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蒋蓝
火是一个统一性的流程，正面和反面的意图被火连接起来，表现出无法预测的造型。火就是一个顽强的动词，具有麋集异端的能力，也有把异端纳入正统光照合唱的能耐。火焰的手指具有一种永动机的脾气，它总是在撕裂、塑造、扭曲、飞动的光谱上疯狂奔走，抛出一朵朵凌厉的玫瑰，发出尖锐的怒放之声，并遮蔽火焰的初衷和动机。这样看来，火焰又是一个吞噬意义和追问的陷阱。
火以片断的形式展开它的全部内涵，片断阻止了过去与未来的呈现。
火的创造性在烧造领域迅速转化成精神的影象。这种力量使人与物处于间离的关系，火可以深入灵魂去改变它的原始性质。物质的例证很多，比如釉色在900℃的温度就呈现分裂、聚缩状态，形成自然而有序的龟裂，惊心动魄地披露出一头豹子的流畅花纹，而隐藏在豹子内部的火与速度得到了外力的导引，瓷器就像收藏“燃素”的圣杯，从物质的水面升越出来，开始在精神领域自明。这个诡谲的灵感在巫师和信仰领袖们的大脑沟回里生根发芽，我发现，他们的谶语和信条无一不是在火焰当中得以成型并发扬光大的。
对于思想者来说，这种力量是充满诱惑和神秘色彩的，因为思想就像豹子一样，本身就是流火的镜像。而燃烧的间离因素，同时也构成一种制约，即在自身不具备燃烧的前提下，没有拒绝点燃自己，不料自己却成为了照亮黑体制的火把。
燃烧是一道火墙。它使得思想者不能不认真对待火的洗礼——物质温度与精神的升温曲线、内心收缩与自我膨胀的系数、融熔自己与融熔黑暗的临界点等。如果一个思想者不认真去研究烧、造之火，很难说具有野性与刚性的烈火不会对其思想撒野施威。
在此，火的悖论性质必须得到强调——在烧毁之中进行塑造；在毁灭中得到永生；在蹈火的惨叫中获得真理的沐浴。但是，在一团焦黑的、萎缩的肉体上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安托万－洛朗·拉瓦锡告诉我们事物燃烧的基本原理，他说：“从燃素说只能得出模糊的要素，它十分不确定，因此可以用来任意地解释各种事物。有时这一要素是有重量的，有时又没有重量；有时它是自由之火，有时又说它与土素相化合成火；有时说它能通过容器壁的微孔，有时又说它不能透过；它能同时用来解释碱性和非碱性、透明性和非透明性、有颜色和无色。它真是只变色虫，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它的面貌。” 因此，“成酸的元素”（即氧气）被他隆重推出，但是，火焰却以无法测量的向度向历史张开了它情欲的嘴唇。
拉瓦锡说对了，火一直是以变色龙的造型跳跃在热欲与放弃之间，蒙昧与狡黠之间，自由与专制之间。
盗火者
盗火的空间有两个，一是把火从火世界带到黑暗区域，二是在纯粹黑暗的环境中“自燃”。
某一天，圣者燧人氏偶然看到有只怪鸟（我推测是鸩鸟）在啄树干，冒出了火花，由此得到启发。火的演出使他明白，坚硬的物质内部就是火的居所，于是他掌握了打开秘密的咒语。这个无私的圣者行使了播种的天命。他不是盗火者。
阏伯是中国的盗火英雄吗？继颛顼帝以后，帝喾为商地的部落联盟酋长。帝喾看到商地人没有火，就让自己的儿子阏伯到这里任“火政”，也就是说，天火要由体制管理起来，成为民间一种奉献了巨大牺牲之后的天赐奖品。阏伯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偷偷将火种藏在身上带到了人间。时隔不久，阏伯的恶行让天帝知道，天帝发了一场洪水，要淹没火种，并惩罚叛逆。
洪水像天空的智力一样，总有疏漏。阏伯筑起了高台，独自在高台看守火种。洪水退后，高台的火种还在燃烧，阏伯饿死在火种旁。可惜的是，这个故事显然是近年才编造出来的，我想，创作者主要是为了增加当地的旅游收入，在做旧的人造景观里对纸币进行的一种描红作业。
既然是“盗”，就有一种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历险。某一天，普罗米修斯觉得大地的黑暗让他忧心忡忡，因为他传授的多种技艺人们无法在黑暗中演练，这位先知用一根长长的茴香枝，从天路行驶的太阳车上巧妙地盗得火种，传给黑暗的人间。普罗米修斯一直是后世狐仙智慧的崇拜物，透彻的智慧却没有估计到盗窃的后果，他必须成为大写在岩石上的罪孽范式，每天让老鹰来提醒他无法赎清的过失。痛使时间慢下来，慢到他几乎腐烂和堕落，但穿透胸膛的钢钎以脊柱的形式帮助他成为不倒的英雄。这就显示出宙斯的平衡术，还必须用赫淮斯托斯等助手合成制造的潘朵拉来彻底弥补“失火”的事态。火成为了恶魔的导师，后者亦步亦趋，如影随形。
有学者指出，作为集众神“形象”于一身的潘多拉——这个“最初的女人”还是导致惊奇的本源，这一惊奇与哲学的惊奇的关系一直还是隐藏的。尤其在这个所谓哲学已经终结，即惊讶已经被知识所吞没的时代，将会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导致灾祸的普罗米修斯后来似乎只是沉湎于潘多拉的诱惑——家与生育——即经济或家政的事务中，使我们在景仰之余难免不滋生出很多遗憾。
火与潘朵拉的并生并行就进一步显示了火焰与恶魔的通灵关系，火焰打开了局部的黑夜，但更广阔的黑暗一直就是潘朵拉活动的世界。而且，潘朵拉具备蹈火的冒险技术，时不时地从火焰中心穿过，留下一缕蝉蜕般的烟雾，并傲慢地带走火的精华与光荣。
正因为火是弱势的，因而火就显得更加珍贵。
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所昭示出的盗火与技术、痛苦和希望的关系是希腊智慧的源头，而阿基里斯的愤怒之火所导致的特洛伊城的被焚烧以及奥德赛的狡黠仍然是普罗米修斯精神的实现。
“思想家的冷酷，照某些人看来，这才是一种精深的哲学。就算这样，但在这种精深中有着欠缺的一面。一个人可以是不朽的，然而又是跛子，伏尔甘就是一个明证。人可以高人一筹，也有低人一等的地方。大自然中存在着无穷尽的不完整的现象，谁知道太阳是否盲目呢？”这段文字出自雨果的《悲惨世界》，指明了事物的多元特征及其善变性。就像雨果提到的伏尔甘，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淮斯托斯，这个经常戴绿帽子的火神尽管因此而变得心胸偏狭，火焰被镀上了一层愤怒、嫉妒的绿光，在火焰蒙羞的同时，火的言辞在内部开始更锐利地凝聚，照亮黑暗的渊薮。
很多人不知道，又是火神才使痛苦万状的普罗米修斯得以解放的。当赫克里斯去解救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是坐在一个瓦罐里漂洋过海的。为此，他忍受了比妻子维纳斯与偷情更为难熬的烧炙。对照一下，现实中的受害者都无法提炼火焰，并且使火的主语在愤怒的燃料中趋于纯净。
盗火是一个悲壮的行为，是敢于入地狱者的大义。鲁迅将引进西方先进思想的行为视为“盗火”。“盗火”的目的不但是用来烛亮民族精神，关键是希望盗得的火种能够与我们精神资源中的燃烧品质相结合，构成不会熄灭的思想阵营。近代以降，从严复、陈独秀到胡适、鲁迅，从张闻天、顾准、张中晓到张志新、遇罗克、赵一凡，从今天诗派到现在的非非主义，在中国知识界中，虽然只是凤毛麟角，他们无不以盗火者身份传递着异域思想或者人性深处的光焰，焚膏继晷，义无返顾。这种在不同层次上敢于烛照主流意识形态黑暗形态的民族火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如同火种，成为人们照亮黑暗现状的精神财富。
就中国思想界情形而言，近代的盗火行为是我说的第一个向度，当代则进入到了盗火的第二个向度，“自燃”成为了思想者抗拒暴政的决绝方式。在理性光芒缺席或者软弱的时候，单一的火焰是打穿黑暗的重金属。或者可以这样说，火是光芒的具象，光是火焰的核心。
19世纪后半期，法国诗坛出现了一位光彩照人的“通灵者”，他的名字叫亚瑟·瑞布兰德（Arthur Rimbaud），他曾说过一句比他的诗更具有生命力的话：“诗人是盗火者”。这里的诗人不过是思想者的转喻，但是，着火的文字如果没有火的向度，这种燃烧在尚未照亮自己的时候，就熄灭在一阵微风中。这甚至是一种口头的燃烧秀。
思想就是火种，火又是一种精神。盗火者不但应该具有勇气，更应该具备薪尽火传的铁血意志。这使我想起塞涅卡说过一句格言：伟人既是脆弱的凡人，又是无畏的神人。这就是说，盗火者应该具有混合着“狮子和狐狸”特性的强力人格。我们更应该记住：沉湎于某种大难之后的闲适往往很多盗火者的结局。
蹈火者
蹈火的情况有三种，一种是飞蛾扑火式的冒险；一种是心甘情愿地委身于暴力之光，使自己成为暴政的剃刀；还有一种，是以思想的火焰抗拒暴力焚炙的英雄。
