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20年的书写历史来看，非非主义基本上是以动词的身份来实现自己内心元价值的，这种情况虽然一度中断，但在2000年前后，经过整合之后的非非继续在词性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它在诗、理论、批评、随笔方向的出击，显示出更为强大的形象，如同一个动词在纸面上的连续弹跳。
作为非非同仁的后学，这也使得我在很长时间内以旁观者的身份注视着它的变异。轨迹是清晰而深刻的，它在用高分贝的叫声集合世人的目光后，接下来的动作都是松脂一般的，透明，然后粘稠，在些微的光芒中展示黑色沉着的力量，好像这光来自那些沉淀物质。汉学家顾彬教授在《预言家的终结》一文里，高度评价了非非“反集权”的指向及其价值，这使得非非从一直运筹着成名策略的诗界分离出来。但这一好评未必准确。以前的非非其实就是一个黑客，却拒绝了黑客的面罩，支离破碎的汉语写作领域是完全缺乏作秀条件的，惟有踏踏实实地进行价值建设，才是最本质的工作。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在近几年写作界热闹的名声争吵中，非非从来就是甘于缺席的，就连于坚等人对“红色写作”的荒谬指责，非非也未置一词。
多年前我就意识到，仿佛来自“神示”，非非的命名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词。它抽空了所指，让其空出域界，使得能指和歧义蜂拥而来、举行蹈空之舞。但这种古怪的初衷其实与文化里的很多现象是相似的，但是我认为它比“达达主义”的来历更为极端，因为它完全切断了文字本身的联想，但好像又处处都能产生照应。因此，非非受到了体制文化和一些文人的拒绝和逆反，都是预料中的事情。现在，动词的非非已经超越了早期着重强调反词的初衷，因为早期的被动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诗写者多是在体制流行语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开始逆动的，这就构成了误解的条件。而且，逆动的声音也很容易被流行语消解，甚至异化。
动词的学养基础是反词，后者就像宋江在墙壁上题写的诗句，不同在于非非的反词是清醒时分的自觉词汇。现在，动词进一步呼唤来自批判的锐利和价值的对建，它对弱力和弱智的词性进行了加固和改造，对尖锐的词锋心醉神迷，直至进行价值重构。这个持续用力的过程，在周伦佑等诗人的笔下，显示了勇士在兵器上传输体温和寄托之后意识成型的痕迹：
那就是石头——煤核——水晶的转喻；
那就是玻璃——刀锋——血槽的升跃；
那就是对黑夜——光芒——黑暗的锲入；
那就是失明——光明——自明的嬗变；
那就是速度——飞翔——大鸟的君临和俯视；
那就是面对的诗歌敌人——语言敌人——无物之阵的非非思想！
词的质地被反复打造，并被书写者注入血性的精神之后，词就不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透明了，它甚至是元色调的，用周伦佑的话来说就是，光不能被光照亮。反之，黑同样不会被黑洞穿。它保有纯粹。光不过是黑的一种表现形态。非非的颜色是通过文字的反射来完成的，它有些像一个不太讲道理的汉子，推开了自己影响内外的纸花和垃圾，突然被一束未知的树根钉穿脑髓和身体，根须在吸足养料后，一味地展开血的词语地图。与其说非非是被根所统摄，不如说是它们不期而然地合谋！
在思想和文体两个向度上，非非的动词就像“虫洞”一样打穿了其中的壁垒。
它在壁垒的锋刃上从事惊险的句法转换。
而与动词相对立的是宏词，虽然它在毛式恐怖时代被狭隘地宣泄成了“红词”，但作为体制的专利，至今对写作的危害仍然是巨大和深远的。宏词一方面带有特殊的体制情结，另一方面也与宏大叙事在学理源流上予以了接轨。宏大叙事指解放叙事与理性叙事，利奥塔德认为这只是假说并没有经验证明，应加以怀疑和削减。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科学与知识都应加以置疑，没有什么东西给人们思想和关怀，而且，许多战争、许多阴谋都是在理性的操作下进行的。
利奥塔德进一步将后现代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并以此凸现了叙事与知识的关系，从而对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利奥塔德之所以如此防范宏大叙事，是因为宏大叙事中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它赋予了叙事一种霸权，这是通过赋予其合法性来实现的，这一霸权夸大了叙事与真相的等同。
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具有一种强迫性，所以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体制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
在这样的层面上，非非只是局部地认同这种对立。因为当代汉语写作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叙事，有的多半是呓语，甚至企图以私人叙事混入宏大叙事当中，近而渴望成为主旋律的声部。况且，那些提倡私人写作的人，把生计流水帐和隐私的工笔细节作为对私人叙事的进入，并把它和写作混为一谈，都是非常糊涂的。
单单从社会中孤立出一个个体，他在使用密写墨水记录变天帐，固然是“私人行动”，但他的声音一当发出就不再是私人意义上的了，他有被专政的可能。就是说，没有私人的写作，写作都是社会性的，我坚持认为写作甚至还带有阶级性。如果有私人的叙事，那一定是声音被环境接纳之后的后果。
以我的私见，非非的动词既有私人叙事的成分，也蕴涵了非非们毫不隐晦的对“非非叙事”的追求，这在陈亚平、陈小蘩、袁勇等诗人的创作当中，已经显出对“非非叙事”的自觉意识。这种言说是一体化的，就在于非非没有借助任何意识形态的外力，它以硬光打开了现代汉语之门，在版图上留下了它腐蚀的花纹。这凸现出了“非非叙事”和“体制外写作”的内核——在对宏词进行大清洗的同时，以自己的动词确立非非跟精英文化的承载关系、超越关系。与其说非非是在反抗集权体制，不如说非非是在反抗宏词对写作使命的压迫。非非用自己的动词置换了宏词的位置，它延宕而行的道路上，展开的是“非非叙事”的折页。
非非的语言本来就是强势话语，它最早展示出来的雄心就是直捣价值核心的，它要在一个反价值时代树立价值的圭臬。很多人一度认为这是一种妄想症，但近20年的时间，证明了以墨水托起黑暗的努力正在转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