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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礼孩文章：一个时代的诗歌演义——关于’70后诗歌状况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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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诗歌演义
——关于’70后诗歌状况的始末
黄礼孩
’70后诗歌写作，作为一种诗歌命名被确认下来，这是诗坛近一二年来最大的事情，这也是’70后诗人对汉语诗歌写作所做出的一分特殊的贡献。’70后诗歌从一个相对晦暗不明的状态到崭露头角，从独立的个体写作到现在形成的庞大诗群，从民间自觉的发起到在公开诗刊上的波澜起伏，已真正凸现出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真正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继“朦胧诗”、“第三代”之后的一个新兴的写作群体。
’70后诗歌的状况
“ ’70后写作”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1996年陈卫在南京创办的民刊《黑蓝》。他们在《黑蓝》上打出了“’70后——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这家刊物有先见之明地提出这一理念，但后来却没有再去演绎这一理念。虽然这不是一本纯粹的诗刊，但其写作的指向主要是诗歌。因此，也就有了不知情者说’70后诗歌写作是对小说界炒作的沿袭。
有人认为用十年时间来划分一种诗歌写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样会抹平个性写作，而且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与60年出生的诗人之间，没有足够的区别性差异。比如说1969年出生的诗人和1970年出生的诗人，都同在一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这些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1969和1970年之间划出界线还是必要的，这是一种策略。这有助于’70后诗人在自己的版图上进行更为自由的创造，’70后诗人也因此变得更加从容。’70后诗歌写作具有与“第三代”不同的特点，在“第三代”诗歌出现到现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对一种前进着充满茂盛生命力的诗歌写作进行命名，已具备条件，70年代出生诗人的写作在对上一代诗歌的尊重与推崇，批判和吸收上已能在文本的操作上凸现出综合的文学品质。这一代人的诗歌革命已有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对’70后诗歌写作的命名也不是空泛的了。心智的成熟和富有活力的新鲜质素是一代诗人崛起的重要因素。’70后诗人对诗学的坚持和对现实精神空间的拓展，使得这一代人的呼喊充满勇猛精进的激情。’70后诗人在对诗歌旧格局的解构和新格局的构建中完成了对自己的命名。
’70后诗歌运动
如果说’70后诗歌写作是一场行动，那也是一种进步的选择。’70后诗人进行的就是极力摆脱一切昔日的羁绊的暴风骤雨般的诗歌行动，并改写着诗歌的格局。
1998年12月22日，北京“蓝色老虎”现代诗歌沙龙在清华大学主办了“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群体之声”——“跨越世纪门槛”诗歌朗诵会。北京’70后的大部分诗人参加了活动。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蓝棣之主持了诗会。
1999年5月，《外遇》诗报推出“1999年中国’70后诗歌版图”，以版块形式推出’70后诗人诗作展。
1999年，陕西诗人黄海、王琪在西安推出《七十年代》诗报。
1999年，《山西青年》在第七期刊出了一批’70后诗人诗歌作品。
1999年12月15日，《科学诗刊》（冬季号）设置“七十年代人”栏目，推出6位‘70后诗人诗歌。
1999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七十年代工作室、雅典工作室共同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生于七十年代——中国诗歌新锐作品朗诵会》。
2000年1月，广东诗人黄礼孩在广州主编民刊《诗歌与人》，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一回)。该刊16开本，144个页码，收集了55位7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作，并配有每一个诗人的照片和简介。
2000年4月8日，评论家张柠在《新世纪文坛报》“争鸣版”主持“’70年代后：广东诗群”，推介了吕约、凌越、谢湘南、安石榴、黄礼孩等’70后诗人。