火焰具有天然的问鼎精神的权利。我发现，处于同构性质的物质，其接触往往都是以激烈的排斥而拉开序幕。但主动坚持这种亲密接触的人，一般来说，都有阴谋家曲径通幽的素质。
在西西里南岸一座俯瞰地中海的山上，有一个名叫Agrigento的小城。2500年前它称为Agrigentum，是当时最美丽繁荣的城市之一，也是古希腊文化与智慧的中心之一。在城里一个最为显贵富有的家族里，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叫做恩培多克勒。他既是个医生，也是个物理学家、诗人、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家，还是个自称能预见未来的占卜师。据说他能够控制风；他曾使一个似乎已经死了30日之久的女人复活。这种全天候的才华使他如鱼得水、腰缠万贯。
恩培多克勒已经认识到物质世界是由四大元素构成的，即土、气、水、火，这四种元素分别代表了固体、液体、气体和一种比气体更稀薄的物质。在火焰深处，这种“比气体更稀薄的物质”的东西，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造欲。他经过反复研究，认定：这就是灵魂存在的证据。既然火是灵魂的居所，那么所谓长生不死，就是把自己沉入烈火中，让灵魂的源泉与自己合二为一。
他坚持自称为神。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记载了他的言行——
有一次，他很铺张扬厉地把自己说成是个神：
朋友们，你们住在这座俯瞰着阿克拉加斯黄色的岩石、背临城堡的大城里，为各种善事忙碌着；你们是外邦人的光荣的避难所，从来也不会干卑鄙的事情，我向你们致敬。
我在你们中间漫游，我是一位不朽的神明而非凡人，我在你们大家中间受到了恰当的尊敬，人们给我戴上了丝带和花环。只要当我戴着这些参加男女的行列进入繁盛的城市，人们便立刻向我致敬；无数的人群追随着我，问我什么是求福之道；有些人想求神谕，又有些人在许多漫长而愁苦的日子里遭受各种疾病的痛苦的摧折，祈求能从我这里听到医病的话。……但是我为什么要把超过必死的、必朽的凡人当作好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喋喋不休呢？另外有时候，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大罪人，正为着自己的不虔敬而在赎罪：
有一个必然之神的神谕，那是一条古老的神诫，是得到明确的誓言保证的而又永恒的神诫；它说，只要有一个魔鬼——漫长的岁月就是他的命运——曾经罪恶地用血玷污了自己的手，或追随过斗争而背弃了自己的誓言，他就必定要远离幸福者之家而在外游荡三万年，在这段时期中他将托生为种种不同的有生形式，从一条劳苦的生活道路上转到另一条上。因为强而有力的气把他赶到海里，海又把他冲到干燥的地上来；地又把他抛到烈日的照灼之下，而烈日又把它投回到气的漩涡里。每一种都从另一种那里把他接受过来，但是每种全都把它抛开。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见拒于神的亡命者和流浪儿，因此我就把我的指望寄托于无情的斗争中。
神就有神的死法，为了向他的学生和敌人证明他的不可战胜，他选择了跳入埃特纳火山口，以便不留下曾为人类的痕迹。他认为火山口就是天堂的正门。但不幸的是，火山挫败了他的预谋，把他的一只青铜拖鞋抛了出来，扔到火山口边缘。这只凌空蹈虚的鞋子没有像方舟一样，负载着灵魂舍筏登岸，而是带着冥界的污泥，肮脏而臭气熏天。
后世一位打油诗人嘲笑他说：“伟大的恩培多克勒斯，这颗燃烧的灵魂；一头扎入埃特那火山，把自己整块烤烹。”
一个在知识和钱财上都实现了双赢的人物，显然已经厌倦功利的满足了，他只能用自己的灵魂豆光，来照亮前进的路，同往大火的圣境，以不死或者新生的方式，来继续占领尘世以及信仰的位置。我不能承认恩培多克勒斯有什么献身精神，恰恰相反，他是怕死的，火焰成为了他一相情愿的天梯，可惜断裂了。火拒绝功利主义的僭越和火中取栗。
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很多自焚者的动机。抗击表面的疼痛甚至死亡，去觊觎永远的胜利。但是火从这些不名誉的策略中冲天而起，删除并清理了企图把现实之火与灵魂之火囊括一空的妄举。
浴火的意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火凤凰的寓意，联想到为此放声高歌的郭沫若的宏大诗篇。这个自封为“可以吞噬光与火的天狗”，显然不是在火中新生，淬炼自己强硬的翅膀，而是塌缩成了一个小小的火罐，才气的火纸在驱除氧气，然后永远贴在铁板一块的体制肌肤上嘘寒问暖。
1966年4月，郭沫若说：“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
一个半月之后，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大规模焚书便成为扫除“旧文化”的时尚。
说郭沫若的发言导致后来的红卫兵焚书，显然夸大了他在当年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但郭沫若的焚书理论因其极端的自我否定，无疑为急剧膨胀的虚无主义思潮现身说法，推波助澜。
郭沫若在同年5月间会见日本友人，特意安排在自己的寓所，指着书橱中排列整齐的著作急于辩诬：“你们看，书不是都还在吗！”1967年8月，郭沫若在答复一位青年教师对他的批评（“简单的烧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科学的”）时，正面解释了一年前在检讨发言中的“焚书”说：
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致徐正之，《郭沫若书信集》下，409页）
这种辩解是无力甚至荒谬的。委身于权力，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可耻，它一直是传统知识分子通向仕途的唯一机会。但是，当思想者把自己曾经足以骄人的异端火焰交到集权者手中时，这就不再是私人意义的事情了，火焰极可能反向燃烧，助纣为孽，成为开启潘朵拉盒子的推动力，是杀戮生命和思想的利器。就破坏性来说，这种行为比围绕在火刑柱下添加柴火的群众要危险得多，因为他是点燃暴力的火源。
我相信，这个把枯骨都敬献给暴政的聪明人，至今躺在大寨虎头山上风餐露宿，大概只有磷火在偶尔闪烁，勾勒出潘朵拉的倩影……
从理念上说，火无法被权势分开，就像火与光无从被阴谋或阳谋剥离。但是，火就像盗火者头上高悬的利刃，与暴政的火焰刀形成了不成比例的对峙，前者在微弱，后者在膨大，它的生力军实在太多了……
我们从《异端的权利》这本带有启示录色彩的著作里可以获得无限的助益，就在于围绕着火刑台的火光里，我们看到了真理和正义是如何闪光的。在思想遭受到毁灭时，沉默就是一种从外到内的彻底堕落，当时代堕入了无边的黑暗并沿着黑暗作歇斯底里的狂欢追随之时，良知触使另外的思想自明、呐喊、燃烧。正如卡斯特利奥在《论怀疑术》中这样分析沉默的可怕：“后代将会疑惑，何以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明，我们却被迫退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
“苍蝇战大象。”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卡斯特利奥在他驳斥加尔文的书稿上，添加了这么一句总结性的谶语。这句话被威茨格引以为《异端的权利》的开头。从外在上看，这固然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自不量力”的挑战，但从终极的向度上看，两者却处于“易位”的状态。思想，使芦苇般脆弱的肉身产生了巨大的韧性，思想像脊梁一样使倒扑的肉身站立起来，在火焰的舔舐下呈现金子的纯粹。
这是帕斯卡尔的话——“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去囊括了宇宙。”思想挽救了个人的卑小，使速朽的生命获得了存在的尊严。
卡斯特里奥道出了思想者宿命的结论——“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该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含义是很明确的：燃烧的过程既是对思想之火的传递，又是对暴力之火的承担。双重的火焰在内外夹攻中使自由精神傲然而盘桓。
