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叶芝
怀 念 方 向
每个死去的人
教给我们一些生与死的道理。
他们遗忘了自己
忘却或者牢记
都不如在秋风里枯去
到春天复生。
------摘自方向诗作《梦想一棵玉米大树般倒下》
詹黎平
岁月倥偬，转眼间诗人方向去世竟已有十年之整。
十年了，一直想为方向写点什么，可是却一直未能写出点什么。每当想起方向，心中总是又沉重、又混乱，毫无头绪，浮现在脑海中的都是些支离破碎的印象，难以形成一篇完整、有序的文字。而在这其间，我所读到的所有写给方向的文字反倒大都是与方向生前过往并不很多，有的甚至是与方向素昧平生的人所作，相比之下，我们这样的与方向生前朝夕共处直至为方向扛棂送终是其最后、也最密切的朋友，却没有写下片言只语来悼念他，不管有什么说得过去和说不过去的理由，心中终究萦绕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愧疚久久无法排遣。常常在心中自责，我们是不是太不够朋友了一些？如果我们不为方向说话，那么还会有谁能够真正洞悉和了解方向那颗如同天使般圣洁的心灵呢？我知道，不完成这篇缅怀方向的文字，终是心中块垒，无法面对九泉之下的方向之魂。
1962年出生于浙江省淳安县左口乡显后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的方向，1979年在简陋的左口乡中学毕业前夕，偶然读到艾青的诗歌，从此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艾青的诗歌使方向看到了人生追究精神丰富的巨大可能，寻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1981年，方向在一所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比较差的普通中学复读后，考入浙江湖洲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迈出了作为农民的儿子跳出龙门的关键一步，并开始诗歌创作活动。次年，即在《南湖》文学刊物发表第一首诗歌。84年方向毕业分配回淳安后，酷爱诗歌的方向，就象条猎犬一样从茫茫人海中很快就闻到了其中几位身上也沾着诗味的同类朋友，尽管素不相识，可这并不妨碍他与他们迅速成为要好的文朋诗友。据淳安另一诗作者王国年说，当年方向主动找到他时，其自报家门式的交往方式令人既惊又佩，很快他们就成为莫逆之交，并一起创办了淳安县有史以来第一个民间诗社——“半岛诗社”，先后出刊六期。1987年10月，淳安成立文联机构，方向被选为县文联秘书长、文学协会主席，正式调入文联工作，直至1990年10月在淳安县城千岛湖镇一幢被称为“红楼”的单身宿舍内自绝。
可以说，方向的突然离去，在当时简直象一场猝不及防的突发灾难令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实在无法相信和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当时关于方向的自尽，在不大的县城流传着种种说法。可我总觉得，那些说法，没有一种是贴近事实的。而我们这些相对而言的知情者却不愿多谈方向的死因，大家仿佛约好了似的，尽量避开方向服毒自尽的话题。因为我们还无法将此事完全在心中消化，我们承受不了这个话题带给我们的心灵和情绪的冲击。尽管事后想来，方向自尽还是有迹可循的，可在当时我们的确是无视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精神巨大的失落，以致毫无感觉的听凭他随风西去。记得方向死去的前一个晚上，他特意找到我以及另二位写诗的朋友说，要请我们喝酒。我感到颇有些诧异，因为我知道方向那时的工资不高，几十块钱的薪水，平时又好酒抽烟，还要每月寄钱给乡下年迈的父母，他应该是没有闲钱请我们喝酒的。我问他，哪里弄到钱了。他语气平和的告诉我，女朋友的父亲将他过去给他们家弄的木材，折成人民币寄还给他了。
方向的语气是轻描淡写的，可我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人有意辞别人世前的沉静呢。我只知道方向对他的女朋友爱之甚深，用沈泽宜老师的话说“方向用情独专”，但最近一段时间，两人已经缘尽分手了。而据我所知,女朋友与他分手后，他一方面拒绝了本地的一些女孩子的求爱，一方面仍不断给已非女友的女朋友去信，并把他最新的诗作工工正正的抄写一份寄给懂诗的女友。他是一直抱着旧镜重圆的希望和梦想的，他希望能够通过他越来越好越来越至情至性的诗歌，重新唤起他们以前的激情。可事实最终证明，这只不过是他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而已。女朋友的父亲将木材钱寄还给他，对他来说是一个绝情的信号，他与女友重修旧好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了。于是他就把那笔钱拿来请我们。