2000年5月，北京《观念》民刊设“七十年代以后实力诗人作品展”栏目，推出19位’70后诗人诗作。
2000年6月16日，广东诗人潘铭萱在《粤港信息日报周末版》的“人文前沿”版，刊发了安徽诗人阿翔、福建诗人安琪、天津诗人徐江、广东评论家张柠关于’70后诗歌的评述文章。
2000年7月，《诗选刊》设置“年轻的声音”栏目，开始大规模从《诗歌与人》中选发诗歌，成为第一家推出’70后诗人最有影响力的公开诗刊。
2000年7月，广东诗人符马活、余丛在《诗文本》(第2期)推出“诗歌的革命——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选”。
2000年9月，江西《青少年文学》报推出“太阳部落：’70年后诗歌”专版。
2000年10月，浙江温岭《三角帆》民间诗刊设置“七十年代以后”栏目，推出6位’70后诗人诗歌。
2000年11月，福建《散文天地》推出“60年代出生，70年代出生”散文展，其中“70年代出生”版绝大部分为’70后诗人。这也是散文类杂志对’70后诗人的另一种确认。
2000年12月，吉林民间诗刊《进行》设置“七十年代”栏目，发了7位‘70后诗人诗歌。
2001年1月，广东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二回)。该刊为大16开本，共182个页码，共发了92位’70年后诗人的诗歌。
2001年1月，广东诗人黄金明、吴作歆、陈才文主持的《羿诗刊》在广州创刊，该刊为32开本，共100个页码，共推出广东7位’70后诗人的作品及理论文章。《诗选刊》(2001年第3期)转载了7位诗人的诗歌。
2001年2月，广西诗人刘春推出《扬子鳄》诗刊，16开本64个页码，推出’70后诗人的诗歌与理论，刘春还开设了《扬子鳄》网络诗刊。
2001年3月，广东《南叶》文学杂志推出“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作联展”栏目。
2001年4月，吉林《青春诗歌》月刊设置“七十年代后诗人”，从《诗歌与人》中选发了13位’70后诗人诗作。
2001年5月，《诗刊》从《诗歌与人》(第一、二期)选发了16位’70后诗人诗作。这也是至今中国最大的专业诗刊对’70后诗歌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另一方面网络诗刊的兴起，打破了传统诗歌的传播模式，使得诗歌的发表渠道多样化。如今中国的网络诗刊绝大部分为’70后诗人开设。‘70后诗歌在网上呼风唤雨，横穿整个时代，这种狂风暴雨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70后诗歌的发展。’70后诗人的诗歌行动弥漫着每一个角落(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我个人知道或接触过的)，这风起云涌的诗歌行动，不管规模是大是小都让’70后诗歌写作得到广泛的传播。人们对’70后诗歌写作也就有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倾向性认同。而读者通过对’70后诗歌行动的了解，也就知道’70后诗歌写作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
我和《诗歌与人》
1999年上半年，广东诗人符马活停掉他手头上的《三只眼》诗报，邀请我一起创办《诗文本》民刊。出版第一期后不久，我萌生了自己来独立办一份诗刊的念头。那时候我参与编辑的广州《面影》诗刊已暂停不办，但我还是觉得办民刊有意义。这年9月，我在北京认识了诗人蒋浩。在与蒋浩的聊天中，我迅速地捕捉到创办’70后诗歌诗刊的灵感，当然这跟我生于70年代有关。许多事情一开头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而已，但只要你用心去做，它会慢慢呈现它纯真的质地。幸好有蒋浩的热心支持，他为我组到一大批稿，这让我坚定了把这件事情做好的雄心壮志。诗人沈浩波，我是通过蒋浩认识的。沈浩波知道我要推出’70后诗歌大展后，他非常热情地用特快专递把他的诗及其他几位诗人的诗一起寄给我。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他还为我推荐了多位’70后诗人。
为了能更为广泛组到70年代诗人的诗稿，我还多次请求60年代出生的诗人安琪、程维、庞培、朱朱、小海、叶舟、杜涯、徐江等诗人(还有后来加盟的河北诗人赵丽华)帮我寻找’70后诗人。让我感动的是，他们都以诗歌的精神以对’70后诗人的关爱为我网络了一大批各地的’70后诗人。特别是安琪和赵丽华，他们都是60年代出生的诗人，我推出’70后诗歌大展与她们无关。但她们以一种为诗歌工作的精神，以一种真诚、阔广的诗人情怀关注着’70后诗人，为我多方奔走。她们对推动’70后诗歌的发展功不可没。许多时候，想起他们的身影，内心总是涌动着一种不安和深深的感动，我自己也惟有以谦卑的心日以继夜地做好’70后诗展。