正如威茨格总结道：“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火杀者
暴力的火焰刃口是一条建设权力、巩固统治的基线，权力者只可能运用其暴虐疯狂的一面，这倒并非出于彻底的无知。但是，统治者总是百尺竿头，在他们娴熟地把现实变为炼狱之后，总是希望火焰能够对思想起到清洁、大一统的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思想中异端邪说具有鬼魅般的顽固性和狡猾性，剑无法触及的所在，只能寄希望于火，剑与火成为了权利天然的二重奏。暴力的火作为异化了的力量，在清除异端思想的工作方面早已经是炉火纯青。
因此，暴力的火焰其公共性很清楚：首先是杀人。诗人海涅的预言就是一个铁律：“在他们烧书的地方，他们迟早有一天也要把人烧死。”
但是我们想过没有，如果他们手里的火焰刀是鬼火打造的呢？
但是历史的次序并不如海涅所说的那样，而是相反，即权力者总是重视对人进行火的洗礼，并且一同点燃书的纸页。这个操作模式符合所有极权者的胃口。
从《人类死刑大观》中我们就了解到，火刑台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火花四溅。人肉焦糊的味道飘荡在空中，令刽子手和观众欣喜若狂，并使极权者心里的石头落地。不论是通奸犯、钱币伪造者、巫师、春药秘炼术士还是思想异端，他们的烧烤味道在空气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气味无一例外地在证明一个一相情愿的推论：灵魂里的恶魔被烧死时，味道都是一致的。据说，人肉的烧烤味道具有一种悠久的穿透力，可以弥散在光线中造出诡异的形象。它在中世纪被宗教裁判所与世俗法庭联袂推向了高潮，并成为愉悦群众嗅觉、纯洁大众信仰的家常便饭。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的描绘是惊心动魄的：
“一堆乌黑的、令人厌恶的、烧焦了的东西，一堆使人恶心的、已全无人形的胶状物。那曾经是一个有思想的尘世的动物，热情地向往永恒，那曾经是神圣灵魂飘动的碎片，现在缩成了一堆。如此令人作呕、如此可憎的一堆残渣！那景象甚至可能使加尔文意识到他僭取权力、成为法官、并杀死他的一个兄弟的行为，是何等的不人道。”
但是事实粉碎了作家的预言，残暴的加尔文执政之后，前后一共火杀了150名异端分子，更为荒谬的是，说他的“坏话”同样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也要处以火刑。火已经让极权者进入成瘾症状，我们可以说，在人肉的焦糊味道中，潘朵拉已经成功地置换了火的使命，它使火焰油爆而狰狞，火被武装起来，成为了体制的判官。
暴政者没有忘记火的精神向度和美学旨意，他们在火刑的冲天火光里牢记着自己对火许下的诺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把自己视作火的接班人：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的产物。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样的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的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点燃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就是他，为人类文化中每一伟大建筑物奠下基础，树起墙垣。”
文中的“他”既是雅利安人的指代，更是希特勒的自称。希特勒在谈话和文本里多次涉及普罗米修斯，他从盗火的仪式中明白了一种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但是他更倾心与尼采笔下的“查拉斯图拉”造型，他在瓦格拉的音乐里点燃了堂吉诃德的激情，当他接受德意志民众加冕的这顶“查拉斯图拉”的荆冠时，他就是大日尔曼的火炬。这个谶语似乎预示了他与他的爱情在地堡里蹈火而去的命运。
尼采笔下的“查拉斯图拉”所寻找的失去了的上帝正是欧洲的统一性，这个上帝——作为精神的统治曾赋予欧洲以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狂人在大白天点上一盏灯宠，并穿过市场大喊：“我寻找上帝，寻找上帝！”他的行为理所当然引起一阵阵嘲笑。然而他对嘲笑者说：“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对人们大喊，“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把他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谋杀他的凶手！” 答案正如尼采所暗示的那样，只能是通过启蒙运动，通过征服自然，通过把自身从陌生的强制和监护下解放出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狂人的灯笼正是普罗米修斯手里的茴香枝的现代转型，希特勒不但要用这个灯笼寻找大日尔曼的真理，还要用它来焚烧建设工地的破败文化与人口。不完全的统计是，纳粹用焚烧炉就活活烧死的犹太人，约占死亡的600万犹太人的十分之一，人油成为取之不尽的肥皂原料。
我进一步发现，除极少数独裁者不善言辞之外，绝大多数独裁者都是天花乱坠的喷火大师，尤其是形容词的狂热爱好者。这是否是暴力的火花使然呢？就像纳粹的党徽，表面是太阳和火焰的喻指，实际上却是雄性性力的象征（见希尔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在这样的旗帜下，火与群众都紧密地团结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大纛下，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事情？从国会纵火案到驱逐犹太人的“水晶之夜”，火焰以急先锋的角色摧枯拉朽。
纳粹的火焰观点在另一个极权环境有所改变，它是以红色出场的。忠诚、纯粹、整齐划一，自由生命的鲜血作为火的液体形式，再一次把极权的崇拜物涂染得猩红。
火的信子在每一次吞吐的杀戮中获得咯血的快感。
焚书者
书籍作为思想的载体，一直是极权者视为异端的渊薮。焚书同样贯穿了辩证法，它有两个步骤：一是直接焚毁，二是组织御用者从事“伪书”的写作。目的自然是统一思想。
公元前47年，凯撒攻占了亚历山大城，由于担心舰队起义，便下令放火。大火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烧得精光。当时馆内有70万卷藏书，其中大量是法老时期的著作。如著名的《埃及史》共30卷，不仅记述了埃及的远古时代的事件，还有民间的习俗和宗教等资料。这一劫难使得古埃及的历史和文字在长时期内成为空白。
从这场大火的起源看，目的并不是纯粹针对书籍，有些殃及池鱼的意味。但看看秦始皇焚书的初衷，就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公元前213年，李斯上书嬴政道：“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书），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嬴政对此建议的批阅是一个字：“可”。知识分子李斯的罪恶，正是借秦始皇之手点燃了从此绵延不绝的焚书之火。
有人可以为李斯开脱，说秦统一之前就存在着中央集权的极权专制，存在过钳制民口、限制舆论的黑暗传统，比如周厉王、商鞅的酷政；但我们不能原谅李斯的是，他集中了传统的最高罪恶，将一项祸害民族精神、断送思想前途的主张用国家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推演为一场运动，一场文化浩劫。应当说，李斯推行的就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愚民政策。政权的所作所为是要消灭异端，但促使他们这样干的动机，其实一直是一个清醒的恶魔，那就是被知识武装起来了的潘朵拉。这才是最为可怕的现实。
