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教化为本的政治教育观
这也就是重视教育的“化人”作用，把它放在极高的地位上。即是把教育看作是实现“治道”的最重要的手段，化民成俗，在教化中实现人伦道德的终极追求。
《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论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案《论语》此意已见教材论述。
《管子·侈靡篇》：“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霭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然若皓月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贤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案管子此言教化之作用生动形象，指出政治与教育的目的其实同一，即化恶为贤。故政治与教育等同也。
《墨子·尚贤下》：“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勉以教人。”
《墨子·天志中》：“天之意……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案墨子意在指出教人之大，为天意一端。此言孰谓不大？！
《孟子·尽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者民畏之，善教者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人心。”
《荀子·儒效》：“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惟学乎！”案此言教育可以化性去伪，而使本恶之人性向善也。故荀子极重学，有劝学一篇。强调教育与学习可以“习俗移志，安久移质”。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案率性即循性也，修道为教，是极言教之可以修道也。此犹言教育乃求道之必径而不可或缺，是此三段论之一环。
《礼记·学记》：“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案《礼记》出于战国，其大学一篇，已极言教育之目的与内容，而此言拈出“化民成俗”在于“学”，可见教育与治道之关系。
董仲舒《春秋繁露》：“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举贤良对策》）“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精华）此言教，即教化，即所谓大教育观念也。此观念亦即教材所谓以教育为社会系统中之一环，教育问题亦即社会政治问题也。又曰：“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于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举贤良对策）
凡此种种，不能具列。要之，中国以教化为政，以形名为辅，虽具体实践不免所谓外儒内法，但基本精神则仍以儒家伦理教化为主。所谓教化，即以教育化民为政治之内容与目的，视教育为国、民之本，为治道之手段。是实现人伦道德终极目标的唯一理想方式。从此出发，故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以道德教育为根本。
二是以德为本的德智统一观。
（教材在这一点上多有矛盾。实际上，教材所指出的所谓德智并重“对立统一”，其实并不是主流。不过在此我们还是承认教材的观点，但“以德为本”的主导地位则不容忽视）
关于此，《礼记·大学》已经说得极为清楚。而《尚书·舜典》言契敷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完全是道德教育。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以仁、礼为先，极重道德人伦的教育内容。他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完全是通过具体的教育实践表现出来，为后世万代立则。
《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是明确说明教育以如何“做人”为旨归。
《荀子》：“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朱熹在跋其白鹿洞书院学规中，详细论证了这一思想：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既反是矣。”
二是以德为本的德智统一观
关于此，《礼记·大学》已经说得极为清楚。而《尚书·舜典》言契敷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完全是道德教育。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以仁、礼为先，极重道德人伦的教育内容。他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完全是通过具体的教育实践表现出来，为后世万代立则。
《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是明确说明教育以如何“做人”为旨归。
《荀子》：“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朱熹在跋其白鹿洞书院学规中，详细论证了这一思想：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既反是矣。”
三是自省为本的注重内在观
自得
《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二程粹言》卷二：“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闻见。”
《二程遗书》卷十七：“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
《二程遗书·语录》：“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
王守仁：“君子之学务在己而已。”（全书卷六答友人书）
自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
自反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学记）
慎独
梁溯溟氏认为这些是“一面极力避免宗教之迷信与独断，而一面务为理性之启发”。他又说：“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瑞信赖其他。这是何等精神！人类便再进步一万年，怕亦不能超过罢。” 梁氏此意，在于说明中国文化以道德代宗教的特色，也就是教材所说的：“中国古代教育不是罪感教育，而乐感教育；不需要依靠宗教信仰和祈祷，不主张离开社会和家庭，而是强调在学校、家庭及日常生活中积累道德善行，加强自我修养，即此岸即彼岸，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种教育思想在禅宗那里发挥到极致，而明王守仁则继承了南宋陆学和禅学的精髓，总结出一套系统的教育内在观念。王守仁认为万事万物都在内心之中，不承认有客观存在之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 。所以“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弊，习为之害，故与弊与害，而明复，非自外得也。” ，教育的目的就是“明人伦”。这一教育思想建立在其“致良知”的学说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