尽管’70后诗人在各地都烧起战火，但都缺乏足够的冲击力，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冲上诗坛。那时候，也没有一家公开刊物愿意用整个版面来推介’70后诗人。我们惟有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历史。正像诗人安石榴所说的那样“你们不给我们位置，我们坐自己的位置；你们不给我们历史，我们写自己的历史。”《诗歌与人》生逢盛世，也源于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诗歌与人》汇集了70年代人最天然的诗歌力量，这一群体以自由人的身份对今日的诗坛进行探索和观察时已奔流成诗歌的激流。诗评家温远辉说：“《诗歌与人》在前沿的广州产生不是偶然的，因为广州有整合诗歌资源的能力，广州有一种顾全局的眼光，这使得《诗歌与人》团结了全国各地各种写作的’70后诗人，为’70后诗歌写作搭起宽广的诗歌平台。”
《诗歌与人》——70年代出生诗人崛起的标志
《诗歌与人》——“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推出来后，其所产生的影响让我始料不及，这多少有些让我措手不及。当《诗歌与人》不断飞向诗坛时，它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也应验了我曾说过的一段话：“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作品有被时尚写作，评论滞后，新闻炒作遮蔽的迹象。我无意说什么，当90年代的写作成为一种背影，对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作品的关注和发现已是水到渠成。”
2000年以《诗歌与人》为阵地，’70后诗歌写作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诗歌与人》因为在这场运动中担任了一种载体的角色，而被誉为“70年代出生诗人崛起的标志”。这是《诗歌与人》的大幸，更是整个’70后诗歌写作的荣誉。
是的，诗坛对’70后诗歌写作是关注的。我们来看看诗人们对《诗歌与人》的关注，便可略知一二。
《诗歌与人》整体水平颇高，可以说把汉语诗坛的新生力量集中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我觉得能够引起诗界的相当重视。
——北京诗评家谭五昌
《诗歌与人》特别漂亮，出手很高，对’70后诗人写作的展示十分成功。我相信这本刊物将成为民间诗坛举足轻重的诗歌选本。
——天津诗人朵渔
《诗歌与人》的“70年代”是近年来所有推出“70年代”中最集中、最大气的一次，难得你的独特编辑目光，将’70后诗歌潮流又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四川诗人周发星
《诗歌与人》集合了70年代出生的一代中的主要诗人，颇有寓意地标明了新诗代诗人在新世纪的出场与出发。
——陕西诗人秦巴子
《诗歌与人》“70年代诗展”，一再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诗歌是不死的，后继者大有人在。无疑，“70年代诗人群体”已经凸现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话语的领空。
——江西诗评家马策
本期刊物(《诗歌与人》第二期)大气、厚重，宏观性和包容性是别的刊物所无法比拟的。将’70后诗人大面积地推出，为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贵州诗人梦亦非
刚上班就收到《诗歌与人》，细读之后感觉非常好，作为一份可以自由表达不同诗学主张的诗歌刊物，能这样大面积地网罗70年代有成绩的诗人作品，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更何况其版式和印刷都是这样清新、优雅……尽管我是被排除在“70年代出生”之外的诗人，但我依然能感受到诗行间我们所共同的呼吸。
——四川诗人史幼波
《诗歌与人》里面有很多诗作，我都喜欢，极具文本的创新意识，已趋于深厚有力的成熟。这些都显示了’70后出生的诗人强劲的诗歌生命，《诗歌与人》坚持下去，定能在中国诗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我已把《诗歌与人》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保存。
——安徽诗人宋烈毅
《诗歌与人》是一份宽容的纵观全局性的刊物，尽管作品的水准良莠不齐，但这正是成长中的诗歌的特征之一，它具有一种文献性的史料价值。
——广州诗人凌越
《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这本16开144个页码的“绿皮书”(它的绿色使我眼前一绿)，带给诗歌界的振撼绝对是巨大的，从来没有人想得到居然有那么多(一共55位)的’70后诗人在各个角度和阴影中默默地写作!处在遮蔽状态中已久的中国’70后诗人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诗歌与人》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70后诗人从此走上扬眉吐气之路!当然，新的诗歌格局同时打开。
——广州诗人安石榴
广东诗人黄礼孩精心策划的这场疾风暴雨终于掀起了诗坛的另一崭新的革命——《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这本收录了55位70年代出生诗人的厚达144页的民间诗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70年代出生诗人的真正崛起。