现在想来，那天，他的表情是十分平静的，一种对于诗人显得有些异常的平静，平静中则透出几分落寞。可惜，我们都有些难以原谅的迟钝和麻木，竟然一点也没有体会到一个躁动的生命在趋于熄灭时所包含的那种残酷信息。晚上，方向在县城一家个体户开的小店里请我们喝酒，是那种十分简陋的个体户小吃店。温了4、5斤黄酒，炒了四个小菜，都是一些家常菜，唯一一只特别点的是兔肉炒罗卜丝。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掌勺的厨师手艺十分的差，兔肉根本没烧好，有着一股浓浓的骚味很不好吃。我们边聊边喝一直吃到晚上8点多钟，方才散席各自回家。那天晚上的方向少言寡语，与平时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截然不同，这也是反常的信号之一，可惜我们都没有读懂。散席后，因我与他住在附近地方，他又特地邀请我到他住的单身宿舍去，仍旧无话，却在他的写字台的抽屉里乱翻了一阵，找出一支钢笔说送给我。这就更反常了，好好的，我们天天见面、聚会，他要送钢笔给我，什么意思？即使今天想起来，我还是感到内心的一种隐痛，自己当时何以这么迟钝，竟然一点也察觉不到出现在他身上的那一个个反常信号？否则，我也许能够挽救他的生命！
可是我没有能够，而据我原先所在厂里的工友告诉我，方向第二天中午，还到我的宿舍里找过我，可惜，我又早早的到车间加班去了，再次错过一次挽救他的机会。从此，河汉两别，终生遗憾。可以说，方向的自杀对于我心灵和情绪上的冲击确实是太强烈了，我一方面根本无法接受他骤然离去的事实。同时另一方面则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对诗、对死的恐惧、焦虑和无望。因此，在方向死后的相当一个阶段，我都不愿重新触碰方向这个话题，方向的确太令人沉重了，因为他的死。而他留下的诗歌又实在太过圣洁。你瞧：
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作成我的诗歌
美的口粮、精神的祭品/就象一些自由的野花，孤独生长，凋落/我在内心里等待日出，象老人的初恋。
这样的情感哪里又是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所能消受的！由于那时自己个人的境遇也不甚佳，生存的压力时时困扰着我，因此方向死后，我是一直在逃避诗歌、远离诗歌。我甚至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碰诗歌了。我想不通，是否做一个诗人，就非得与死亡与精神失常为伍？对于海子、戈麦还有方向等诗人们的死亡，我总是无法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我始终认为生命是最宝贵的，挺住意味着一切，活着意味着一切。人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应该好好生活才是啊。如果写诗的目的不是为了更清晰、更理想、更美好地生活，反而是从此接近死亡、背离正常，那么，我宁可不要诗歌。这也是我十年来未对方向写下一字回忆文章的真实心态。当然，我的心绪未免有些浮浅，可这是我真实的相法，所以，我至今也未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诗人。
一晃，十年就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大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初对于方向自杀事件的恐惧随着时间之潮的慢慢侵蚀，也渐渐淡去了许多。不管怎么说，我想我都应该对方向有个总结，有个说法。正好山东的胥弋自费为他素不相识的方向出版了一本诗集，又在方向十周年之际来到千岛湖——诗人的故乡凭悼方向，胥弋的到来成了一个最好的契机。与方向从未谋过面且又素昧平生的胥弋，完全出于对诗歌同样的热爱，在自己工作无着，又无固定收入，经济状况较差的情况下，经过长达4年的准备，自费出版了方向诗集《挽留》，胥弋的所作所为是很令人感动的，同时更令我们倍感惭愧。我不能再拖下去了，就趁这个契机，我开始重新触摸方向的诗歌，重新回忆方向的生平，重新反思方向的死亡。我试图从一团乱麻般的印象中理出一条清晰的头绪，给方向画出一个大致准确的轮廓线。但这个任务对我这样亲眼目睹并经历了方向的死亡，内心已变得颇为脆弱和沉重的人来说的确是有些困难的。自从方向死后，我一直都在逃避方向这个话题，可冥冥之中总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逃避方向，逃避诗歌，是可耻的，难道你只是一个精神的侏儒吗？我想，除了接受挑战，我别无选择。
