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陈小蘩、蒋蓝、袁勇、陈亚平
——陈小蘩、蒋蓝、袁勇、陈亚平成都对话录
时间：2002年1月2日下午
地点：成都少城陈小蘩住宅。
袁勇：我先谈点粗略的印象。在《非非》几大元老形散神非之后，《非非》能出2000和2001年卷，已经是惊天之功了。当2001年卷拿到我手里的时候，我首先感到了如铁般沉重的份量。这不是一篇理论或者诗歌文本能给我的份量，而是一种不灭的精神——非非精神！中国的诗歌精神必须经受得住太多的磨难和痛苦，才有可能达到它要达到的目的。关于非非所经历的一切，在“非非访谈录”《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和《八十年代民间思想运动回顾》中均有真实的体现。
在《非非》2001年卷“非非经典”中，首发作品是陈亚平的《诗歌白皮书》。这是近几年来在国内不可多见的“诗歌式综合文本”实验范本，除集中鲜明地在诗歌文本形式上大力尝试外，同时还把观察的深度和感悟的敏感度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用诗歌快捷思维的刀刃对中国当下诗坛泥沙俱存的表象作了庖丁解牛式的剖析，呈现出非非开卷之作的大气和霸气。季发之作是非非女诗人陈小蘩的大型组诗《精神镜像》，“精神”是看得见摸得着嗅得到的实物，前提是必须拥有诗人提供给你的非常之“镜”。《精神镜像》呈现了女诗人过往生存的精神实感，同时试图对未知的精神景况的大致流向有个较为准确的预见，整篇《精神镜像》在细腻入微的倾述中全力揭示出中国世纪之交前后十多年一个诗人的精神梦想、裂变、繁衍和向终极无限逼近的每个过程，体现了早些年我曾说过的“诗是生命的抵达”、“诗与生命同速”的内涵，其实，在女诗人的诗里，还预示着另一种可能，诗完全可能完成对生命的超越。《精神镜像》体现了《非非》对生命之诗的又一种深度和高度。关于另一篇重要的文本《遁词》我已有专文论说。在《非非风度》和《非非左冀》中，凸显了非非主力军和生力阵容的不变追求和红色锋刃。在《非非诗人研究》中，这些批评文本都是客观、深入、明晰，具有反功利的大家风范之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伦佐的《穿过重重阴霾而呼啸的生命之箭》一文，是弥足珍贵的诗歌文化资料，它以诗的激情回顾了非非文化革命的血色征途。
陈小蘩： 翻开《非非》2001卷，可以看到非非诗人们正是通过“非非叙事”、“非非动词”展开，对汉语言的重组、打散，不断地再建，滋生出语言表面、表层意义之后的更深层次的意义。通过这种深层次的语言呈现，使得汉语言内在的力量在动词地不断变化，词语表层的逻辑组合不断被破坏和重建中显象和通往汉语内在的更深层逻辑。进入汉语言深层的自由建构，最大可能的呈现汉语言最内在最丰富的可能性。
诗人以他个性化的语言方式存在于诗歌文本里。语言是他或她外显的气质。个性化、独特的语言方式是他作为诗人存在的必要条件。
我对语言有一种来自女性的感悟，中国的汉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它不断地被打散、重组、再建，展示着语言的无穷魅力，灵动地、优美地，或者真实、甚至血腥地，它让你魂牵梦绕、无法抗拒。我始终寻求语言卓越不俗、与众不同的构成效果，着迷于语言的各种不同呈现方式。
蒋蓝：非非一直是以动词的态势出现的。现在，动词的非非已经超越了早期着重强调反词的初衷，因为早期的被动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诗写者多是在体制流行语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开始逆动的，这就构成了误解的条件。而且，逆动的声音也很容易被流行语消解，甚至异化。
动词的学养基础是反词，后者就像宋江在墙壁上题写的诗句，不同在于非非的反词是清醒时分的自觉词汇。现在，动词进一步呼唤来自批判的锐利和价值的对建，它对弱力和弱智的词性进行了加固和改造，对尖锐的词锋心醉神迷，并直至进行价值重构。这个“持续用力”的过程，在周伦佑等诗人的笔下，显示了勇士在兵器上传输体温和寄托之后意识成型的痕迹：
那就是石头——煤核——水晶的转喻；
那就是玻璃——刀锋——血槽的升跃；
那就是对黑夜——光芒——黑暗的锲入；
那就是失明——光明——自明的嬗变；
那就是速度——飞翔——大鸟的君临和俯视；
那就是面对的诗歌敌人——语言敌人——无物之阵的非非思想！
词的质地被反复打造，并被书写者注入血性的精神之后，词就不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透明了，它甚至是元色调的，用周伦佑的话来说就是，光不能被光照亮。反之，黑同样不会被黑洞穿。它保有纯粹。光不过是黑的一种表现形态。非非的颜色是通过文字的反射来完成的，它有些像一个不太讲道理的汉子，推开了自己影响内外的纸花和垃圾，突然被一束未知的树根钉穿脑髓和身体，根须在吸足养料后，一味地展开血的词语地图。与其说非非是被根所统摄，不如说是它们不期而然地合谋！
在思想和文体两个向度上，非非的动词就像“虫洞”一样打穿了其中的壁垒。它在壁垒的锋刃上从事惊险的句法转换。
陈亚平：“动词的非非”与其说是对后非非时代的概括，不如说是对非非写作性质的准确把握。而作为“汉语言”的自己，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动词，它跳跃、突然、机动而智慧，有子弹般的穿透力和杀伤力。我在写《诗歌白皮书》的过程中，当时就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在非非的文体建设上跨出了一个大步，这个步幅决定了我的行走方式和方向。
非非从来没有放弃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关照写作。要实现对汉语言的自觉，就一定不能像一些口语诗那样回避深度，而所有深度总是需要语言来实现的，能够“优美地呈现”深度才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可以实现的状态。
我的“汉语言”是行走的，不夸张地说是独行侠式的，我相信这些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人们对非非的一些误会。
蒋蓝：就近20年的书写历史来看，非非主义基本上是以动词的身份来实现自己内心元价值的，这种情况虽然一度中断，但在2000年前后，经过整合之后的非非继续在词性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它在诗、理论、批评、随笔方向的出击，显示出更为完整的形象，如同一个动词在纸面上的连续弹跳。
作为非非同人的后学，这也使得我在很长时间内以旁观者的身份注视着它的变异。轨迹是清晰而深刻的，它在用高分贝的叫声集合世人的目光后，接下来的动作都是松脂一般的，突然、透明，然后粘稠，在些微的光芒中展示黑色沉着的力量，好像这光来自那些沉淀物质。汉学家顾彬教授在《预言家的终结》一文里，高度评价了非非“反集权”的指向及其文本价值，但这一好评未必准确。这主要是得力于诗人周伦佑的天才贡献，他的努力使得一些人获得了“误会的掌声”，但是我相信非非后期的诗人们正在把这些掌声变得名实相符。
也就是说，诗歌的非非正在演变为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非非。这也是作为动词的非非的情貌。
袁勇：我是这样理解的：语言方式的存在是人存在的一部分。语言是有机的，是可以被语言自身超越的，语言是有生命的，语言可以和人的生命同速，甚至还能超越人的生命。因为语言无处不在，无处不可以延伸。人一旦接触和学习会语言之后，人就成为了语言的载体，人也就以语言的方式存在着。从某种角度上说，语言既是人存在的方式和原因，同时又是人存在的过程和目的。人的世俗尊严就是话语权，这也是中国近十年来诗歌圈子争斗不息的原因。作为“汉语言”存在的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在变构和超越语言自身的同时，完成语言的人类使命，找回语言的灵魂，提升语言的精神。在语言中闪光直到死为止！这就是诗人的宗旨。也是后非非写作的信念。
袁勇：我认为二十一世纪非非写作的个人化创作路线应该扎根本土并遵循人类社会大生存的原则。在本世纪前十年，我个人拟就中国目前的生存状态和现时价值与未来新价值之间的冲突通过诗歌的手段做些严肃的尝试，这当然就得拒绝一些目前所谓的圈子之争，同时在诗歌创作上摒弃一切肤浅和愚妄的功利目的，在后非非写作和非非式的21世纪诗歌写作中作出最大的努力。不仅如此，在适当的时候，还必须对当下诗歌界的现状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批评，把个人的话语权和裁判权使用干净，这是自己对诗歌的一种创作和消费责任。
蒋蓝：自八九事件之后，中国的写作状况是令人丧气的，这中断了先锋文学与世界接轨的步骤。犹如一层折光的水，到了它沉淀为石头的时候。时间是一个更为阔大的平台，蛰伏中的非非同样难以摆脱这一格局。