——福建诗人安琪
……
我无意把诗人们对《诗歌与人》的评价拿出来，这是一件十分忌讳的事情，这使我忐忑不安。我想告诉人们的是也许通过此会进一步了解到：’70后诗人丰盛的生命力，让自己真正崛起于今日诗坛。
《诗歌与人》流向海外
其实《诗歌与人》的影响不仅仅在国内，它开始流向海外。正像《国际汉语诗坛》(中英文对照)所评价的一样：“《诗歌与人》几乎囊括了中国大陆70年代出生的所有实力诗人，覆盖面相当广。大16开本，182页，印刷精美，内容前卫、大气，颇具文本价值和实验价值。”
2000年上半年，美国一家杂志的主编从广州带走了20本《诗歌与人》，’70后诗歌大展，让这位主编感到震惊。不久，我听诗人蒋浩说，诗人臧棣在美国看到《诗歌与人》，他感到兴奋，即给北京大学的诗人胡续冬打了一个越洋电话。也是这一年，荷兰著名汉语学家柯雷在北京诗人周瓒那里发现了《诗歌与人》，他向周瓒要走了《诗歌与人》，带回国想好好研究中国’70后诗歌群体。2001年5月，新西兰奥克兰副市长布鲁斯·哈克博士到广州访问，到了广州歌舞团与演员联欢，我因此认识了他，并谈到《诗歌与人》。临行，他带走了《诗歌与人》，表示回国后会认真研究中国新兴一代诗人的诗歌。
’70后诗歌受到公开诗刊关注
2000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民刊年。由’70年代诗人主持、操作的民刊非常之多，质量也非常高，为公开诗刊所瞩目，《诗歌与人》由于推介’70后诗歌尤其受到青睐。如果说《诗歌与人》在民间诗坛推动了’70后诗歌写作，那么公开诗刊《诗选刊》则是把’70后诗歌写作推向中国诗坛的第一家诗刊。这种强力的推动已产生深远的影响。2000年4月，河北诗人、《诗选刊》编辑赵丽华通过安琪联络到我表示想在《诗歌与人》上选发’70后诗人的诗作。果然，2000年第6期，《诗选刊》发了吕约和魏克的诗。从第7期起，赵丽华专门设置了“年轻的声音”专栏，专推’70后诗人的诗作。’70后诗歌从此在《诗选刊》上一路春光无限。《诗选刊》对’70后诗歌写作的扶持和鼓励，广西诗人刘春在《2000年中国诗坛大盘点》一文中说到：“诗人黄礼孩推出的《诗歌与人》是传统诗坛中的宠儿，这一份厚达一百余页的内部诗刊，集中推出了数十个70后诗人的作品，几个月后，该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被《诗选刊》6—9期选载，虽说民刊不一定需要这样的“肯定”，但作为一个比较有影响公开发行的专业性诗刊，能给予一个民刊如此的待遇，这也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2001年3月，《诗选刊》又从《诗歌与人》(第2期)中选载江西诗人马策的《诗歌之死——主要是对狂奔在“牛逼”路上的“下半身”诗歌团体的必要警惕》，并配了主持人松楠的主持语，听说这一篇文章又引起了一轮小小的论争。
’70后诗歌写作的新锐气象和丰沛的血性越来越受到诗坛的瞩目。2001年是中国诗刊对’70后诗歌写作全面支持的一年。除了《诗选刊》大规模的选载外，吉林的《青春诗歌》月刊于2001年第4期设置了“70年代写作”栏目，在《诗歌与人》中选载了13位’70后诗人的作品；哈尔滨《诗林》则在夏季号以“聆听70年代”为栏目在《诗歌与人》中选载了12位’70后诗人的诗作。《诗刊》在2001年第5期一下子就在二期《诗歌与人》中选载了16位’70后诗的诗作。这也是《诗刊》首次对’70后诗人的公开亮相，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至此，’70后诗人在继承汉语诗歌的衣钵中，成功地对自己进行了命名。
《’70后诗人诗选》出版
在推出“70年代出生诗人诗歌展”后，我于2000年上半年策划了一本《’70后诗人诗选》，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最近，海风出版社聪眼识书，已通过对该书的审查，不日将公开出版。我想，这也是’70后诗歌写作的胜利，这一代人应有自己的选本。
让一代人的诗歌写作隆重出场，是我编这个选本的想法。出于对’70后诗歌写作整体性的认识，我在选稿上没有倾向和偏移。这绝不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中国整个70年代出生的为诗歌的前进而努力写作的诗人。’70后诗歌写作只是一个群体，又不是跨年代写作，况且对诗歌的优劣，对诗人的强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衡量尺寸。我更多的想法是希望诗歌在求新求异的方向上一路挺进。在20世纪90年代的“盘峰论争”中，在’70后写作群体中也出现了分野，这导致了’70后诗人不可能共用一种诗歌美学，因此在选稿中对诗歌本身的尊重是相当必要的。其实，每一个自称为先锋诗人、后现代的诗人对任何一种选本都是怀疑论者。因此，选得好不好，也就变成自家的事。我在这个选本中凸现的是整代人的诗歌，而不是演绎小部分诗人，因为这样才能让优秀的诗人浮出海面。
时间会把’70后诗歌写作带向更高更阔的境地。诗歌已在’70后诗人手中发生了嬗变。’70后诗人对诗歌的整合和实验，探索和重建已把汉语诗歌推向新的进程。新的诗歌格局的打开，未来十年二十年，优秀的诗人将在’70后诗群中产生。
新生的事物总有她坚硬的品质，时间已把’70后诗歌带上了诗坛。看着这个穿越物质时代的青春诗群，我不禁会心一笑。我想我的工作在这里也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我难以掩饰内心对各路诗人的感激之情。