我们从早年鲁迅先生的《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当中，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加盟体制以后对知识营垒的空前危害，但当我读到 《华氏451度》以后，却产生了古怪的想法。
在社会科幻作品中，以“反乌托邦”主题堪称典范的，是20世纪两部经典之作：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但如果读过《华氏451度》的人，也应该把这部书归入其中。
成书于1953年的《华氏451度》，是雷·布莱贝利极少数的长篇科幻之一。在当代著名的美国科幻作家中，布莱贝利可算是个异数。基于诸多因素，在超过半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布氏虽然发表过无数小说，其中长篇却有如凤毛麟角。事实上，就连这本布氏长篇的代表作，也是改写自1951年发表的短篇《消防员》。布氏在此玩了个文字游戏，因为在故事里，消防员的任务并非救火，反而是纵火！消防员真正要消要防的，乃是人类文明迸溅出的智慧火花。因此纵火的目的，是为了焚毁世上所有的书籍，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实：华氏451度（即摄氏233度）正是纸张的燃点。
小说主人翁孟泰格便是一名消防员。 在那个虚构的未来社会里，每栋建筑物都百分之百防火，传统的消防员已无用武之地。然而消防员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专业纵火员，唯一的工作就是四处焚书。
书籍是阻碍人们追求快乐的绊脚石，甚至是一切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作者借比提的口，发表了一篇强词夺理的演说，将书籍诬为十恶不赦的心灵毒药。他的结论则是，焚书乃追求快乐的不二法门，一旦把书通通烧光，便能多看电视电影，多做户外活动，那时人人都会过着快乐无比的生活。
从小被教条彻底清洗了大脑的孟泰格，深信焚书是造福人群的光荣使命。于是他们这群专业消防人员，前往一户户遭告发的人家，将一本本书籍化为灰烬。他们怀着宗教的虔诚，夜以继日、乐此不疲地烧、烧、烧。每当看到烈焰染红天际，孟泰格便会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彷佛自己成了救世主的化身。
孟泰格的信念后来之所以动摇，最早是受到邻家少女克拉莉丝的影响。不久，又因为目睹一名老妇自焚殉书，对他造成极大的震撼。从此孟泰格开始偷偷藏书看书，而在克拉莉丝“意外”身亡之后，书本更成为他唯一的心灵慰藉 。
其实孟泰格早已成家，妻子蜜莉是那个社会的标准公民。家里三面电视墙播出的互动式节目，是蜜莉生活的中心与重心。她跟孟泰格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每晚陶醉于耳机式收音机的音乐，或是藉着安眠药进入梦乡。得知丈夫的秘密后，蜜莉最后决定大义灭亲。孟泰格执行的最后一次任务，正是焚毁自己的藏书。任务完成后，他冷不防地将点火器转向队长，随即逃之夭夭。
在一位失业老教授的帮助下，孟泰格逃亡到一处世外桃源。那里有许多志同道合的爱书人，每个人负责默记一本书，并以代代口耳相传的方式，让那些经典流传下去……
这个清洗思想的故事，很容易让我们噩梦连翩。小说的结局是悲惨、黑色的，人们几乎沦落到“结绳记事”的地步了，思想和知识还有什么用处呢？知识与权利牢固地焊接在一起，权利即知识，权利即思想，而默诵在弱者记忆中的文字终究是要熄灭的。因为知识注定要朗现，思想注定要说出——这才是它们存在的正常形态。
思想不是体制内的秘密文件，它无须以密码的形式心心相传。它就像空气一样是敞开的，是任人吸纳的。
六十多年前，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及其纳粹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使用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蔓延。1933年5月10日夜晚，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蛊惑下，在柏林市中心的剧院广场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马克思、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两万册图书，焚书已经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部分而成为精神工作的一部分。随后，纳粹德国开始了一系列禁书、焚书活动和对进步思想家的残酷迫害。许多作家和科学家、尤其是犹太作家和科学家不堪其辱，纷纷流亡异域。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柏林市政府在倍倍尔广场，即当年焚书的剧院广场上建立起一座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以警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这象征着专制、愚昧和本民族耻辱的一幕。这座由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的造型别致的纪念碑建在广场的地下，深达5.3米，面积近50平方米，在这全白色的地下室里放置着水泥制成的书架，但书架上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恰好是放两万册图书的空间。纪念碑由一块大玻璃覆盖在地面，昼夜有灯光照明，观众可透过玻璃俯身下望，面对这一片由浩劫造成的“空白”来对历史作深长之思。这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席勒、贝多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这些文化思想巨人的国度所应有的气概。
在空白的记忆基座上，复原的往事以惊心动魄的形象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纸张附载着油墨，在火焰中卷曲、黝黑，一片被剥除了文字的纸灰正把灵魂弥散到空气中……思想和知识是无法被权利删除的，这就像水浇在烈焰上，只会令火势更为猛烈。
令人深思的是，推行红色恐怖的苏联却一直没有举行焚书运动，他们只是热中于“禁书”。中国总是后来居上，焚书、禁书并举，并大肆以“伪书”来愚弄思想和知识。中国的文革运动，几乎就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放大，知识和血肉一并捆绑在火刑台上。即使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禁止传播思想的官方努力在互联网上也从未停止。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通过火实现了自己的最高目的。只是，让火蒙羞的时间实在太过于漫长了。我们固然要保有自己的火，但尤其要警惕那些帮助体制纵火的知识人。我们看到了李斯的结局，他惨受了体制的“五刑”而死。揭发别人的价值动机都是很实惠的，希望邀宠，希望被御用，无论是旧中国提倡新式专制，还是在新中国乐于参加新专制的建议，渴求被御用和贪图名利的心理在知识阶层中总是乐此不疲。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官僚知识分子的通病。就像三流剧作家墨勒图斯告发苏格拉底，就像舒芜告发胡风，但是，历史的公正就在于，这种“点火”之举的结局却是铁定的，它注定会殃及自己。
知识分子加尔文，知识分子李斯，知识分子郭沫若，固然是一种邪恶的火源，因为这种企图直接作用于肉体和精神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了，目前正在被另一种方式代替。可见，御用的火焰也是“与时俱进”的。现在，风起云涌的御用“伪书”制造者们，正以稀薄的才情来演绎文字的火焰，这是用鬼火的燃烧来混淆视听，更应该值得警惕。箴言就是这么说的，堡垒总是首先从内部攻破。而让思想者永远伤感的是，火的暴力总是比其思想的威力凶猛得多。在现实的擂台上，思想的火焰总是被暴力的火光遮蔽、撕裂，在价值的峰巅上，尽管前者是终极的赢家。