非非并不是一个风格接近的同仁式的写作模式，它的成员之间存在巨大的特征差异，这种因为某种偶然而形成的差异恰恰是非非有别于一般流派特征的有趣地方。这无论是在早期非非诗人还是后非非时期的诗人身上，都可以得到验证。我想，也许正是这样的差异，才构成了非非巨大的张力和剪力。因为绝大多数非非成员相信这样的价值圭臬：那就是以红色写作为基本尺度，从而展开纯粹个人化的叙述。
陈小蘩：21世纪写作应该回到为人本身的写作，这不是那些停留在表面的、片断的、支离破碎的事件与事件的衔接上的，浅薄、急功近利、庸俗化的写作，而是充满着对“人”深切的关怀和深深的爱意，挖掘开启着人内在的、神圣永恒具有人性光芒的那一面，照亮这片太深太深的黑暗，照亮每一个在黑暗中没有放弃，还在前进的“人”。
重建诗歌的神圣化。诗歌的神圣化也就是重塑大写的“人”的概念。
非非写作在完成了前期的解构后，继续非非，开始了更具有后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和诗学意义上的建构。后非非写作从多个视角展开、指向、覆盖社会、生活和人心的各个层面，重塑时代精神；再次将人的意义完整化。
后非非写作是一个群体的写作，它首先是独立的、每个个体充满灵性和智慧的写作；同时它具有共同的指向性，如同周伦佑所说的：要对西方的权利中心话语作彻底地解构，彻底摆脱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观念，建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原创性体系。
陈亚平：在某种程度上说，21世纪写作的高音部必然要由后非非来完成。这话是不是有些刺耳？但是，当下还有哪一个写作流派是关怀现实的？是不妥协的？是在思想、文体向度上持续拓进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在《预言家的终结》一文里，评价了非非的反集权倾向，我认为顾彬这个界定不太完备，反集权并不是非非的终极，这是在非非前进道路上必然要采取的步骤，非非们的写作是要建立全新的价值体系，而它的个人化写作与此是合一的。
袁勇：非非主义精神包含三个意思：一是它的革命性，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彻底解构；然后是它的变构意识，即从语言变构到价值变构到红色写作和21世纪写作，最终达成对传统文化与价值的变构；最后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对认同非非主义精神的人和诗，一概采取包容的态度。非非不是一个固定的圈子，它是一个不断强势延伸的开放体和包容体。（见2001《非非》“非非主义流派专号”周伦佑接受《亚太时报》肖芸女士采访谈话——《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一文。）我认为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界各路江湖好汉们齐头并进、各种诗歌审美和诗歌价值不断丰富和呈现，虽然给中国诗歌界带来了多元共存的格局，但是，中国90年代的诗歌界又确实是一个充满江湖涡流和纸上抽象符号虚弱无力的低能时代，在人类情感沉沦、理想价值沉沦的“废墟时代”，中国需要的不是文化符号类的抽象诗歌，而是能给人灵魂以震撼类的拯救性诗歌。中国永远需要北岛似的诗歌英雄。所以，经过了中国诗歌界十年“死水微澜”之后，以坚持红色写作和21世纪写作的非非主义又挺立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高地举起了非非主义的大旗。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非非主义精神给中国的诗歌带来了再次腾飞的现实契机。
袁勇：中国近十年来的诗歌格局的确是多元并存和鱼龙混杂的。圈子现象非常普遍。比如“他们”、“知识分子写作”、“民间派”、“北大诗歌情结”、“下半身”等等。这是体制内诗歌衰落的必然结果。因为中国的诗歌读者对体制内的诗歌从上世纪初就感到了烦腻，所以个人化写作和圈子写作就同气连枝鹤起江湖。这同时也证明了中国近十年来的文化格局，已经从体制内的传统主流文化开始日渐转向，主流文化被中国的诗人们逐个肢解，分割成了一块块的“文化块垒”。俗话说“久合必分，久分必合”。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坛恰好就处于“久合必分”的阶段。杂嚣了十年的中国诗坛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又到了新的“合流”时期，就看谁有这个机缘。诗歌每次高峰的来临决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圈子能左右的了的，但总会有新的主流。从这点上说，我对“非非主义”的“后非非写作”很有信心！
蒋蓝：非非的写作是一种使命，那就是承担的使命。它承担着对御用写作、帮闲写作、下半身等等写作的清理和打扫。既定的格局在由无视非非存在发展到不得不留出非非的位置，但非非并没有对此抱以好感。因为它完全不屑于这种“招安”的仪式，自然不会勇做格局的良民。
非非是强势文化的表率，被格局压制几乎是宿命式的，它已经习惯于在锋刃上行走和舞蹈了。“非非格局”实际上是与真正的传统文化贯通的，那就是在思想上切入的、不妥协的、复仇的精神；在写作上透明的、动词的弹跳！
陈亚平：国内诗歌格局早已经出现颓势。早期非非的部分口语化写作是对非非主义 精神的背离，近20年的历史证明，以周伦佑为代表的“非非大格局”在后非非时期得到了越来越多成员的认同。非非是以自己的大格局来打破、改善大文化格局的，它不仅仅是诗歌的非非，而是文学和文化的非非。
陈小蘩： 21世纪，诗歌界乃至文化界、整个思想界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新的开端， 世界末日的预言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束自行终结，对人性在末日来临时的怅惶、绝望，恐惧和由之引发的各种混乱、末日情结，诗歌界乃至整个思想界都开始清理、打扫和重建，从不同的层面、领域展开从无到有的开元性建构。新的文化格局、诗歌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建立现代汉语写作和汉语批评的原创性体系是对汉语深层次的开启、随着这一体系的逐渐显现，它将迎来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三次高潮。以胡适的《尝试集》为标志的第一次高潮，开始了现代白话诗对格律诗的革命，奠定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表层结构。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引发了现代诗的第二次高潮。这次高潮在80年代尤为壮观，泥沙之下，金石俱在。在经历了这次宏大的诗歌实验运动后，其中一些诗人从此销声匿迹；还有些诗人靠写一些酒、肉、性“诗”在诗坛残留；能在诗歌史上留下痕迹的诗不多。但90年代也有一些真诗人们以个人写作承担着时代的阵痛、汉语的阵痛，他们的目光洞察着汉语语境场内的一切可能，他们充满激情地致力于现代汉语深层次的开启、探索、实验；致力于建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原创性体系。这些诗人们相互吸引，逐渐汇聚、形成21世纪写作的中坚。经过十年的蓄势待发，中国第三次诗歌高潮来临的条件已经具备。“二十一世纪”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界，将成为第三次诗歌高潮在时空向度上的重要标志；新的诗歌格局逐渐形成，非非以它2000、2001卷所呈现的实力，不容置疑的在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
蒋蓝：我的写作生涯并不长，值得述说的重大事件不多。1995年前后，尚仲敏、周伦佑对我的写作可谓影响深远。那时，尚仲敏与我经常见面，但后来他在生意场中逶迤横斜，直至从我的关切里消失了。我要见到他，必须爬24层楼，他在一家云雾缭绕的茶坊里，斜靠在牌桌边高起高打。
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具有一种强迫性，所以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体制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
在这样的层面上，非非只是局部地认同这种对立。因为当代汉语写作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叙事，有的多半是呓语，甚至企图以私人叙事混入宏大叙事当中，近而渴望成为主旋律的声部。况且，那些提倡私人写作的人，把生计流水帐和隐私的工笔细节作为对私人叙事的进入，并把它和写作混为一谈，都是非常糊涂的。