2001年5月20日 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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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诗歌演义
——关于’70后诗歌状况的始末
黄礼孩
’70后诗歌写作，作为一种诗歌命名被确认下来，这是诗坛近一二年来最大的事情，这也是’70后诗人对汉语诗歌写作所做出的一分特殊的贡献。’70后诗歌从一个相对晦暗不明的状态到崭露头角，从独立的个体写作到现在形成的庞大诗群，从民间自觉的发起到在公开诗刊上的波澜起伏，已真正凸现出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真正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继“朦胧诗”、“第三代”之后的一个新兴的写作群体。
’70后诗歌的状况
“ ’70后写作”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1996年陈卫在南京创办的民刊《黑蓝》。他们在《黑蓝》上打出了“’70后——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这家刊物有先见之明地提出这一理念，但后来却没有再去演绎这一理念。虽然这不是一本纯粹的诗刊，但其写作的指向主要是诗歌。因此，也就有了不知情者说’70后诗歌写作是对小说界炒作的沿袭。
有人认为用十年时间来划分一种诗歌写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样会抹平个性写作，而且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与60年出生的诗人之间，没有足够的区别性差异。比如说1969年出生的诗人和1970年出生的诗人，都同在一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这些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1969和1970年之间划出界线还是必要的，这是一种策略。这有助于’70后诗人在自己的版图上进行更为自由的创造，’70后诗人也因此变得更加从容。’70后诗歌写作具有与“第三代”不同的特点，在“第三代”诗歌出现到现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对一种前进着充满茂盛生命力的诗歌写作进行命名，已具备条件，70年代出生诗人的写作在对上一代诗歌的尊重与推崇，批判和吸收上已能在文本的操作上凸现出综合的文学品质。这一代人的诗歌革命已有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对’70后诗歌写作的命名也不是空泛的了。心智的成熟和富有活力的新鲜质素是一代诗人崛起的重要因素。’70后诗人对诗学的坚持和对现实精神空间的拓展，使得这一代人的呼喊充满勇猛精进的激情。’70后诗人在对诗歌旧格局的解构和新格局的构建中完成了对自己的命名。
’70后诗歌运动
如果说’70后诗歌写作是一场行动，那也是一种进步的选择。’70后诗人进行的就是极力摆脱一切昔日的羁绊的暴风骤雨般的诗歌行动，并改写着诗歌的格局。
1998年12月22日，北京“蓝色老虎”现代诗歌沙龙在清华大学主办了“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群体之声”——“跨越世纪门槛”诗歌朗诵会。北京’70后的大部分诗人参加了活动。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蓝棣之主持了诗会。
1999年5月，《外遇》诗报推出“1999年中国’70后诗歌版图”，以版块形式推出’70后诗人诗作展。
1999年，陕西诗人黄海、王琪在西安推出《七十年代》诗报。
1999年，《山西青年》在第七期刊出了一批’70后诗人诗歌作品。
1999年12月15日，《科学诗刊》（冬季号）设置“七十年代人”栏目，推出6位‘70后诗人诗歌。
1999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七十年代工作室、雅典工作室共同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生于七十年代——中国诗歌新锐作品朗诵会》。
2000年1月，广东诗人黄礼孩在广州主编民刊《诗歌与人》，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一回)。该刊16开本，144个页码，收集了55位7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作，并配有每一个诗人的照片和简介。
2000年4月8日，评论家张柠在《新世纪文坛报》“争鸣版”主持“’70年代后：广东诗群”，推介了吕约、凌越、谢湘南、安石榴、黄礼孩等’70后诗人。
2000年5月，北京《观念》民刊设“七十年代以后实力诗人作品展”栏目，推出19位’70后诗人诗作。
2000年6月16日，广东诗人潘铭萱在《粤港信息日报周末版》的“人文前沿”版，刊发了安徽诗人阿翔、福建诗人安琪、天津诗人徐江、广东评论家张柠关于’70后诗歌的评述文章。
