三个儿子亦不负父亲的厚望。他们或在其父所取得学术成就基础上加以发明、拓展，或另辟蹊径，有所创获。三个儿子中，次子方中通知名度尤高。
　　方中德，字伯田，号依崖。史藉家乘对他的生平履历的记载语焉不详。从现存的资料中，我们了解到中德性情寡谈，长于思考。父亲长年在外，无暇顾及家事，作为长子的他，便承担起照料母亲和家庭的责任，一生基本上是在故里在陆山庄度过的。中德从小便对历史有着极浓厚的兴趣，喜探本求源，归类比附，几十年"露钞雪纂"，用功勤谨，虽叠经忧患，亦从未间断，终于写成一部５２卷的《古事比》。书中把中国历史上数千年间的人物和事件相同的，或相同而实异的，或相异而事同的，一一分别类比，列２１９个节目。据该书"凡例"说，还有相当一部分节目未有刊入。学者阎伯诗称《古事比》"奇书也"。此书奇就奇在：其一，从方法上看，用类书的写法治史，这在史学领域是一个创举。《古事比》粗看好象是一部类书，其实不然。因为类书只类比相同的事实，而方中德的这部著作大量地取史实中那些经与权、常与变、成与败、得与失、是与非、臧与否等，"条贯而折合之。"（《古事比·凡例》）其二，从内容上看，书中取材多为荒诞之例，尽道前人之所未道。方中德的其他史学著作，根据黄虞稷《古事比·序》所说，还有《尚论参观》、《同姓名记》、《读史指掌》等。黄序还说，《尚论参观》系《古事比》姊妹篇，中德意在以《尚论》为经、《古事》为纬，穷通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但除《古事比》外，其余著作均未传世。
　　方中通，字位伯，号陪翁。１０岁时，清兵入关，父亲受到清廷的通辑，不得不到处奔走避难，幼小的方中通吃尽了困顿流离之苦。这期间一度改名易姓，被送给溧阳陈以元做儿子，后来方以智削发为僧，隐居匡庐，他才得以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少年时代的方中通，于书无所不读，且长于辩伪析疑。他受父耳提面命的教诲更多于其兄其弟，謦咳之际，耳濡目染，深得家传。父亲的那部名著《通雅》，对于训诂名物皆一一考证坐实，这种谨严的治学方法，给方中通以极深的影响。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说他"少传父业稽古，有机思。"方中通早年求学于汤镬（圣弘）。顺治十年（１６５３），中通随父回桐奔祖父丧，父亲庐墓期间，编书余暇，把中通兄弟找来，演极数以示，中通悟性极强，将父亲所演示的内容变通数十图，拿给父亲看时，方以智大喜过望，随即向他讲析《易象》义蕴，中通又得其奥秘。稍后，安徽杨光先为了历法问题与时任清廷钦天监正的西洋人汤若望发生激烈争论，这激发了年青的方中通的研究兴趣。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方中通专程前往北京，与汤若望讨论正在推行的《时宪历》。不久，又与天文数学家揭暄相遇，二人就日轮大小，古今岁差及如何测算等，相互诘难答疑，"别录为一书，曰《揭方问答》"。（《清史稿·畴人传》）
　　方中通的主要著作是《数度衍》（《四库全书》著录），就其内容的广博上说，《数度衍》堪称是当时一部数学百科全书。他从１７岁就着手写这部书，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废寝忘食，寒暑不辍，苦心钻研，反复谁论证，到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终于完稿。他在给父亲的诗中说："半生《数度衍》，不肯自言占。"书编成后，他正好２７岁，又赋诗感怀："自笑十年忘寝食，宁夸两手画方圆。"书虽然编成了，却无力刻印，直到顺治二十六年（１６８７），此书才由梅文鼎作序付刻。《数度衍》卷首３卷，正文２５卷，共２６卷，但卷首"重字解"一篇因于顺治２５年（１６８６）被大火焚毁，实际只有２５卷。卷首的"几何约"，内容采自徐光启译《几何原本》，这是方中通在向传教士穆尼阁学习西方数学后的作品，实际上是一部读书笔记，他认为"西学莫精于象数，象数莫精于几何。"所以放在卷首。其他各卷大部分采用李之藻译《同文算指》一书，"笔算"用帆船法的竖式，"开方"用隔位加点法。"筹算"部分取材于《崇祯历书》。这里介绍的筹算，并非中国固有方法，而是西方的方法。梅文鼎研究西方筹算，是从方中通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的。"尺算"部分，介绍了欧洲大科学家伽利略发明的"比例规"，方中通对此颇有深入的研究。《数度衍》最大贡献是首创"对数"之说，成为中国论"对数"的第一人。这部著作，不仅大量涉及西方传入中国的数学知识，而且还广泛采用中国古代数学研究成果，诸如《周髀算经》，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顾应祥的《测圆算术》及《弧矢算术》等。值得一提的是方中通对纵横图的研究最早见于宋代。到《数度衍》一书中则有了较大的发展。方中通的思想学说继承了他父亲思想体系中唯物主义部分。他认为数学也起源于客观存在，即所谓的"数征于度"，"度"，指空间关系，即几何学、测量学等；"数"，指数量关系，即算术和代数学。数之间的关系，是由实际中量之间的关系，经过"度"而得到，这是方中通对数学认识的一种卓见。当时参订《数度衍》这部巨著编纂的有薛凤祚、梅文鼎、揭暄、汤镬等天文学家、数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度衍》这部书代表了那一时代中国数学教育和研究的最高水平。所以他的弟弟方中履评价说这部书"方圆纵横，穷极其变。"是三千年来第一部著作。方中通其他著作还有《音韵切衍》、《篆录辩从》、《心学宗续编》、《陪翁集》等。方中通事迹，《清史稿》列入畴人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列入"历算学家传"专章介绍。
　　方中履，字素伯，号合山。他跟随父亲的时间最长，父亲在江西、闽粤经历的坎坷忧患，他全都经历了，因此，他谨遵父亲的遗志，绝不受清廷的牢笼。一生不入仕途。用"躬耕、采药、读书"三事六字刻一图章，以示做人的要诀。２０岁着手写作《古今释疑》一书，搜览图籍，极为繁富，除家藏数万卷外，又广为借阅各种参考书，在秋浦刘家、金陵黄家、丁家、江西陈家、肖家读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书。旁搜远索，随读随记，用数十年之力而成书。《古今释疑》共18卷，性质与其父《通雅》很相似。比方中通小两岁、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张英，为此书作序说："凡天文历数，律吕之精奥，经史之源异同，疆域之沿事，效丘庙祀之分合，文物制度之损益，旁及于文学、算学、医药、方技之说，无不研究，博采昔人议论，条分缕析，权其可否，定其从违。"张英的这段话，基本上概括了本书内容的概貌。方中履自己在本书的"凡例"中也说"自经史礼乐天地人身，及律吕音韵书数，有承讹谬数千年不决者，辄通考而求证之，随笔所至，久而成帙。"的确，《古今释疑》在考证方面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且有不少新见解，在天文学、律历、医学、文字学等领域，对他父亲的观点多有阐释与发挥，能补《通雅》之不足。
　　方氏三兄弟各有所长，各有所专，中德长于史，中通于数学用力最勤，中履则专于博物。从他们的研究方向和著作来看，他们受方以智影响是极为明显的，但还没有一个人在学术思想方面超越乃父。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承袭关系，尤其是家学承传关系，这一点在方以智世家则显得特别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