单单从社会中孤立出一个个体，他在使用密写墨水记录变天帐，固然是“私人行动”，但他的声音一当发出就不再是私人意义上的了，他有被专政的可能。就是说，没有私人的写作，写作都是社会性的，我固执地认为写作甚至还带有阶级性。如果有私人的叙事，那一定是声音被环境接纳之后的后果。
以我的私见，非非的动词既有私人叙事的成分，也蕴涵了非非们毫不隐晦的对“非非叙事”的追求，这在陈亚平、陈小蘩、袁勇等诗人的创作当中，已经显出对“非非叙事”的自觉意识。这种言说是一体化的，就在于非非没有借助任何意识形态的外力，它以硬光打开了现代汉语之门，在版图上留下了它腐蚀的花纹。这凸现出了“非非叙事”的内核——在对宏词进行大清洗的同时，以自己的动词确立非非跟精英文化的承载关系、超越关系。与其说非非是在反抗集权体制，不如说非非是在反抗宏词对写作使命的压迫。非非用自己的动词置换了宏词的位置，它跌宕而行的道路上，展开的是“非非叙事”的折页。
陈亚平：我同意你的说法。“非非叙事”避免了一种极度个人化情绪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有绝对的参与性质。非非的写作就是承担。我从你的《黑暗之书》里，读到了一种“沉重之中的透亮”，这难道不是承担一种个人转型吗？
“非非叙事”的命名并非某种文学游戏，而是真正的对生命体认的关照。
我写作中的重大事件，应该说，是在1986年在杨黎家里与周伦佑、周伦佐等人的相识，这不但决定了我后来的写作命运，也促成了《非非》第二卷的顺利出版，这一切仿佛就是天意。
袁勇：在1992年停笔之前，我个人前期生命阶段完成了一件事：在阆中文联（体制内）坚持主编当时中国民间具有先锋意识（体制外意识）的诗歌刊物：《诗研究》、《阆苑》、《地铁》、《诗歌创作与研究》。只要是80年代写诗的人，多少都知道这么一份刊物。1992年停笔的真正原因我一直没有找到，直到2001年加盟非非重新拿起笔来的时候，我才明白从1992年到2001年这整整的十年中，我虽然沦入尘嚣，但我的灵魂深处却在实践和经历着“红色体验”。所以红色写作对我来说似乎是与我的生存早就合盟好了的。看来，2001年的冬季与周伦佑的会面也是一种诗歌的宿命。现在我坚信这样一个理念：诗歌是让卑微的灵魂得以强大的唯一条件！诗歌是后回归时代的文化革命！诗歌是解除人类苦难生存的大文化！中国诗歌处在“非非”状态中这么多年了，如今我要重头再来！
陈小蘩：我写作中的大事记，可以追溯到1983年认识四川诗歌三剑客：周伦佑、廖亦武、黎正光。1984年参加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当时成都作为全国诗歌的轴心，各种诗歌和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周伦佑、周伦佐兄弟和欧阳江河在成都的各大学讲学，四川的诗人们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诗会，探讨、争论诗歌创作问题，这一切都无疑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青年们。1985年在杨黎家中见到周伦佑,他正在筹划非非。伦佑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人,有他在场的聚会,他始终是话语的中心,他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力、还有他诗人的热情都极大地影响了非非的同仁们，在我印象中，伦佑和蓝马都是办事很认真的人，正因为有伦佑的这种务实的精神，《非非》才得以在当时那样艰难的环境下，一期期问世。在非非的旗帜下，我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橡皮猎人》、《月亮高度》。1989年后，我诗歌的触角开始触及当下现实，从“我”逐渐到“你”，关注当下，承担生命的重和疼痛，我的组诗三部《在水中》正是个人锥心之痛的经历与现实的同构。应该说凡有良知的诗人在时代的震痛中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内心历程，这在90年代的诗歌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认知、思考，以及觉悟、批判。从1999年到2000年，非非以2000和2001年卷完成了向后非非的转型，非非集聚了当今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一群诗人，他们视非非写作为“大写作”，即融入当下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和诗歌的包容写作。非非是穿越现实的阴霾通往未知、可以把握和无法把握的全然开端。
袁勇：口语诗的提出主要是针对“伪知识写作”，也是反文化、反崇高、反修辞的一个体现。从这一点上来说与非非的写作原则是吻合的。但口语诗只停留在纯粹口水话语上却是背其初衷的。非非不反对口语入诗，非非所倡导的写作转换：白色写作——红色写作——21世纪写作，其实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真正价值。口语写作一个宗旨就是诗歌的价值革命。优秀的口语完全能体现生命个体对良知的认定、对当下现实的苦难的关怀和对整个人类的终极命运的思考。从当下的口语诗歌文本来看，所谓的口语写作完全脱离了“深入骨头与制度”的价值观，口语被自己吐出的泡沫所淹没和溺毙。
蒋蓝：从近20年的历史来看，非非肯定不是走的口语化道路，尽管以前个别非非诗人以口语写作赢得了不少掌声，但这自然不能替代非非的群体特征。非非诗歌的基调是书面的动词进行时态。
从根本上说，体制是很欣赏下半部动作的，我在一本叫《上半部·下半部》的近著里就说过。体制既然对美女经济可以认可，其实也认可了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和艺术形式，它们都是从体制石榴裙下伸出的或者希望插进去的小脚。
袁勇：人们在对口语的理解上就误中了一个圈套：即认为口语诗歌就是非诗性、诗意、诗味之口水！甚至有人认为，越口水越好！我认为，口语诗歌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审美趋向或者说一种审美趣味。汉语只有一种，诗歌的原则只有一条：具有诗性、诗意和诗味的，才能称为诗！那些中了口语圈套的人总是走向狭隘的偏激：所谓的口语就是日常的生活语（吃喝拉撒），口语诗就是不讲诗性、诗意和诗味的诗。偏激可以，但是不能狭隘！试想，如果口语诗歌不讲诗性、诗意和诗味，那同老百姓的日常言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说：口语诗歌其实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具有高级综合知识能力的能够表达常人不能表达的诗性、诗意和诗味的诗歌。口语诗歌是一种尖端知识性写作：它所要做的是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从来没有人发现的诗性、诗意和诗味。它不是靠华丽或者智性的语言来言说，不是靠修饰性的用词或者各类传统的艺术性修辞来表达和完成诗性、诗意和诗味。口语诗歌对诗性、诗意和诗味的表达和完成靠的是“口语结构”——即一种能产生诗性、诗意和诗味的语言整体搭配。换句话说，口语之所以成为诗歌，在于其结构产生的诗性、诗意和诗味。
我在这里所强调的口语价值，与现在成天在网上抛出的“下半身”写作也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别。“下半身”也是口语写作，但当我读到沈浩波的一首《朋友妻》之后，我就知道了“下半身”写作是根本没有“美德”（非道德）和“良知”（非良心）的写作，是注定要受时代唾骂并抛弃的口语垃圾。纵观现在的口语诗，（特别是在下半身那里），手淫的有之，口交的有之，包括目前几大网站对女诗人赵丽华的口语诗歌讨论中，我也看不到多少有内涵和有时代精神特征的口语诗歌。当前的口语诗歌存在的致命通病：沦于纯粹的口水！甚至越是无聊越好，对口语诗歌的亵渎到如此，能不叫人哀叹？产生这样的结果，其主要原因还是一个素质问题。前面我说过，当人们急于拨乱反正的同时他们往往矫枉过正，最终走向很狭隘的偏激。这种误中口语圈套的人还来不及对所谓的口语进行认真思索就随着网络诗歌的泥流涌进而身陷其中，什么是口语，口语诗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根本还不明所以。更可恶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想利用人们对口语的无知，而不择手段地诱导人们盲目推崇口语诗歌，以达到他们的功利目的。因为，当诗坛上到处都流着浑浊的口水的时候，他们就是口语的老大，就是一代口语大师。
陈亚平：口语文学是偷懒文学，它惧怕深度，就像体制惧怕思想深度和艺术深度。口语在接触现实方面，为自己的弱力找到了很好的遁词，是上个世纪美国口语诗的翻版。