2000年7月，《诗选刊》设置“年轻的声音”栏目，开始大规模从《诗歌与人》中选发诗歌，成为第一家推出’70后诗人最有影响力的公开诗刊。
2000年7月，广东诗人符马活、余丛在《诗文本》(第2期)推出“诗歌的革命——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选”。
2000年9月，江西《青少年文学》报推出“太阳部落：’70年后诗歌”专版。
2000年10月，浙江温岭《三角帆》民间诗刊设置“七十年代以后”栏目，推出6位’70后诗人诗歌。
2000年11月，福建《散文天地》推出“60年代出生，70年代出生”散文展，其中“70年代出生”版绝大部分为’70后诗人。这也是散文类杂志对’70后诗人的另一种确认。
2000年12月，吉林民间诗刊《进行》设置“七十年代”栏目，发了7位‘70后诗人诗歌。
2001年1月，广东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二回)。该刊为大16开本，共182个页码，共发了92位’70年后诗人的诗歌。
2001年1月，广东诗人黄金明、吴作歆、陈才文主持的《羿诗刊》在广州创刊，该刊为32开本，共100个页码，共推出广东7位’70后诗人的作品及理论文章。《诗选刊》(2001年第3期)转载了7位诗人的诗歌。
2001年2月，广西诗人刘春推出《扬子鳄》诗刊，16开本64个页码，推出’70后诗人的诗歌与理论，刘春还开设了《扬子鳄》网络诗刊。
2001年3月，广东《南叶》文学杂志推出“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作联展”栏目。
2001年4月，吉林《青春诗歌》月刊设置“七十年代后诗人”，从《诗歌与人》中选发了13位’70后诗人诗作。
2001年5月，《诗刊》从《诗歌与人》(第一、二期)选发了16位’70后诗人诗作。这也是至今中国最大的专业诗刊对’70后诗歌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另一方面网络诗刊的兴起，打破了传统诗歌的传播模式，使得诗歌的发表渠道多样化。如今中国的网络诗刊绝大部分为’70后诗人开设。‘70后诗歌在网上呼风唤雨，横穿整个时代，这种狂风暴雨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70后诗歌的发展。’70后诗人的诗歌行动弥漫着每一个角落(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我个人知道或接触过的)，这风起云涌的诗歌行动，不管规模是大是小都让’70后诗歌写作得到广泛的传播。人们对’70后诗歌写作也就有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倾向性认同。而读者通过对’70后诗歌行动的了解，也就知道’70后诗歌写作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
我和《诗歌与人》
1999年上半年，广东诗人符马活停掉他手头上的《三只眼》诗报，邀请我一起创办《诗文本》民刊。出版第一期后不久，我萌生了自己来独立办一份诗刊的念头。那时候我参与编辑的广州《面影》诗刊已暂停不办，但我还是觉得办民刊有意义。这年9月，我在北京认识了诗人蒋浩。在与蒋浩的聊天中，我迅速地捕捉到创办’70后诗歌诗刊的灵感，当然这跟我生于70年代有关。许多事情一开头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而已，但只要你用心去做，它会慢慢呈现它纯真的质地。幸好有蒋浩的热心支持，他为我组到一大批稿，这让我坚定了把这件事情做好的雄心壮志。诗人沈浩波，我是通过蒋浩认识的。沈浩波知道我要推出’70后诗歌大展后，他非常热情地用特快专递把他的诗及其他几位诗人的诗一起寄给我。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他还为我推荐了多位’70后诗人。
为了能更为广泛组到70年代诗人的诗稿，我还多次请求60年代出生的诗人安琪、程维、庞培、朱朱、小海、叶舟、杜涯、徐江等诗人(还有后来加盟的河北诗人赵丽华)帮我寻找’70后诗人。让我感动的是，他们都以诗歌的精神以对’70后诗人的关爱为我网络了一大批各地的’70后诗人。特别是安琪和赵丽华，他们都是60年代出生的诗人，我推出’70后诗歌大展与她们无关。但她们以一种为诗歌工作的精神，以一种真诚、阔广的诗人情怀关注着’70后诗人，为我多方奔走。她们对推动’70后诗歌的发展功不可没。许多时候，想起他们的身影，内心总是涌动着一种不安和深深的感动，我自己也惟有以谦卑的心日以继夜地做好’70后诗展。
尽管’70后诗人在各地都烧起战火，但都缺乏足够的冲击力，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冲上诗坛。那时候，也没有一家公开刊物愿意用整个版面来推介’70后诗人。我们惟有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历史。正像诗人安石榴所说的那样“你们不给我们位置，我们坐自己的位置；你们不给我们历史，我们写自己的历史。”《诗歌与人》生逢盛世，也源于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诗歌与人》汇集了70年代人最天然的诗歌力量，这一群体以自由人的身份对今日的诗坛进行探索和观察时已奔流成诗歌的激流。诗评家温远辉说：“《诗歌与人》在前沿的广州产生不是偶然的，因为广州有整合诗歌资源的能力，广州有一种顾全局的眼光，这使得《诗歌与人》团结了全国各地各种写作的’70后诗人，为’70后诗歌写作搭起宽广的诗歌平台。”