火注定要摧毁一切邪恶和伪饰的舞蹈，火注定要烛照黑暗中的飞行，火甚至要烧掉自己。火只以一片灰烬，述说燃烧的言语。这就是火的宿命。
2002年6月2—4日夜改定于成都
火以片断的形式展开它的全部内涵，片断阻止了过去与未来的呈现。
火的创造性在烧造领域迅速转化成精神的影象。这种力量使人与物处于间离的关系，火可以深入灵魂去改变它的原始性质。物质的例证很多，比如釉色在900℃的温度就呈现分裂、聚缩状态，形成自然而有序的龟裂，惊心动魄地披露出一头豹子的流畅花纹，而隐藏在豹子内部的火与速度得到了外力的导引，瓷器就像收藏“燃素”的圣杯，从物质的水面升越出来，开始在精神领域自明。这个诡谲的灵感在巫师和信仰领袖们的大脑沟回里生根发芽，我发现，他们的谶语和信条无一不是在火焰当中得以成型并发扬光大的。
对于思想者来说，这种力量是充满诱惑和神秘色彩的，因为思想就像豹子一样，本身就是流火的镜像。而燃烧的间离因素，同时也构成一种制约，即在自身不具备燃烧的前提下，没有拒绝点燃自己，不料自己却成为了照亮黑体制的火把。
燃烧是一道火墙。它使得思想者不能不认真对待火的洗礼——物质温度与精神的升温曲线、内心收缩与自我膨胀的系数、融熔自己与融熔黑暗的临界点等。如果一个思想者不认真去研究烧、造之火，很难说具有野性与刚性的烈火不会对其思想撒野施威。
在此，火的悖论性质必须得到强调——在烧毁之中进行塑造；在毁灭中得到永生；在蹈火的惨叫中获得真理的沐浴。但是，在一团焦黑的、萎缩的肉体上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安托万－洛朗·拉瓦锡告诉我们事物燃烧的基本原理，他说：“从燃素说只能得出模糊的要素，它十分不确定，因此可以用来任意地解释各种事物。有时这一要素是有重量的，有时又没有重量；有时它是自由之火，有时又说它与土素相化合成火；有时说它能通过容器壁的微孔，有时又说它不能透过；它能同时用来解释碱性和非碱性、透明性和非透明性、有颜色和无色。它真是只变色虫，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它的面貌。” 因此，“成酸的元素”（即氧气）被他隆重推出，但是，火焰却以无法测量的向度向历史张开了它情欲的嘴唇。
拉瓦锡说对了，火一直是以变色龙的造型跳跃在热欲与放弃之间，蒙昧与狡黠之间，自由与专制之间。
盗火者
盗火的空间有两个，一是把火从火世界带到黑暗区域，二是在纯粹黑暗的环境中“自燃”。
某一天，圣者燧人氏偶然看到有只怪鸟（我推测是鸩鸟）在啄树干，冒出了火花，由此得到启发。火的演出使他明白，坚硬的物质内部就是火的居所，于是他掌握了打开秘密的咒语。这个无私的圣者行使了播种的天命。他不是盗火者。
阏伯是中国的盗火英雄吗？继颛顼帝以后，帝喾为商地的部落联盟酋长。帝喾看到商地人没有火，就让自己的儿子阏伯到这里任“火政”，也就是说，天火要由体制管理起来，成为民间一种奉献了巨大牺牲之后的天赐奖品。阏伯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偷偷将火种藏在身上带到了人间。时隔不久，阏伯的恶行让天帝知道，天帝发了一场洪水，要淹没火种，并惩罚叛逆。
洪水像天空的智力一样，总有疏漏。阏伯筑起了高台，独自在高台看守火种。洪水退后，高台的火种还在燃烧，阏伯饿死在火种旁。可惜的是，这个故事显然是近年才编造出来的，我想，创作者主要是为了增加当地的旅游收入，在做旧的人造景观里对纸币进行的一种描红作业。
既然是“盗”，就有一种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历险。某一天，普罗米修斯觉得大地的黑暗让他忧心忡忡，因为他传授的多种技艺人们无法在黑暗中演练，这位先知用一根长长的茴香枝，从天路行驶的太阳车上巧妙地盗得火种，传给黑暗的人间。普罗米修斯一直是后世狐仙智慧的崇拜物，透彻的智慧却没有估计到盗窃的后果，他必须成为大写在岩石上的罪孽范式，每天让老鹰来提醒他无法赎清的过失。痛使时间慢下来，慢到他几乎腐烂和堕落，但穿透胸膛的钢钎以脊柱的形式帮助他成为不倒的英雄。这就显示出宙斯的平衡术，还必须用赫淮斯托斯等助手合成制造的潘朵拉来彻底弥补“失火”的事态。火成为了恶魔的导师，后者亦步亦趋，如影随形。
有学者指出，作为集众神“形象”于一身的潘多拉——这个“最初的女人”还是导致惊奇的本源，这一惊奇与哲学的惊奇的关系一直还是隐藏的。尤其在这个所谓哲学已经终结，即惊讶已经被知识所吞没的时代，将会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导致灾祸的普罗米修斯后来似乎只是沉湎于潘多拉的诱惑——家与生育——即经济或家政的事务中，使我们在景仰之余难免不滋生出很多遗憾。
火与潘朵拉的并生并行就进一步显示了火焰与恶魔的通灵关系，火焰打开了局部的黑夜，但更广阔的黑暗一直就是潘朵拉活动的世界。而且，潘朵拉具备蹈火的冒险技术，时不时地从火焰中心穿过，留下一缕蝉蜕般的烟雾，并傲慢地带走火的精华与光荣。
正因为火是弱势的，因而火就显得更加珍贵。
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所昭示出的盗火与技术、痛苦和希望的关系是希腊智慧的源头，而阿基里斯的愤怒之火所导致的特洛伊城的被焚烧以及奥德赛的狡黠仍然是普罗米修斯精神的实现。
“思想家的冷酷，照某些人看来，这才是一种精深的哲学。就算这样，但在这种精深中有着欠缺的一面。一个人可以是不朽的，然而又是跛子，伏尔甘就是一个明证。人可以高人一筹，也有低人一等的地方。大自然中存在着无穷尽的不完整的现象，谁知道太阳是否盲目呢？”这段文字出自雨果的《悲惨世界》，指明了事物的多元特征及其善变性。就像雨果提到的伏尔甘，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淮斯托斯，这个经常戴绿帽子的火神尽管因此而变得心胸偏狭，火焰被镀上了一层愤怒、嫉妒的绿光，在火焰蒙羞的同时，火的言辞在内部开始更锐利地凝聚，照亮黑暗的渊薮。
很多人不知道，又是火神才使痛苦万状的普罗米修斯得以解放的。当赫克里斯去解救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是坐在一个瓦罐里漂洋过海的。为此，他忍受了比妻子维纳斯与偷情更为难熬的烧炙。对照一下，现实中的受害者都无法提炼火焰，并且使火的主语在愤怒的燃料中趋于纯净。
盗火是一个悲壮的行为，是敢于入地狱者的大义。鲁迅将引进西方先进思想的行为视为“盗火”。“盗火”的目的不但是用来烛亮民族精神，关键是希望盗得的火种能够与我们精神资源中的燃烧品质相结合，构成不会熄灭的思想阵营。近代以降，从严复、陈独秀到胡适、鲁迅，从张闻天、顾准、张中晓到张志新、遇罗克、赵一凡，从今天诗派到现在的非非主义，在中国知识界中，虽然只是凤毛麟角，他们无不以盗火者身份传递着异域思想或者人性深处的光焰，焚膏继晷，义无返顾。这种在不同层次上敢于烛照主流意识形态黑暗形态的民族火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如同火种，成为人们照亮黑暗现状的精神财富。
就中国思想界情形而言，近代的盗火行为是我说的第一个向度，当代则进入到了盗火的第二个向度，“自燃”成为了思想者抗拒暴政的决绝方式。在理性光芒缺席或者软弱的时候，单一的火焰是打穿黑暗的重金属。或者可以这样说，火是光芒的具象，光是火焰的核心。
19世纪后半期，法国诗坛出现了一位光彩照人的“通灵者”，他的名字叫亚瑟·瑞布兰德（Arthur Rimbaud），他曾说过一句比他的诗更具有生命力的话：“诗人是盗火者”。这里的诗人不过是思想者的转喻，但是，着火的文字如果没有火的向度，这种燃烧在尚未照亮自己的时候，就熄灭在一阵微风中。这甚至是一种口头的燃烧秀。
思想就是火种，火又是一种精神。盗火者不但应该具有勇气，更应该具备薪尽火传的铁血意志。这使我想起塞涅卡说过一句格言：伟人既是脆弱的凡人，又是无畏的神人。这就是说，盗火者应该具有混合着“狮子和狐狸”特性的强力人格。我们更应该记住：沉湎于某种大难之后的闲适往往很多盗火者的结局。
蹈火者
蹈火的情况有三种，一种是飞蛾扑火式的冒险；一种是心甘情愿地委身于暴力之光，使自己成为暴政的剃刀；还有一种，是以思想的火焰抗拒暴力焚炙的英雄。
火焰具有天然的问鼎精神的权利。我发现，处于同构性质的物质，其接触往往都是以激烈的排斥而拉开序幕。但主动坚持这种亲密接触的人，一般来说，都有阴谋家曲径通幽的素质。