陈小蘩：其实口语写作并不是当今诗坛某些人的原创。不同时代，我们都能找到这个时代语言背景下优秀的口语诗。唐代陈子昂在幽洲台上“念天地之幽幽，独怅然而泣下”，李白言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都是非常优秀的口语诗，脱口而出、浑然天成，充满诗性与智慧之光，迄今大家都还能朗朗吟诵。口语诗真切、鲜活、明晰，充满生气，古今中外的前辈诗人中，不乏口语写作的高手、圣手，他们不着痕迹地使所处时代的口语诗性地进入诗歌。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大背景下，口语诗能写到这个份上，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应当澄清的是：口语诗并不是缺少诗性的口水写作，不能将口语诗写作等同于低级化、琐碎化、平庸化的写作。
陈亚平：对！非非的写作是以语言的技术性、思想的深刻性而存在的，我坚信这一点，即无论时代如何后现代，一个回避了深度的写作，注定是死路一条。
陈小蘩：应该强调非非诗歌与当下口语诗的区别是直指精神向度的。21世纪的非非写作，拒绝平庸、拒绝媚俗、拒绝下半身写作。诗歌不能回避当下，回避人类普遍的困境，只能深入到其中，焦虑、关注、思考和承担。诗歌以其最精粹的言说照亮时代，诗歌永远张扬人性的、永恒的东西。
蒋蓝：口语进入文学本来是很自然的，但口语小说、口语诗等等写作显示出了一种刻意的动机。口语写作绝不只是对当下生活方式的一种语言上的理解，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来就是血肉相连的，口语写作实际上体现了后集权时代的“兼容并包”——在权力话语的控制场中，主流话语自然是横行无忌的，而刻意为之的口语写作就跟目前的社区文化（就是前集权时代的社会主义大院）、广场文化（就是前集权时代的大集会）一样，与公路边上连成一串的太极拳演练者一起，作为一种消解思想、消解深度、投入体制大合唱的模式，已经得到了目前国家环境的大范围支持和褒扬。因此，口语写作是反动于写作的，它自然有它的生存环境，我们可以理解口语写作者认识上的、很现实的甚至不可告人的苦衷，但我们要揭示其掩藏的动机。
陈亚平：唯口语可能不仅是一种写作现象，而更可能是与个人的口语天生性有关的一种身体现象，在加上融合了后天的、外来的（如美国当代具体派口语诗）因素。有些人生下来其思维、表达就天生接近口语，因为它简单、不动脑筋，所以唯口语诗人几乎是年轻人（个别除外），而且唯口语诗从90年代初到现在，恰恰与我们的时代特征相吻合，即简单、快捷、消肿、轻松。现在我们有些批评标准面对唯口语诗是否很难辩别，甚至是人误认为“非非”就是唯口语，难道周伦佑的《变形蛋》、陈亚平的《诗人公社》、陈小蘩的《精神镜象》、蒋蓝的《金属上的蚂蚁》、孟原的《小镇》等诗作也是吗？随便说话的唯口语肯定不是诗，唯口语混淆了正常用语与诗性语言的本质区别，目的在于替自己的无才找依托。其实，普通百姓对诗性东西和唯口语间有本能的鉴别，这些来自身体内部的直感：唯口语无论从那个方面讲都不是诗性意义的表达，仅仅是发音的游戏，这就是平面化写作，到了21世纪这种唯口语写作，肯定不能标志艺术的发展方向。
蒋蓝：非非其实就是一个黑客，却拒绝了黑客的面罩，支离破碎的汉语写作领域是完全缺乏作秀条件的，惟有踏踏实实地进行价值建设，才是最本质的工作。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在近几年写作界热闹的名声争吵中，非非从来就是甘于缺席的，就连于坚等人对“红色写作”的荒谬指责，非非也未置一词。
也就是说，不存在民间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一说，只有御用写作与体制外写作的对峙。
陈小蘩：从西伯尼亚吹来的风有着刀锋的锐利和血冷却后的黑腥，那是俄罗斯一代诗人的良心在与铁幕对峙、撞击下发出的声音，这风吹到中国似乎有些变味。非非一开始就不介入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之争，非非坚持在语言的刀刃上挺行，验证生命所能承受限度，听任血浸出,聍听黑暗深处的呻吟和痛,以非非写作承担这个时代的阵痛。在语言的刀刃上舔血而行，考验写作所能抵达的深层．
陈亚平：知识分子最大的使命就是承担，这是他们高扬的人文大旗上的一面。但知识分子写作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承担了什么？对当下后集权时代他们并没有发出明确的声音。他们绕道而行，这就是逃避。他们以一批“向大师致敬”的文本就赢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掌声，并获得了体制的很多奖励和回报，这就轻易删节了他们形式上的初衷。这些邀宠的细节，我在《诗歌白皮书》当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
袁勇：“红色写作”一说就我所知道的最早出自周伦佑1982年的《红色写作》一文，它的含义是要求诗歌写作从书本转向现实，从逃避转向介入，从模仿转向创造，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红色写作不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模仿移植，不是从艺术到艺术的偷渡和置换，不是抽象智慧。的确，在摆脱了闲适与模仿之后，中国诗人们已经到了必须用生命写出真正具有中国感受的现代诗。周伦佑在红色写作中一再强调“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提出写作本身就是行动和投入。而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则是在“盘锋会议”之后诗界内部的自我划分，它与“民间写作”想对抗。在我看来，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还有其它诸如学院派写作等）都是中国的诗人们惯有的耐不住寂寞的表现。试想，一个按照圈内认定的民间写作派的诗人就没有知识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堆“土大粪”么？同时，围绕这种划圈论战的还有关于“话语权”和“裁判权”的争执，这是什么年代，难道还是文化大革命么？这个时代，谁都有话语权和裁判权，文学艺术界的主流话语权和主流裁判权不是哪个人说谁有谁就有了的！所以这种画地为圈的内耗、内缩真是知识分子们的无聊之举。而红色写作绝不如此。因为红色写作不是划圈行动，不是种自留地的行动，红色写作首先在热爱艺术保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针对中国诗坛近十年来的“抽象智性”而提出的一种立场和精神取向，是一种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和行动，是对人类苦难的一种关爱、承受和牺牲。就算对所谓的划圈认同的话，那么，中国当下无论那种圈子的写作，都到了必须“红色写作”式的地步。我们必须当一个负有责任和使命感的诗人了，而绝不是仅仅只做个精通文化符号的字面匠人。因为生存到了需要诗人们拯救生命的时刻！
陈亚平：周伦佑的历史性贡献在于：他把握并完成了非非微妙的历史转型，这是他对非非的整体贡献，既反映了他的领袖的才能，又反映了作为诗歌英雄的本色。这个转型与其说是某种不得不为之的努力，其实更多的反映了文学史与非非之间的“感应”。经过整合之后的非非，人才济济，佳作迭出，读者从2000卷到2002卷当中完全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陈小蘩：在经历了前非非写作反文化、超文化、超语意，对语言彻底地解构、碎裂和亵渎后，后非非写作已进入“21世纪写作”这样一个崭新时期。21世纪非非写作的方向就是在对西方中心权利话语作彻底解构，彻底摆脱被动接受西方文化观念，建构汉语语境下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原创性体系．非非一开始就在做这样的准备，它始终在否定、肯定，肯定、否定中反复地变构，再造，可以说后非非是前非非的继承和延续，非非主义精神的旗帜始终高扬，但前非非重在一个“反”字，反一切原有的价值体系，打破一切固有的形态，结构．不破则不立．后非非致力于建立汉语语境下的元价值思想、体系和原创批评、原创诗歌。
“破”是痛快的，彻底的；“立”既是建构，从捣碎的废墟中站立起来，从无到有，这富有挑战性，难度显而易见．
袁勇：概略地说就是前非非写作注重的是反价值，而后非非写作注重的是新价值。反价值和新价值之间的关系用一句比较非非的话来说就是对“解构的结构”（刘畅语）：一个是消解、变构（重文化价值方面），一个是重建、新构（重现实介入方面）。这是非非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非非本身就是非非。非非的过程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和自我变构”的过程。再者，前面我已经说过，后非非写作又是中国近十年来中国诗歌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坚持在体制外进行先锋性写作，坚持继续对传统顽固文化的拒绝和消解，坚持深入骨头与制度的红色写作，坚持对人类精神苦难的现时描绘，坚持对非非诗学的无限期弘扬。