《诗歌与人》——70年代出生诗人崛起的标志
《诗歌与人》——“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推出来后，其所产生的影响让我始料不及，这多少有些让我措手不及。当《诗歌与人》不断飞向诗坛时，它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也应验了我曾说过的一段话：“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作品有被时尚写作，评论滞后，新闻炒作遮蔽的迹象。我无意说什么，当90年代的写作成为一种背影，对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作品的关注和发现已是水到渠成。”
2000年以《诗歌与人》为阵地，’70后诗歌写作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诗歌与人》因为在这场运动中担任了一种载体的角色，而被誉为“70年代出生诗人崛起的标志”。这是《诗歌与人》的大幸，更是整个’70后诗歌写作的荣誉。
是的，诗坛对’70后诗歌写作是关注的。我们来看看诗人们对《诗歌与人》的关注，便可略知一二。
《诗歌与人》整体水平颇高，可以说把汉语诗坛的新生力量集中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我觉得能够引起诗界的相当重视。
——北京诗评家谭五昌
《诗歌与人》特别漂亮，出手很高，对’70后诗人写作的展示十分成功。我相信这本刊物将成为民间诗坛举足轻重的诗歌选本。
——天津诗人朵渔
《诗歌与人》的“70年代”是近年来所有推出“70年代”中最集中、最大气的一次，难得你的独特编辑目光，将’70后诗歌潮流又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四川诗人周发星
《诗歌与人》集合了70年代出生的一代中的主要诗人，颇有寓意地标明了新诗代诗人在新世纪的出场与出发。
——陕西诗人秦巴子
《诗歌与人》“70年代诗展”，一再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诗歌是不死的，后继者大有人在。无疑，“70年代诗人群体”已经凸现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话语的领空。
——江西诗评家马策
本期刊物(《诗歌与人》第二期)大气、厚重，宏观性和包容性是别的刊物所无法比拟的。将’70后诗人大面积地推出，为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贵州诗人梦亦非
刚上班就收到《诗歌与人》，细读之后感觉非常好，作为一份可以自由表达不同诗学主张的诗歌刊物，能这样大面积地网罗70年代有成绩的诗人作品，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更何况其版式和印刷都是这样清新、优雅……尽管我是被排除在“70年代出生”之外的诗人，但我依然能感受到诗行间我们所共同的呼吸。
——四川诗人史幼波
《诗歌与人》里面有很多诗作，我都喜欢，极具文本的创新意识，已趋于深厚有力的成熟。这些都显示了’70后出生的诗人强劲的诗歌生命，《诗歌与人》坚持下去，定能在中国诗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我已把《诗歌与人》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保存。
——安徽诗人宋烈毅
《诗歌与人》是一份宽容的纵观全局性的刊物，尽管作品的水准良莠不齐，但这正是成长中的诗歌的特征之一，它具有一种文献性的史料价值。
——广州诗人凌越
《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这本16开144个页码的“绿皮书”(它的绿色使我眼前一绿)，带给诗歌界的振撼绝对是巨大的，从来没有人想得到居然有那么多(一共55位)的’70后诗人在各个角度和阴影中默默地写作!处在遮蔽状态中已久的中国’70后诗人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诗歌与人》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70后诗人从此走上扬眉吐气之路!当然，新的诗歌格局同时打开。
——广州诗人安石榴
广东诗人黄礼孩精心策划的这场疾风暴雨终于掀起了诗坛的另一崭新的革命——《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这本收录了55位70年代出生诗人的厚达144页的民间诗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70年代出生诗人的真正崛起。
——福建诗人安琪
……
我无意把诗人们对《诗歌与人》的评价拿出来，这是一件十分忌讳的事情，这使我忐忑不安。我想告诉人们的是也许通过此会进一步了解到：’70后诗人丰盛的生命力，让自己真正崛起于今日诗坛。
