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科
制科主要试对策，科目繁多，“随其人主临时所欲”（《新唐书选举志》），考试的科目与时间都不固定，春夏秋冬都有举行。比较著名和常见的有：直言极谏、贤良方正、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还有一些如：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县令科、文史兼优科、高蹈丘园科等等。应制科对策及第，高者授以美官，其次仅予出身。现任官吏也可应制科，而且可以一试再试。
制举科是“天子自诏”，有较隆重的待遇，考中及可释褐，名望也高于其他科目，因此颇为士人注重的，有进士及第后又再应制举，有明经及第后应制举，有现任职官应制举试的，而相反的情况却没有。如元和元年，白居易、元稹、独孤郁、沈传师等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白居易曾有官职，元稹为校书郎，独孤郁为监察御史、沈传师为前进士。那种认为完全在进士科之下的说法不尽准确。
制举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与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而主持者有时也通过策问有意引导应试者申述政见。
因为这个原因，制举试往往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唐代制举名义上是天子廷试，但实际上还是有关主考官门实际操作的。马端临曾评论道：
“既曰制科，则天子亲策之，亲揽之，升黜之权，当一出于上。……唐之制科，则全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儒以直言忤权幸，则考官坐其累，而刘贲所陈，尤为忠愤鲠直，则自宰相以下，皆不敢为之明白，虽是当时阉宦之势可畏，亦由素无亲揽之事，故此辈得以劫制衡鉴之人也。”
常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常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重要，玄宗以后，进士科渐渐占据极重要的地位。
明经科主要试贴经。重点在于记诵经书的能力，较易应付。进士科在隋时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高宗末又加试贴经、杂文（最初是指箴、铭、论、表之类），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并作为登第的主要标准。明法式律令，明算试《九章算术》、《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书，此三科录取专门人才，只在和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唐代应秀才科者极少，及第者亦屈指可数。
进士科：进士科及第极其艰难。每年举者少则八九百，多则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过十余人以至三十人左右。考试分上中下三等，中等以上为及第，下等即落第。由于一旦及第便可闻名士林，所以进士及第可比作“登龙门”，在士子心目中日趋重要。
唐代科举考试并不糊名。唐玄宗后以礼部侍即主试，若由其他官员主持，称“知贡举”。
科举及第后，文人享有特权。“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毗陵》）
隋及唐前期之科举制，曾起了抑制豪门、奖拔寒庶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举子趋附奔竞的恶习，并随着吏治的败坏而趋于严重。
常科每年举行。
举子的来源有二：生徒与乡贡。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叫生徒；“举迁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书选举志》）
乡贡：先由县一级考试，经过淘汰，选取若干名送到州、府；再经过考试、淘汰，选拔若干报到中央，然后会同生徒参加尚书省的有关机构的考试（前期是吏部考功司，开元后是礼部）。乡贡是唐代选拔官吏制度有别于过去时代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主要标志：一是凭成绩取舍；二是不分门第高下。
生徒：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三百人就学）、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律学、书学、算学。后三者为专门之学，地位较低。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东、西都国子监者，“深以为耻”。玄宗以后，随着社会的变迁，乡贡渐渐重于国学，乡贡入试者的比重亦大大超过国学，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乡贡的人数：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通典》）。开元时凡郡（州）三百二十八，县一千五百七十三，则每年的举子应最多不超过一千人，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根据傅璇琮的估计，正常年份的举子数目，当至少有二三千人。
州府试的内容：与礼部进士试相应，从开元起大抵分三场，即帖经、杂文（诗赋各一）及时务策五条。
士人举送的时间：十月或十一月，将州县考试合格者随贡物一起送京。八月举行乡饮酒礼。
士人不严格于本州贡送：自中唐起，士子不限于本州举送，而可以在别州应试而入举。在乡贡中，以京兆府及周边的同、华二州举送占据特殊地位。
举子到京后的活动：“麻衣如雪，满于九衢”。第一是到尚书省报到，结款（交纳文解和家状）通保，接受有关机构的资格审核；第二是于十一月在含元殿前见四方馆当直者，接受宣慰；第三是元日引见；第四是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像，并听学官讲经问难；第五是二月份参加礼部试（进士、明经等）。
参加考试，进士试三场：：一杂文（即诗赋）、二帖经、三策问。
放榜后：拜谢座主和参谒宰相。
宴集：主要是曲江宴、慈恩题名、杏园探花宴。
及第
贡士于礼部试通过，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的出身，尚不能正式入仕。礼部试及第后的举子，一般有三个去向：一是应制科，及第后可受官职；二是无论吏部是否合格，出就幕府；三是通过吏部试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