在西西里南岸一座俯瞰地中海的山上，有一个名叫Agrigento的小城。2500年前它称为Agrigentum，是当时最美丽繁荣的城市之一，也是古希腊文化与智慧的中心之一。在城里一个最为显贵富有的家族里，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叫做恩培多克勒。他既是个医生，也是个物理学家、诗人、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家，还是个自称能预见未来的占卜师。据说他能够控制风；他曾使一个似乎已经死了30日之久的女人复活。这种全天候的才华使他如鱼得水、腰缠万贯。
恩培多克勒已经认识到物质世界是由四大元素构成的，即土、气、水、火，这四种元素分别代表了固体、液体、气体和一种比气体更稀薄的物质。在火焰深处，这种“比气体更稀薄的物质”的东西，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造欲。他经过反复研究，认定：这就是灵魂存在的证据。既然火是灵魂的居所，那么所谓长生不死，就是把自己沉入烈火中，让灵魂的源泉与自己合二为一。
他坚持自称为神。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记载了他的言行——
有一次，他很铺张扬厉地把自己说成是个神：
朋友们，你们住在这座俯瞰着阿克拉加斯黄色的岩石、背临城堡的大城里，为各种善事忙碌着；你们是外邦人的光荣的避难所，从来也不会干卑鄙的事情，我向你们致敬。
我在你们中间漫游，我是一位不朽的神明而非凡人，我在你们大家中间受到了恰当的尊敬，人们给我戴上了丝带和花环。只要当我戴着这些参加男女的行列进入繁盛的城市，人们便立刻向我致敬；无数的人群追随着我，问我什么是求福之道；有些人想求神谕，又有些人在许多漫长而愁苦的日子里遭受各种疾病的痛苦的摧折，祈求能从我这里听到医病的话。……但是我为什么要把超过必死的、必朽的凡人当作好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喋喋不休呢？另外有时候，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大罪人，正为着自己的不虔敬而在赎罪：
有一个必然之神的神谕，那是一条古老的神诫，是得到明确的誓言保证的而又永恒的神诫；它说，只要有一个魔鬼——漫长的岁月就是他的命运——曾经罪恶地用血玷污了自己的手，或追随过斗争而背弃了自己的誓言，他就必定要远离幸福者之家而在外游荡三万年，在这段时期中他将托生为种种不同的有生形式，从一条劳苦的生活道路上转到另一条上。因为强而有力的气把他赶到海里，海又把他冲到干燥的地上来；地又把他抛到烈日的照灼之下，而烈日又把它投回到气的漩涡里。每一种都从另一种那里把他接受过来，但是每种全都把它抛开。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见拒于神的亡命者和流浪儿，因此我就把我的指望寄托于无情的斗争中。
神就有神的死法，为了向他的学生和敌人证明他的不可战胜，他选择了跳入埃特纳火山口，以便不留下曾为人类的痕迹。他认为火山口就是天堂的正门。但不幸的是，火山挫败了他的预谋，把他的一只青铜拖鞋抛了出来，扔到火山口边缘。这只凌空蹈虚的鞋子没有像方舟一样，负载着灵魂舍筏登岸，而是带着冥界的污泥，肮脏而臭气熏天。
后世一位打油诗人嘲笑他说：“伟大的恩培多克勒斯，这颗燃烧的灵魂；一头扎入埃特那火山，把自己整块烤烹。”
一个在知识和钱财上都实现了双赢的人物，显然已经厌倦功利的满足了，他只能用自己的灵魂豆光，来照亮前进的路，同往大火的圣境，以不死或者新生的方式，来继续占领尘世以及信仰的位置。我不能承认恩培多克勒斯有什么献身精神，恰恰相反，他是怕死的，火焰成为了他一相情愿的天梯，可惜断裂了。火拒绝功利主义的僭越和火中取栗。
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很多自焚者的动机。抗击表面的疼痛甚至死亡，去觊觎永远的胜利。但是火从这些不名誉的策略中冲天而起，删除并清理了企图把现实之火与灵魂之火囊括一空的妄举。
浴火的意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火凤凰的寓意，联想到为此放声高歌的郭沫若的宏大诗篇。这个自封为“可以吞噬光与火的天狗”，显然不是在火中新生，淬炼自己强硬的翅膀，而是塌缩成了一个小小的火罐，才气的火纸在驱除氧气，然后永远贴在铁板一块的体制肌肤上嘘寒问暖。
1966年4月，郭沫若说：“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
一个半月之后，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大规模焚书便成为扫除“旧文化”的时尚。
说郭沫若的发言导致后来的红卫兵焚书，显然夸大了他在当年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但郭沫若的焚书理论因其极端的自我否定，无疑为急剧膨胀的虚无主义思潮现身说法，推波助澜。
郭沫若在同年5月间会见日本友人，特意安排在自己的寓所，指着书橱中排列整齐的著作急于辩诬：“你们看，书不是都还在吗！”1967年8月，郭沫若在答复一位青年教师对他的批评（“简单的烧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科学的”）时，正面解释了一年前在检讨发言中的“焚书”说：
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致徐正之，《郭沫若书信集》下，409页）
这种辩解是无力甚至荒谬的。委身于权力，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可耻，它一直是传统知识分子通向仕途的唯一机会。但是，当思想者把自己曾经足以骄人的异端火焰交到集权者手中时，这就不再是私人意义的事情了，火焰极可能反向燃烧，助纣为孽，成为开启潘朵拉盒子的推动力，是杀戮生命和思想的利器。就破坏性来说，这种行为比围绕在火刑柱下添加柴火的群众要危险得多，因为他是点燃暴力的火源。
我相信，这个把枯骨都敬献给暴政的聪明人，至今躺在大寨虎头山上风餐露宿，大概只有磷火在偶尔闪烁，勾勒出潘朵拉的倩影……
从理念上说，火无法被权势分开，就像火与光无从被阴谋或阳谋剥离。但是，火就像盗火者头上高悬的利刃，与暴政的火焰刀形成了不成比例的对峙，前者在微弱，后者在膨大，它的生力军实在太多了……
我们从《异端的权利》这本带有启示录色彩的著作里可以获得无限的助益，就在于围绕着火刑台的火光里，我们看到了真理和正义是如何闪光的。在思想遭受到毁灭时，沉默就是一种从外到内的彻底堕落，当时代堕入了无边的黑暗并沿着黑暗作歇斯底里的狂欢追随之时，良知触使另外的思想自明、呐喊、燃烧。正如卡斯特利奥在《论怀疑术》中这样分析沉默的可怕：“后代将会疑惑，何以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明，我们却被迫退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
“苍蝇战大象。”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卡斯特利奥在他驳斥加尔文的书稿上，添加了这么一句总结性的谶语。这句话被威茨格引以为《异端的权利》的开头。从外在上看，这固然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自不量力”的挑战，但从终极的向度上看，两者却处于“易位”的状态。思想，使芦苇般脆弱的肉身产生了巨大的韧性，思想像脊梁一样使倒扑的肉身站立起来，在火焰的舔舐下呈现金子的纯粹。
这是帕斯卡尔的话——“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去囊括了宇宙。”思想挽救了个人的卑小，使速朽的生命获得了存在的尊严。
卡斯特里奥道出了思想者宿命的结论——“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该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含义是很明确的：燃烧的过程既是对思想之火的传递，又是对暴力之火的承担。双重的火焰在内外夹攻中使自由精神傲然而盘桓。
正如威茨格总结道：“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火杀者