时间：2002年1月2日下午
地点：成都少城陈小蘩住宅。
袁勇：我先谈点粗略的印象。在《非非》几大元老形散神非之后，《非非》能出2000和2001年卷，已经是惊天之功了。当2001年卷拿到我手里的时候，我首先感到了如铁般沉重的份量。这不是一篇理论或者诗歌文本能给我的份量，而是一种不灭的精神——非非精神！中国的诗歌精神必须经受得住太多的磨难和痛苦，才有可能达到它要达到的目的。关于非非所经历的一切，在“非非访谈录”《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和《八十年代民间思想运动回顾》中均有真实的体现。
在《非非》2001年卷“非非经典”中，首发作品是陈亚平的《诗歌白皮书》。这是近几年来在国内不可多见的“诗歌式综合文本”实验范本，除集中鲜明地在诗歌文本形式上大力尝试外，同时还把观察的深度和感悟的敏感度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用诗歌快捷思维的刀刃对中国当下诗坛泥沙俱存的表象作了庖丁解牛式的剖析，呈现出非非开卷之作的大气和霸气。季发之作是非非女诗人陈小蘩的大型组诗《精神镜像》，“精神”是看得见摸得着嗅得到的实物，前提是必须拥有诗人提供给你的非常之“镜”。《精神镜像》呈现了女诗人过往生存的精神实感，同时试图对未知的精神景况的大致流向有个较为准确的预见，整篇《精神镜像》在细腻入微的倾述中全力揭示出中国世纪之交前后十多年一个诗人的精神梦想、裂变、繁衍和向终极无限逼近的每个过程，体现了早些年我曾说过的“诗是生命的抵达”、“诗与生命同速”的内涵，其实，在女诗人的诗里，还预示着另一种可能，诗完全可能完成对生命的超越。《精神镜像》体现了《非非》对生命之诗的又一种深度和高度。关于另一篇重要的文本《遁词》我已有专文论说。在《非非风度》和《非非左冀》中，凸显了非非主力军和生力阵容的不变追求和红色锋刃。在《非非诗人研究》中，这些批评文本都是客观、深入、明晰，具有反功利的大家风范之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伦佐的《穿过重重阴霾而呼啸的生命之箭》一文，是弥足珍贵的诗歌文化资料，它以诗的激情回顾了非非文化革命的血色征途。
陈小蘩： 翻开《非非》2001卷，可以看到非非诗人们正是通过“非非叙事”、“非非动词”展开，对汉语言的重组、打散，不断地再建，滋生出语言表面、表层意义之后的更深层次的意义。通过这种深层次的语言呈现，使得汉语言内在的力量在动词地不断变化，词语表层的逻辑组合不断被破坏和重建中显象和通往汉语内在的更深层逻辑。进入汉语言深层的自由建构，最大可能的呈现汉语言最内在最丰富的可能性。
诗人以他个性化的语言方式存在于诗歌文本里。语言是他或她外显的气质。个性化、独特的语言方式是他作为诗人存在的必要条件。
我对语言有一种来自女性的感悟，中国的汉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它不断地被打散、重组、再建，展示着语言的无穷魅力，灵动地、优美地，或者真实、甚至血腥地，它让你魂牵梦绕、无法抗拒。我始终寻求语言卓越不俗、与众不同的构成效果，着迷于语言的各种不同呈现方式。
蒋蓝：非非一直是以动词的态势出现的。现在，动词的非非已经超越了早期着重强调反词的初衷，因为早期的被动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诗写者多是在体制流行语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开始逆动的，这就构成了误解的条件。而且，逆动的声音也很容易被流行语消解，甚至异化。
动词的学养基础是反词，后者就像宋江在墙壁上题写的诗句，不同在于非非的反词是清醒时分的自觉词汇。现在，动词进一步呼唤来自批判的锐利和价值的对建，它对弱力和弱智的词性进行了加固和改造，对尖锐的词锋心醉神迷，并直至进行价值重构。这个“持续用力”的过程，在周伦佑等诗人的笔下，显示了勇士在兵器上传输体温和寄托之后意识成型的痕迹：
那就是石头——煤核——水晶的转喻；
那就是玻璃——刀锋——血槽的升跃；
那就是对黑夜——光芒——黑暗的锲入；
那就是失明——光明——自明的嬗变；
那就是速度——飞翔——大鸟的君临和俯视；
那就是面对的诗歌敌人——语言敌人——无物之阵的非非思想！
词的质地被反复打造，并被书写者注入血性的精神之后，词就不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透明了，它甚至是元色调的，用周伦佑的话来说就是，光不能被光照亮。反之，黑同样不会被黑洞穿。它保有纯粹。光不过是黑的一种表现形态。非非的颜色是通过文字的反射来完成的，它有些像一个不太讲道理的汉子，推开了自己影响内外的纸花和垃圾，突然被一束未知的树根钉穿脑髓和身体，根须在吸足养料后，一味地展开血的词语地图。与其说非非是被根所统摄，不如说是它们不期而然地合谋！
在思想和文体两个向度上，非非的动词就像“虫洞”一样打穿了其中的壁垒。它在壁垒的锋刃上从事惊险的句法转换。
陈亚平：“动词的非非”与其说是对后非非时代的概括，不如说是对非非写作性质的准确把握。而作为“汉语言”的自己，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动词，它跳跃、突然、机动而智慧，有子弹般的穿透力和杀伤力。我在写《诗歌白皮书》的过程中，当时就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在非非的文体建设上跨出了一个大步，这个步幅决定了我的行走方式和方向。
非非从来没有放弃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关照写作。要实现对汉语言的自觉，就一定不能像一些口语诗那样回避深度，而所有深度总是需要语言来实现的，能够“优美地呈现”深度才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可以实现的状态。
我的“汉语言”是行走的，不夸张地说是独行侠式的，我相信这些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人们对非非的一些误会。
蒋蓝：就近20年的书写历史来看，非非主义基本上是以动词的身份来实现自己内心元价值的，这种情况虽然一度中断，但在2000年前后，经过整合之后的非非继续在词性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它在诗、理论、批评、随笔方向的出击，显示出更为完整的形象，如同一个动词在纸面上的连续弹跳。
作为非非同人的后学，这也使得我在很长时间内以旁观者的身份注视着它的变异。轨迹是清晰而深刻的，它在用高分贝的叫声集合世人的目光后，接下来的动作都是松脂一般的，突然、透明，然后粘稠，在些微的光芒中展示黑色沉着的力量，好像这光来自那些沉淀物质。汉学家顾彬教授在《预言家的终结》一文里，高度评价了非非“反集权”的指向及其文本价值，但这一好评未必准确。这主要是得力于诗人周伦佑的天才贡献，他的努力使得一些人获得了“误会的掌声”，但是我相信非非后期的诗人们正在把这些掌声变得名实相符。
也就是说，诗歌的非非正在演变为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非非。这也是作为动词的非非的情貌。
袁勇：我是这样理解的：语言方式的存在是人存在的一部分。语言是有机的，是可以被语言自身超越的，语言是有生命的，语言可以和人的生命同速，甚至还能超越人的生命。因为语言无处不在，无处不可以延伸。人一旦接触和学习会语言之后，人就成为了语言的载体，人也就以语言的方式存在着。从某种角度上说，语言既是人存在的方式和原因，同时又是人存在的过程和目的。人的世俗尊严就是话语权，这也是中国近十年来诗歌圈子争斗不息的原因。作为“汉语言”存在的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在变构和超越语言自身的同时，完成语言的人类使命，找回语言的灵魂，提升语言的精神。在语言中闪光直到死为止！这就是诗人的宗旨。也是后非非写作的信念。
袁勇：我认为二十一世纪非非写作的个人化创作路线应该扎根本土并遵循人类社会大生存的原则。在本世纪前十年，我个人拟就中国目前的生存状态和现时价值与未来新价值之间的冲突通过诗歌的手段做些严肃的尝试，这当然就得拒绝一些目前所谓的圈子之争，同时在诗歌创作上摒弃一切肤浅和愚妄的功利目的，在后非非写作和非非式的21世纪诗歌写作中作出最大的努力。不仅如此，在适当的时候，还必须对当下诗歌界的现状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批评，把个人的话语权和裁判权使用干净，这是自己对诗歌的一种创作和消费责任。
蒋蓝：自八九事件之后，中国的写作状况是令人丧气的，这中断了先锋文学与世界接轨的步骤。犹如一层折光的水，到了它沉淀为石头的时候。时间是一个更为阔大的平台，蛰伏中的非非同样难以摆脱这一格局。
非非并不是一个风格接近的同仁式的写作模式，它的成员之间存在巨大的特征差异，这种因为某种偶然而形成的差异恰恰是非非有别于一般流派特征的有趣地方。这无论是在早期非非诗人还是后非非时期的诗人身上，都可以得到验证。我想，也许正是这样的差异，才构成了非非巨大的张力和剪力。因为绝大多数非非成员相信这样的价值圭臬：那就是以红色写作为基本尺度，从而展开纯粹个人化的叙述。