《诗歌与人》流向海外
其实《诗歌与人》的影响不仅仅在国内，它开始流向海外。正像《国际汉语诗坛》(中英文对照)所评价的一样：“《诗歌与人》几乎囊括了中国大陆70年代出生的所有实力诗人，覆盖面相当广。大16开本，182页，印刷精美，内容前卫、大气，颇具文本价值和实验价值。”
2000年上半年，美国一家杂志的主编从广州带走了20本《诗歌与人》，’70后诗歌大展，让这位主编感到震惊。不久，我听诗人蒋浩说，诗人臧棣在美国看到《诗歌与人》，他感到兴奋，即给北京大学的诗人胡续冬打了一个越洋电话。也是这一年，荷兰著名汉语学家柯雷在北京诗人周瓒那里发现了《诗歌与人》，他向周瓒要走了《诗歌与人》，带回国想好好研究中国’70后诗歌群体。2001年5月，新西兰奥克兰副市长布鲁斯·哈克博士到广州访问，到了广州歌舞团与演员联欢，我因此认识了他，并谈到《诗歌与人》。临行，他带走了《诗歌与人》，表示回国后会认真研究中国新兴一代诗人的诗歌。
’70后诗歌受到公开诗刊关注
2000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民刊年。由’70年代诗人主持、操作的民刊非常之多，质量也非常高，为公开诗刊所瞩目，《诗歌与人》由于推介’70后诗歌尤其受到青睐。如果说《诗歌与人》在民间诗坛推动了’70后诗歌写作，那么公开诗刊《诗选刊》则是把’70后诗歌写作推向中国诗坛的第一家诗刊。这种强力的推动已产生深远的影响。2000年4月，河北诗人、《诗选刊》编辑赵丽华通过安琪联络到我表示想在《诗歌与人》上选发’70后诗人的诗作。果然，2000年第6期，《诗选刊》发了吕约和魏克的诗。从第7期起，赵丽华专门设置了“年轻的声音”专栏，专推’70后诗人的诗作。’70后诗歌从此在《诗选刊》上一路春光无限。《诗选刊》对’70后诗歌写作的扶持和鼓励，广西诗人刘春在《2000年中国诗坛大盘点》一文中说到：“诗人黄礼孩推出的《诗歌与人》是传统诗坛中的宠儿，这一份厚达一百余页的内部诗刊，集中推出了数十个70后诗人的作品，几个月后，该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被《诗选刊》6—9期选载，虽说民刊不一定需要这样的“肯定”，但作为一个比较有影响公开发行的专业性诗刊，能给予一个民刊如此的待遇，这也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2001年3月，《诗选刊》又从《诗歌与人》(第2期)中选载江西诗人马策的《诗歌之死——主要是对狂奔在“牛逼”路上的“下半身”诗歌团体的必要警惕》，并配了主持人松楠的主持语，听说这一篇文章又引起了一轮小小的论争。
’70后诗歌写作的新锐气象和丰沛的血性越来越受到诗坛的瞩目。2001年是中国诗刊对’70后诗歌写作全面支持的一年。除了《诗选刊》大规模的选载外，吉林的《青春诗歌》月刊于2001年第4期设置了“70年代写作”栏目，在《诗歌与人》中选载了13位’70后诗人的作品；哈尔滨《诗林》则在夏季号以“聆听70年代”为栏目在《诗歌与人》中选载了12位’70后诗人的诗作。《诗刊》在2001年第5期一下子就在二期《诗歌与人》中选载了16位’70后诗的诗作。这也是《诗刊》首次对’70后诗人的公开亮相，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至此，’70后诗人在继承汉语诗歌的衣钵中，成功地对自己进行了命名。
《’70后诗人诗选》出版
在推出“70年代出生诗人诗歌展”后，我于2000年上半年策划了一本《’70后诗人诗选》，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最近，海风出版社聪眼识书，已通过对该书的审查，不日将公开出版。我想，这也是’70后诗歌写作的胜利，这一代人应有自己的选本。
让一代人的诗歌写作隆重出场，是我编这个选本的想法。出于对’70后诗歌写作整体性的认识，我在选稿上没有倾向和偏移。这绝不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中国整个70年代出生的为诗歌的前进而努力写作的诗人。’70后诗歌写作只是一个群体，又不是跨年代写作，况且对诗歌的优劣，对诗人的强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衡量尺寸。我更多的想法是希望诗歌在求新求异的方向上一路挺进。在20世纪90年代的“盘峰论争”中，在’70后写作群体中也出现了分野，这导致了’70后诗人不可能共用一种诗歌美学，因此在选稿中对诗歌本身的尊重是相当必要的。其实，每一个自称为先锋诗人、后现代的诗人对任何一种选本都是怀疑论者。因此，选得好不好，也就变成自家的事。我在这个选本中凸现的是整代人的诗歌，而不是演绎小部分诗人，因为这样才能让优秀的诗人浮出海面。
时间会把’70后诗歌写作带向更高更阔的境地。诗歌已在’70后诗人手中发生了嬗变。’70后诗人对诗歌的整合和实验，探索和重建已把汉语诗歌推向新的进程。新的诗歌格局的打开，未来十年二十年，优秀的诗人将在’70后诗群中产生。
新生的事物总有她坚硬的品质，时间已把’70后诗歌带上了诗坛。看着这个穿越物质时代的青春诗群，我不禁会心一笑。我想我的工作在这里也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我难以掩饰内心对各路诗人的感激之情。
2001年5月20日 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