暴力的火焰刃口是一条建设权力、巩固统治的基线，权力者只可能运用其暴虐疯狂的一面，这倒并非出于彻底的无知。但是，统治者总是百尺竿头，在他们娴熟地把现实变为炼狱之后，总是希望火焰能够对思想起到清洁、大一统的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思想中异端邪说具有鬼魅般的顽固性和狡猾性，剑无法触及的所在，只能寄希望于火，剑与火成为了权利天然的二重奏。暴力的火作为异化了的力量，在清除异端思想的工作方面早已经是炉火纯青。
因此，暴力的火焰其公共性很清楚：首先是杀人。诗人海涅的预言就是一个铁律：“在他们烧书的地方，他们迟早有一天也要把人烧死。”
但是我们想过没有，如果他们手里的火焰刀是鬼火打造的呢？
但是历史的次序并不如海涅所说的那样，而是相反，即权力者总是重视对人进行火的洗礼，并且一同点燃书的纸页。这个操作模式符合所有极权者的胃口。
从《人类死刑大观》中我们就了解到，火刑台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火花四溅。人肉焦糊的味道飘荡在空中，令刽子手和观众欣喜若狂，并使极权者心里的石头落地。不论是通奸犯、钱币伪造者、巫师、春药秘炼术士还是思想异端，他们的烧烤味道在空气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气味无一例外地在证明一个一相情愿的推论：灵魂里的恶魔被烧死时，味道都是一致的。据说，人肉的烧烤味道具有一种悠久的穿透力，可以弥散在光线中造出诡异的形象。它在中世纪被宗教裁判所与世俗法庭联袂推向了高潮，并成为愉悦群众嗅觉、纯洁大众信仰的家常便饭。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的描绘是惊心动魄的：
“一堆乌黑的、令人厌恶的、烧焦了的东西，一堆使人恶心的、已全无人形的胶状物。那曾经是一个有思想的尘世的动物，热情地向往永恒，那曾经是神圣灵魂飘动的碎片，现在缩成了一堆。如此令人作呕、如此可憎的一堆残渣！那景象甚至可能使加尔文意识到他僭取权力、成为法官、并杀死他的一个兄弟的行为，是何等的不人道。”
但是事实粉碎了作家的预言，残暴的加尔文执政之后，前后一共火杀了150名异端分子，更为荒谬的是，说他的“坏话”同样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也要处以火刑。火已经让极权者进入成瘾症状，我们可以说，在人肉的焦糊味道中，潘朵拉已经成功地置换了火的使命，它使火焰油爆而狰狞，火被武装起来，成为了体制的判官。
暴政者没有忘记火的精神向度和美学旨意，他们在火刑的冲天火光里牢记着自己对火许下的诺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把自己视作火的接班人：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的产物。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样的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的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点燃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就是他，为人类文化中每一伟大建筑物奠下基础，树起墙垣。”
文中的“他”既是雅利安人的指代，更是希特勒的自称。希特勒在谈话和文本里多次涉及普罗米修斯，他从盗火的仪式中明白了一种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但是他更倾心与尼采笔下的“查拉斯图拉”造型，他在瓦格拉的音乐里点燃了堂吉诃德的激情，当他接受德意志民众加冕的这顶“查拉斯图拉”的荆冠时，他就是大日尔曼的火炬。这个谶语似乎预示了他与他的爱情在地堡里蹈火而去的命运。
尼采笔下的“查拉斯图拉”所寻找的失去了的上帝正是欧洲的统一性，这个上帝——作为精神的统治曾赋予欧洲以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狂人在大白天点上一盏灯宠，并穿过市场大喊：“我寻找上帝，寻找上帝！”他的行为理所当然引起一阵阵嘲笑。然而他对嘲笑者说：“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对人们大喊，“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把他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谋杀他的凶手！” 答案正如尼采所暗示的那样，只能是通过启蒙运动，通过征服自然，通过把自身从陌生的强制和监护下解放出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狂人的灯笼正是普罗米修斯手里的茴香枝的现代转型，希特勒不但要用这个灯笼寻找大日尔曼的真理，还要用它来焚烧建设工地的破败文化与人口。不完全的统计是，纳粹用焚烧炉就活活烧死的犹太人，约占死亡的600万犹太人的十分之一，人油成为取之不尽的肥皂原料。
我进一步发现，除极少数独裁者不善言辞之外，绝大多数独裁者都是天花乱坠的喷火大师，尤其是形容词的狂热爱好者。这是否是暴力的火花使然呢？就像纳粹的党徽，表面是太阳和火焰的喻指，实际上却是雄性性力的象征（见希尔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在这样的旗帜下，火与群众都紧密地团结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大纛下，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事情？从国会纵火案到驱逐犹太人的“水晶之夜”，火焰以急先锋的角色摧枯拉朽。
纳粹的火焰观点在另一个极权环境有所改变，它是以红色出场的。忠诚、纯粹、整齐划一，自由生命的鲜血作为火的液体形式，再一次把极权的崇拜物涂染得猩红。
火的信子在每一次吞吐的杀戮中获得咯血的快感。
焚书者
书籍作为思想的载体，一直是极权者视为异端的渊薮。焚书同样贯穿了辩证法，它有两个步骤：一是直接焚毁，二是组织御用者从事“伪书”的写作。目的自然是统一思想。
公元前47年，凯撒攻占了亚历山大城，由于担心舰队起义，便下令放火。大火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烧得精光。当时馆内有70万卷藏书，其中大量是法老时期的著作。如著名的《埃及史》共30卷，不仅记述了埃及的远古时代的事件，还有民间的习俗和宗教等资料。这一劫难使得古埃及的历史和文字在长时期内成为空白。
从这场大火的起源看，目的并不是纯粹针对书籍，有些殃及池鱼的意味。但看看秦始皇焚书的初衷，就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公元前213年，李斯上书嬴政道：“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书），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嬴政对此建议的批阅是一个字：“可”。知识分子李斯的罪恶，正是借秦始皇之手点燃了从此绵延不绝的焚书之火。
有人可以为李斯开脱，说秦统一之前就存在着中央集权的极权专制，存在过钳制民口、限制舆论的黑暗传统，比如周厉王、商鞅的酷政；但我们不能原谅李斯的是，他集中了传统的最高罪恶，将一项祸害民族精神、断送思想前途的主张用国家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推演为一场运动，一场文化浩劫。应当说，李斯推行的就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愚民政策。政权的所作所为是要消灭异端，但促使他们这样干的动机，其实一直是一个清醒的恶魔，那就是被知识武装起来了的潘朵拉。这才是最为可怕的现实。
我们从早年鲁迅先生的《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当中，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加盟体制以后对知识营垒的空前危害，但当我读到 《华氏451度》以后，却产生了古怪的想法。