陈小蘩：21世纪写作应该回到为人本身的写作，这不是那些停留在表面的、片断的、支离破碎的事件与事件的衔接上的，浅薄、急功近利、庸俗化的写作，而是充满着对“人”深切的关怀和深深的爱意，挖掘开启着人内在的、神圣永恒具有人性光芒的那一面，照亮这片太深太深的黑暗，照亮每一个在黑暗中没有放弃，还在前进的“人”。
重建诗歌的神圣化。诗歌的神圣化也就是重塑大写的“人”的概念。
非非写作在完成了前期的解构后，继续非非，开始了更具有后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和诗学意义上的建构。后非非写作从多个视角展开、指向、覆盖社会、生活和人心的各个层面，重塑时代精神；再次将人的意义完整化。
后非非写作是一个群体的写作，它首先是独立的、每个个体充满灵性和智慧的写作；同时它具有共同的指向性，如同周伦佑所说的：要对西方的权利中心话语作彻底地解构，彻底摆脱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观念，建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原创性体系。
陈亚平：在某种程度上说，21世纪写作的高音部必然要由后非非来完成。这话是不是有些刺耳？但是，当下还有哪一个写作流派是关怀现实的？是不妥协的？是在思想、文体向度上持续拓进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在《预言家的终结》一文里，评价了非非的反集权倾向，我认为顾彬这个界定不太完备，反集权并不是非非的终极，这是在非非前进道路上必然要采取的步骤，非非们的写作是要建立全新的价值体系，而它的个人化写作与此是合一的。
袁勇：非非主义精神包含三个意思：一是它的革命性，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彻底解构；然后是它的变构意识，即从语言变构到价值变构到红色写作和21世纪写作，最终达成对传统文化与价值的变构；最后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对认同非非主义精神的人和诗，一概采取包容的态度。非非不是一个固定的圈子，它是一个不断强势延伸的开放体和包容体。（见2001《非非》“非非主义流派专号”周伦佑接受《亚太时报》肖芸女士采访谈话——《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一文。）我认为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界各路江湖好汉们齐头并进、各种诗歌审美和诗歌价值不断丰富和呈现，虽然给中国诗歌界带来了多元共存的格局，但是，中国90年代的诗歌界又确实是一个充满江湖涡流和纸上抽象符号虚弱无力的低能时代，在人类情感沉沦、理想价值沉沦的“废墟时代”，中国需要的不是文化符号类的抽象诗歌，而是能给人灵魂以震撼类的拯救性诗歌。中国永远需要北岛似的诗歌英雄。所以，经过了中国诗歌界十年“死水微澜”之后，以坚持红色写作和21世纪写作的非非主义又挺立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高地举起了非非主义的大旗。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非非主义精神给中国的诗歌带来了再次腾飞的现实契机。
袁勇：中国近十年来的诗歌格局的确是多元并存和鱼龙混杂的。圈子现象非常普遍。比如“他们”、“知识分子写作”、“民间派”、“北大诗歌情结”、“下半身”等等。这是体制内诗歌衰落的必然结果。因为中国的诗歌读者对体制内的诗歌从上世纪初就感到了烦腻，所以个人化写作和圈子写作就同气连枝鹤起江湖。这同时也证明了中国近十年来的文化格局，已经从体制内的传统主流文化开始日渐转向，主流文化被中国的诗人们逐个肢解，分割成了一块块的“文化块垒”。俗话说“久合必分，久分必合”。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坛恰好就处于“久合必分”的阶段。杂嚣了十年的中国诗坛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又到了新的“合流”时期，就看谁有这个机缘。诗歌每次高峰的来临决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圈子能左右的了的，但总会有新的主流。从这点上说，我对“非非主义”的“后非非写作”很有信心！
蒋蓝：非非的写作是一种使命，那就是承担的使命。它承担着对御用写作、帮闲写作、下半身等等写作的清理和打扫。既定的格局在由无视非非存在发展到不得不留出非非的位置，但非非并没有对此抱以好感。因为它完全不屑于这种“招安”的仪式，自然不会勇做格局的良民。
非非是强势文化的表率，被格局压制几乎是宿命式的，它已经习惯于在锋刃上行走和舞蹈了。“非非格局”实际上是与真正的传统文化贯通的，那就是在思想上切入的、不妥协的、复仇的精神；在写作上透明的、动词的弹跳！
陈亚平：国内诗歌格局早已经出现颓势。早期非非的部分口语化写作是对非非主义 精神的背离，近20年的历史证明，以周伦佑为代表的“非非大格局”在后非非时期得到了越来越多成员的认同。非非是以自己的大格局来打破、改善大文化格局的，它不仅仅是诗歌的非非，而是文学和文化的非非。
陈小蘩： 21世纪，诗歌界乃至文化界、整个思想界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新的开端， 世界末日的预言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束自行终结，对人性在末日来临时的怅惶、绝望，恐惧和由之引发的各种混乱、末日情结，诗歌界乃至整个思想界都开始清理、打扫和重建，从不同的层面、领域展开从无到有的开元性建构。新的文化格局、诗歌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建立现代汉语写作和汉语批评的原创性体系是对汉语深层次的开启、随着这一体系的逐渐显现，它将迎来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三次高潮。以胡适的《尝试集》为标志的第一次高潮，开始了现代白话诗对格律诗的革命，奠定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表层结构。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引发了现代诗的第二次高潮。这次高潮在80年代尤为壮观，泥沙之下，金石俱在。在经历了这次宏大的诗歌实验运动后，其中一些诗人从此销声匿迹；还有些诗人靠写一些酒、肉、性“诗”在诗坛残留；能在诗歌史上留下痕迹的诗不多。但90年代也有一些真诗人们以个人写作承担着时代的阵痛、汉语的阵痛，他们的目光洞察着汉语语境场内的一切可能，他们充满激情地致力于现代汉语深层次的开启、探索、实验；致力于建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原创性体系。这些诗人们相互吸引，逐渐汇聚、形成21世纪写作的中坚。经过十年的蓄势待发，中国第三次诗歌高潮来临的条件已经具备。“二十一世纪”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界，将成为第三次诗歌高潮在时空向度上的重要标志；新的诗歌格局逐渐形成，非非以它2000、2001卷所呈现的实力，不容置疑的在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
蒋蓝：我的写作生涯并不长，值得述说的重大事件不多。1995年前后，尚仲敏、周伦佑对我的写作可谓影响深远。那时，尚仲敏与我经常见面，但后来他在生意场中逶迤横斜，直至从我的关切里消失了。我要见到他，必须爬24层楼，他在一家云雾缭绕的茶坊里，斜靠在牌桌边高起高打。
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具有一种强迫性，所以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体制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
在这样的层面上，非非只是局部地认同这种对立。因为当代汉语写作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叙事，有的多半是呓语，甚至企图以私人叙事混入宏大叙事当中，近而渴望成为主旋律的声部。况且，那些提倡私人写作的人，把生计流水帐和隐私的工笔细节作为对私人叙事的进入，并把它和写作混为一谈，都是非常糊涂的。
单单从社会中孤立出一个个体，他在使用密写墨水记录变天帐，固然是“私人行动”，但他的声音一当发出就不再是私人意义上的了，他有被专政的可能。就是说，没有私人的写作，写作都是社会性的，我固执地认为写作甚至还带有阶级性。如果有私人的叙事，那一定是声音被环境接纳之后的后果。
以我的私见，非非的动词既有私人叙事的成分，也蕴涵了非非们毫不隐晦的对“非非叙事”的追求，这在陈亚平、陈小蘩、袁勇等诗人的创作当中，已经显出对“非非叙事”的自觉意识。这种言说是一体化的，就在于非非没有借助任何意识形态的外力，它以硬光打开了现代汉语之门，在版图上留下了它腐蚀的花纹。这凸现出了“非非叙事”的内核——在对宏词进行大清洗的同时，以自己的动词确立非非跟精英文化的承载关系、超越关系。与其说非非是在反抗集权体制，不如说非非是在反抗宏词对写作使命的压迫。非非用自己的动词置换了宏词的位置，它跌宕而行的道路上，展开的是“非非叙事”的折页。
陈亚平：我同意你的说法。“非非叙事”避免了一种极度个人化情绪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有绝对的参与性质。非非的写作就是承担。我从你的《黑暗之书》里，读到了一种“沉重之中的透亮”，这难道不是承担一种个人转型吗？
“非非叙事”的命名并非某种文学游戏，而是真正的对生命体认的关照。
我写作中的重大事件，应该说，是在1986年在杨黎家里与周伦佑、周伦佐等人的相识，这不但决定了我后来的写作命运，也促成了《非非》第二卷的顺利出版，这一切仿佛就是天意。
袁勇：在1992年停笔之前，我个人前期生命阶段完成了一件事：在阆中文联（体制内）坚持主编当时中国民间具有先锋意识（体制外意识）的诗歌刊物：《诗研究》、《阆苑》、《地铁》、《诗歌创作与研究》。只要是80年代写诗的人，多少都知道这么一份刊物。1992年停笔的真正原因我一直没有找到，直到2001年加盟非非重新拿起笔来的时候，我才明白从1992年到2001年这整整的十年中，我虽然沦入尘嚣，但我的灵魂深处却在实践和经历着“红色体验”。所以红色写作对我来说似乎是与我的生存早就合盟好了的。看来，2001年的冬季与周伦佑的会面也是一种诗歌的宿命。现在我坚信这样一个理念：诗歌是让卑微的灵魂得以强大的唯一条件！诗歌是后回归时代的文化革命！诗歌是解除人类苦难生存的大文化！中国诗歌处在“非非”状态中这么多年了，如今我要重头再来！
陈小蘩：我写作中的大事记，可以追溯到1983年认识四川诗歌三剑客：周伦佑、廖亦武、黎正光。1984年参加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当时成都作为全国诗歌的轴心，各种诗歌和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周伦佑、周伦佐兄弟和欧阳江河在成都的各大学讲学，四川的诗人们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诗会，探讨、争论诗歌创作问题，这一切都无疑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青年们。1985年在杨黎家中见到周伦佑,他正在筹划非非。伦佑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人,有他在场的聚会,他始终是话语的中心,他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力、还有他诗人的热情都极大地影响了非非的同仁们，在我印象中，伦佑和蓝马都是办事很认真的人，正因为有伦佑的这种务实的精神，《非非》才得以在当时那样艰难的环境下，一期期问世。在非非的旗帜下，我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橡皮猎人》、《月亮高度》。1989年后，我诗歌的触角开始触及当下现实，从“我”逐渐到“你”，关注当下，承担生命的重和疼痛，我的组诗三部《在水中》正是个人锥心之痛的经历与现实的同构。应该说凡有良知的诗人在时代的震痛中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内心历程，这在90年代的诗歌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认知、思考，以及觉悟、批判。从1999年到2000年，非非以2000和2001年卷完成了向后非非的转型，非非集聚了当今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一群诗人，他们视非非写作为“大写作”，即融入当下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和诗歌的包容写作。非非是穿越现实的阴霾通往未知、可以把握和无法把握的全然开端。
袁勇：口语诗的提出主要是针对“伪知识写作”，也是反文化、反崇高、反修辞的一个体现。从这一点上来说与非非的写作原则是吻合的。但口语诗只停留在纯粹口水话语上却是背其初衷的。非非不反对口语入诗，非非所倡导的写作转换：白色写作——红色写作——21世纪写作，其实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真正价值。口语写作一个宗旨就是诗歌的价值革命。优秀的口语完全能体现生命个体对良知的认定、对当下现实的苦难的关怀和对整个人类的终极命运的思考。从当下的口语诗歌文本来看，所谓的口语写作完全脱离了“深入骨头与制度”的价值观，口语被自己吐出的泡沫所淹没和溺毙。
蒋蓝：从近20年的历史来看，非非肯定不是走的口语化道路，尽管以前个别非非诗人以口语写作赢得了不少掌声，但这自然不能替代非非的群体特征。非非诗歌的基调是书面的动词进行时态。
从根本上说，体制是很欣赏下半部动作的，我在一本叫《上半部·下半部》的近著里就说过。体制既然对美女经济可以认可，其实也认可了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和艺术形式，它们都是从体制石榴裙下伸出的或者希望插进去的小脚。
袁勇：人们在对口语的理解上就误中了一个圈套：即认为口语诗歌就是非诗性、诗意、诗味之口水！甚至有人认为，越口水越好！我认为，口语诗歌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审美趋向或者说一种审美趣味。汉语只有一种，诗歌的原则只有一条：具有诗性、诗意和诗味的，才能称为诗！那些中了口语圈套的人总是走向狭隘的偏激：所谓的口语就是日常的生活语（吃喝拉撒），口语诗就是不讲诗性、诗意和诗味的诗。偏激可以，但是不能狭隘！试想，如果口语诗歌不讲诗性、诗意和诗味，那同老百姓的日常言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说：口语诗歌其实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具有高级综合知识能力的能够表达常人不能表达的诗性、诗意和诗味的诗歌。口语诗歌是一种尖端知识性写作：它所要做的是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从来没有人发现的诗性、诗意和诗味。它不是靠华丽或者智性的语言来言说，不是靠修饰性的用词或者各类传统的艺术性修辞来表达和完成诗性、诗意和诗味。口语诗歌对诗性、诗意和诗味的表达和完成靠的是“口语结构”——即一种能产生诗性、诗意和诗味的语言整体搭配。换句话说，口语之所以成为诗歌，在于其结构产生的诗性、诗意和诗味。
我在这里所强调的口语价值，与现在成天在网上抛出的“下半身”写作也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别。“下半身”也是口语写作，但当我读到沈浩波的一首《朋友妻》之后，我就知道了“下半身”写作是根本没有“美德”（非道德）和“良知”（非良心）的写作，是注定要受时代唾骂并抛弃的口语垃圾。纵观现在的口语诗，（特别是在下半身那里），手淫的有之，口交的有之，包括目前几大网站对女诗人赵丽华的口语诗歌讨论中，我也看不到多少有内涵和有时代精神特征的口语诗歌。当前的口语诗歌存在的致命通病：沦于纯粹的口水！甚至越是无聊越好，对口语诗歌的亵渎到如此，能不叫人哀叹？产生这样的结果，其主要原因还是一个素质问题。前面我说过，当人们急于拨乱反正的同时他们往往矫枉过正，最终走向很狭隘的偏激。这种误中口语圈套的人还来不及对所谓的口语进行认真思索就随着网络诗歌的泥流涌进而身陷其中，什么是口语，口语诗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根本还不明所以。更可恶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想利用人们对口语的无知，而不择手段地诱导人们盲目推崇口语诗歌，以达到他们的功利目的。因为，当诗坛上到处都流着浑浊的口水的时候，他们就是口语的老大，就是一代口语大师。
陈亚平：口语文学是偷懒文学，它惧怕深度，就像体制惧怕思想深度和艺术深度。口语在接触现实方面，为自己的弱力找到了很好的遁词，是上个世纪美国口语诗的翻版。