在社会科幻作品中，以“反乌托邦”主题堪称典范的，是20世纪两部经典之作：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但如果读过《华氏451度》的人，也应该把这部书归入其中。
成书于1953年的《华氏451度》，是雷·布莱贝利极少数的长篇科幻之一。在当代著名的美国科幻作家中，布莱贝利可算是个异数。基于诸多因素，在超过半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布氏虽然发表过无数小说，其中长篇却有如凤毛麟角。事实上，就连这本布氏长篇的代表作，也是改写自1951年发表的短篇《消防员》。布氏在此玩了个文字游戏，因为在故事里，消防员的任务并非救火，反而是纵火！消防员真正要消要防的，乃是人类文明迸溅出的智慧火花。因此纵火的目的，是为了焚毁世上所有的书籍，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实：华氏451度（即摄氏233度）正是纸张的燃点。
小说主人翁孟泰格便是一名消防员。 在那个虚构的未来社会里，每栋建筑物都百分之百防火，传统的消防员已无用武之地。然而消防员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专业纵火员，唯一的工作就是四处焚书。
书籍是阻碍人们追求快乐的绊脚石，甚至是一切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作者借比提的口，发表了一篇强词夺理的演说，将书籍诬为十恶不赦的心灵毒药。他的结论则是，焚书乃追求快乐的不二法门，一旦把书通通烧光，便能多看电视电影，多做户外活动，那时人人都会过着快乐无比的生活。
从小被教条彻底清洗了大脑的孟泰格，深信焚书是造福人群的光荣使命。于是他们这群专业消防人员，前往一户户遭告发的人家，将一本本书籍化为灰烬。他们怀着宗教的虔诚，夜以继日、乐此不疲地烧、烧、烧。每当看到烈焰染红天际，孟泰格便会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彷佛自己成了救世主的化身。
孟泰格的信念后来之所以动摇，最早是受到邻家少女克拉莉丝的影响。不久，又因为目睹一名老妇自焚殉书，对他造成极大的震撼。从此孟泰格开始偷偷藏书看书，而在克拉莉丝“意外”身亡之后，书本更成为他唯一的心灵慰藉 。
其实孟泰格早已成家，妻子蜜莉是那个社会的标准公民。家里三面电视墙播出的互动式节目，是蜜莉生活的中心与重心。她跟孟泰格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每晚陶醉于耳机式收音机的音乐，或是藉着安眠药进入梦乡。得知丈夫的秘密后，蜜莉最后决定大义灭亲。孟泰格执行的最后一次任务，正是焚毁自己的藏书。任务完成后，他冷不防地将点火器转向队长，随即逃之夭夭。
在一位失业老教授的帮助下，孟泰格逃亡到一处世外桃源。那里有许多志同道合的爱书人，每个人负责默记一本书，并以代代口耳相传的方式，让那些经典流传下去……
这个清洗思想的故事，很容易让我们噩梦连翩。小说的结局是悲惨、黑色的，人们几乎沦落到“结绳记事”的地步了，思想和知识还有什么用处呢？知识与权利牢固地焊接在一起，权利即知识，权利即思想，而默诵在弱者记忆中的文字终究是要熄灭的。因为知识注定要朗现，思想注定要说出——这才是它们存在的正常形态。
思想不是体制内的秘密文件，它无须以密码的形式心心相传。它就像空气一样是敞开的，是任人吸纳的。
六十多年前，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及其纳粹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使用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蔓延。1933年5月10日夜晚，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蛊惑下，在柏林市中心的剧院广场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马克思、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两万册图书，焚书已经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部分而成为精神工作的一部分。随后，纳粹德国开始了一系列禁书、焚书活动和对进步思想家的残酷迫害。许多作家和科学家、尤其是犹太作家和科学家不堪其辱，纷纷流亡异域。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柏林市政府在倍倍尔广场，即当年焚书的剧院广场上建立起一座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以警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这象征着专制、愚昧和本民族耻辱的一幕。这座由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的造型别致的纪念碑建在广场的地下，深达5.3米，面积近50平方米，在这全白色的地下室里放置着水泥制成的书架，但书架上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恰好是放两万册图书的空间。纪念碑由一块大玻璃覆盖在地面，昼夜有灯光照明，观众可透过玻璃俯身下望，面对这一片由浩劫造成的“空白”来对历史作深长之思。这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席勒、贝多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这些文化思想巨人的国度所应有的气概。
在空白的记忆基座上，复原的往事以惊心动魄的形象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纸张附载着油墨，在火焰中卷曲、黝黑，一片被剥除了文字的纸灰正把灵魂弥散到空气中……思想和知识是无法被权利删除的，这就像水浇在烈焰上，只会令火势更为猛烈。
令人深思的是，推行红色恐怖的苏联却一直没有举行焚书运动，他们只是热中于“禁书”。中国总是后来居上，焚书、禁书并举，并大肆以“伪书”来愚弄思想和知识。中国的文革运动，几乎就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放大，知识和血肉一并捆绑在火刑台上。即使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禁止传播思想的官方努力在互联网上也从未停止。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通过火实现了自己的最高目的。只是，让火蒙羞的时间实在太过于漫长了。我们固然要保有自己的火，但尤其要警惕那些帮助体制纵火的知识人。我们看到了李斯的结局，他惨受了体制的“五刑”而死。揭发别人的价值动机都是很实惠的，希望邀宠，希望被御用，无论是旧中国提倡新式专制，还是在新中国乐于参加新专制的建议，渴求被御用和贪图名利的心理在知识阶层中总是乐此不疲。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官僚知识分子的通病。就像三流剧作家墨勒图斯告发苏格拉底，就像舒芜告发胡风，但是，历史的公正就在于，这种“点火”之举的结局却是铁定的，它注定会殃及自己。
知识分子加尔文，知识分子李斯，知识分子郭沫若，固然是一种邪恶的火源，因为这种企图直接作用于肉体和精神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了，目前正在被另一种方式代替。可见，御用的火焰也是“与时俱进”的。现在，风起云涌的御用“伪书”制造者们，正以稀薄的才情来演绎文字的火焰，这是用鬼火的燃烧来混淆视听，更应该值得警惕。箴言就是这么说的，堡垒总是首先从内部攻破。而让思想者永远伤感的是，火的暴力总是比其思想的威力凶猛得多。在现实的擂台上，思想的火焰总是被暴力的火光遮蔽、撕裂，在价值的峰巅上，尽管前者是终极的赢家。
火注定要摧毁一切邪恶和伪饰的舞蹈，火注定要烛照黑暗中的飞行，火甚至要烧掉自己。火只以一片灰烬，述说燃烧的言语。这就是火的宿命。
2002年6月2—4日夜改定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