陈小蘩：其实口语写作并不是当今诗坛某些人的原创。不同时代，我们都能找到这个时代语言背景下优秀的口语诗。唐代陈子昂在幽洲台上“念天地之幽幽，独怅然而泣下”，李白言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都是非常优秀的口语诗，脱口而出、浑然天成，充满诗性与智慧之光，迄今大家都还能朗朗吟诵。口语诗真切、鲜活、明晰，充满生气，古今中外的前辈诗人中，不乏口语写作的高手、圣手，他们不着痕迹地使所处时代的口语诗性地进入诗歌。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大背景下，口语诗能写到这个份上，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应当澄清的是：口语诗并不是缺少诗性的口水写作，不能将口语诗写作等同于低级化、琐碎化、平庸化的写作。
陈亚平：对！非非的写作是以语言的技术性、思想的深刻性而存在的，我坚信这一点，即无论时代如何后现代，一个回避了深度的写作，注定是死路一条。
陈小蘩：应该强调非非诗歌与当下口语诗的区别是直指精神向度的。21世纪的非非写作，拒绝平庸、拒绝媚俗、拒绝下半身写作。诗歌不能回避当下，回避人类普遍的困境，只能深入到其中，焦虑、关注、思考和承担。诗歌以其最精粹的言说照亮时代，诗歌永远张扬人性的、永恒的东西。
蒋蓝：口语进入文学本来是很自然的，但口语小说、口语诗等等写作显示出了一种刻意的动机。口语写作绝不只是对当下生活方式的一种语言上的理解，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来就是血肉相连的，口语写作实际上体现了后集权时代的“兼容并包”——在权力话语的控制场中，主流话语自然是横行无忌的，而刻意为之的口语写作就跟目前的社区文化（就是前集权时代的社会主义大院）、广场文化（就是前集权时代的大集会）一样，与公路边上连成一串的太极拳演练者一起，作为一种消解思想、消解深度、投入体制大合唱的模式，已经得到了目前国家环境的大范围支持和褒扬。因此，口语写作是反动于写作的，它自然有它的生存环境，我们可以理解口语写作者认识上的、很现实的甚至不可告人的苦衷，但我们要揭示其掩藏的动机。
陈亚平：唯口语可能不仅是一种写作现象，而更可能是与个人的口语天生性有关的一种身体现象，在加上融合了后天的、外来的（如美国当代具体派口语诗）因素。有些人生下来其思维、表达就天生接近口语，因为它简单、不动脑筋，所以唯口语诗人几乎是年轻人（个别除外），而且唯口语诗从90年代初到现在，恰恰与我们的时代特征相吻合，即简单、快捷、消肿、轻松。现在我们有些批评标准面对唯口语诗是否很难辩别，甚至是人误认为“非非”就是唯口语，难道周伦佑的《变形蛋》、陈亚平的《诗人公社》、陈小蘩的《精神镜象》、蒋蓝的《金属上的蚂蚁》、孟原的《小镇》等诗作也是吗？随便说话的唯口语肯定不是诗，唯口语混淆了正常用语与诗性语言的本质区别，目的在于替自己的无才找依托。其实，普通百姓对诗性东西和唯口语间有本能的鉴别，这些来自身体内部的直感：唯口语无论从那个方面讲都不是诗性意义的表达，仅仅是发音的游戏，这就是平面化写作，到了21世纪这种唯口语写作，肯定不能标志艺术的发展方向。
蒋蓝：非非其实就是一个黑客，却拒绝了黑客的面罩，支离破碎的汉语写作领域是完全缺乏作秀条件的，惟有踏踏实实地进行价值建设，才是最本质的工作。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在近几年写作界热闹的名声争吵中，非非从来就是甘于缺席的，就连于坚等人对“红色写作”的荒谬指责，非非也未置一词。
也就是说，不存在民间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一说，只有御用写作与体制外写作的对峙。
陈小蘩：从西伯尼亚吹来的风有着刀锋的锐利和血冷却后的黑腥，那是俄罗斯一代诗人的良心在与铁幕对峙、撞击下发出的声音，这风吹到中国似乎有些变味。非非一开始就不介入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之争，非非坚持在语言的刀刃上挺行，验证生命所能承受限度，听任血浸出,聍听黑暗深处的呻吟和痛,以非非写作承担这个时代的阵痛。在语言的刀刃上舔血而行，考验写作所能抵达的深层．
陈亚平：知识分子最大的使命就是承担，这是他们高扬的人文大旗上的一面。但知识分子写作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承担了什么？对当下后集权时代他们并没有发出明确的声音。他们绕道而行，这就是逃避。他们以一批“向大师致敬”的文本就赢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掌声，并获得了体制的很多奖励和回报，这就轻易删节了他们形式上的初衷。这些邀宠的细节，我在《诗歌白皮书》当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
袁勇：“红色写作”一说就我所知道的最早出自周伦佑1982年的《红色写作》一文，它的含义是要求诗歌写作从书本转向现实，从逃避转向介入，从模仿转向创造，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红色写作不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模仿移植，不是从艺术到艺术的偷渡和置换，不是抽象智慧。的确，在摆脱了闲适与模仿之后，中国诗人们已经到了必须用生命写出真正具有中国感受的现代诗。周伦佑在红色写作中一再强调“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提出写作本身就是行动和投入。而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则是在“盘锋会议”之后诗界内部的自我划分，它与“民间写作”想对抗。在我看来，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还有其它诸如学院派写作等）都是中国的诗人们惯有的耐不住寂寞的表现。试想，一个按照圈内认定的民间写作派的诗人就没有知识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堆“土大粪”么？同时，围绕这种划圈论战的还有关于“话语权”和“裁判权”的争执，这是什么年代，难道还是文化大革命么？这个时代，谁都有话语权和裁判权，文学艺术界的主流话语权和主流裁判权不是哪个人说谁有谁就有了的！所以这种画地为圈的内耗、内缩真是知识分子们的无聊之举。而红色写作绝不如此。因为红色写作不是划圈行动，不是种自留地的行动，红色写作首先在热爱艺术保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针对中国诗坛近十年来的“抽象智性”而提出的一种立场和精神取向，是一种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和行动，是对人类苦难的一种关爱、承受和牺牲。就算对所谓的划圈认同的话，那么，中国当下无论那种圈子的写作，都到了必须“红色写作”式的地步。我们必须当一个负有责任和使命感的诗人了，而绝不是仅仅只做个精通文化符号的字面匠人。因为生存到了需要诗人们拯救生命的时刻！
陈亚平：周伦佑的历史性贡献在于：他把握并完成了非非微妙的历史转型，这是他对非非的整体贡献，既反映了他的领袖的才能，又反映了作为诗歌英雄的本色。这个转型与其说是某种不得不为之的努力，其实更多的反映了文学史与非非之间的“感应”。经过整合之后的非非，人才济济，佳作迭出，读者从2000卷到2002卷当中完全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陈小蘩：在经历了前非非写作反文化、超文化、超语意，对语言彻底地解构、碎裂和亵渎后，后非非写作已进入“21世纪写作”这样一个崭新时期。21世纪非非写作的方向就是在对西方中心权利话语作彻底解构，彻底摆脱被动接受西方文化观念，建构汉语语境下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原创性体系．非非一开始就在做这样的准备，它始终在否定、肯定，肯定、否定中反复地变构，再造，可以说后非非是前非非的继承和延续，非非主义精神的旗帜始终高扬，但前非非重在一个“反”字，反一切原有的价值体系，打破一切固有的形态，结构．不破则不立．后非非致力于建立汉语语境下的元价值思想、体系和原创批评、原创诗歌。
“破”是痛快的，彻底的；“立”既是建构，从捣碎的废墟中站立起来，从无到有，这富有挑战性，难度显而易见．
袁勇：概略地说就是前非非写作注重的是反价值，而后非非写作注重的是新价值。反价值和新价值之间的关系用一句比较非非的话来说就是对“解构的结构”（刘畅语）：一个是消解、变构（重文化价值方面），一个是重建、新构（重现实介入方面）。这是非非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非非本身就是非非。非非的过程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和自我变构”的过程。再者，前面我已经说过，后非非写作又是中国近十年来中国诗歌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坚持在体制外进行先锋性写作，坚持继续对传统顽固文化的拒绝和消解，坚持深入骨头与制度的红色写作，坚持对人类精神苦难的现时描绘，坚持对非非诗学的无限期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