从认识方向，到目睹方向辞世，其中只度过了三年短暂的时间。可就这短短的三年，却让我经历了从拥有到失去人世间最纯真、最纯朴、最知心的朋友，我内心的伤痛实在无以名状。我们相识于1988年冬，县文联组织了淳安县第二届诗歌大赛。我弄了首诗参赛，那时我好像刚刚有些开窍，对文学有一些自己的见解，竟由此深得方向的青睐和提携。我们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友。方向比我年长三岁，可我知道，在心理和学识上的差距，是远远不只三岁的。对于没有兄弟姐妹的我来说，更多时候，方向充当了我的大哥，精神上的大哥。从此，我孤独脆弱的精神有了依靠，我的心里开始有了一种厚实和温暖的感觉。而同时方向又是那样的谦卑，一点也没有那种属于才子特有的狂傲。甚至，我在那时常常凭着一股少年轻狂不知天高地厚地对诗歌胡乱发一些十分幼稚的感受，方向也都听得十分认真，并从中引出自己的观点。方向的诗，在那时其实已经走向成熟，清新朴实，走得是语言一路。可当时的我十分偏重内心的感受，特别崇拜艾略特，我总爱用内心的感受性去阅读、比较、评判方向的诗，以致对方向诗歌的内在价值的认识，难免就缺少了一分公允正确的评价。方向的诗写得比我好不知几倍，但我评起他的诗来，就好象我是他的师长似的，方向也一点不以为忤。方向死去之后，这么多年，在我心中有个感觉是越来越强烈，此生此世我怕再也难以遇到的象方向这样纯朴、真挚的朋友了。方向，在今天更象是一个神话，令人难以置信。也正因如此，方向的确是难逃命运劫数的，他所拥有的人生信念，是不允许他活在今天这个极端世俗的世界上的，他也缺少必要的生存能力。他永远都是一个天真的诗人，但不是一个世俗的人。
这么说，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对我来说，方向真的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他的纯洁、质朴、乃至天真，都是世所罕见的。在失去方向之后的岁月里，随着世风沦落，人欲横溢，拜金主义思潮愈来愈尘嚣日上，越发感到方向的可贵，越发感到能与方向这样的人相识并成为朋友，的确是一份幸运，一份无价可沽的幸运。唯其如此，我知道，方向的死去对我们淳安的文学界，对整个诗界、对我个人都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因为从此，淳安失去了一位文艺旗手；浙江失去了一位诗坛新秀；中国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优秀、纯粹的诗人，我则失去了一位不可再遇的至友。我想，这样说并不过份。虽然方向生前留下的诗歌作品并不多，在公开报刊上发表的更少，他在诗坛上留下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与海子、骆一禾、戈麦等诗人相比甚至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有力的影响。而我们这些接触方向诗歌最多的朋友，则囿于自己的识见和艺术素养，对他的诗歌的内在价值也不可能有什么超前独特的识见。然而，我以为，好的，真正的东西肯定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仔细认真地阅读方向的诗歌，获得的竟是久违了的心灵的震憾。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心灵上的冲击，正是近年来阅读当代诗歌所难以获得的阅读感受。方向的质朴，方向的纯粹，方向的平民化倾向，方向的同情和怜悯之心，乃至方向的脆弱，都在诗中有着真实的表露，叩击着我们疲惫不堪的心灵。
2000年10月20日的晚上，在梁晓明、胥弋、王犁和泉子等人的热心撮合下，在杭州的枫林晚书店，大家特意为方向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除了平时经常到会的“九月诗会”沙龙的诗歌爱好者们，还有不少来自中国美术学院和浙大的部分爱诗的学生。淳安籍青年画家王犁是方向诗歌朗诵会的倡议者，也是方向的小朋友，在此之前，王犁向胥弋邮购了数十本方向诗集，赠送给浙大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们读，那些大学生们早已经对方向的诗歌酷爱至极。朗诵会开得空前成功，气氛相当热烈。每个学生都争先恐后，站起来声情并茂地高声朗诵方向几被埋没的诗歌。头一天，我恰好在杭州有个会议，为参加方向诗歌朗诵会，我特意推迟了一天回淳。作为方向生前的好友，在方向死去十周年之际，有幸参加了方向诗歌朗诵会。心情也是颇有些激动难奈的。到会的方向的老师沈泽宜说：想不到今天的朗诵会开得这么成功，他感叹，方向的诗以前怎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呢？在这十年后的今天，重读方向的诗歌，感觉反倒比以前更好，即使放在中国整个诗坛，这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诗作啊。是应该重新估量方向诗歌的价值了。在诗歌创作整体比较疲软的今天，方向的诗歌有着直捣人心的力量。我觉得，沈泽宜先生的感受，也正是我的感受。对于方向的诗歌，此前，我们确有低估的现象。但重要的是：我们重新发现了方向。方向给我们的感动是永远的。直到现在，在我耳边仍回荡着那天晚上朗诵的方向诗歌的回音：
“我留心不让自己在歌声里站得太久/我就这样四处漂流，扎根泥土/呈现为大地上另一种风景/我看到好的雨落到秧田里/我就赞美；看到石头/无知无识，我就默默流泪/我说话，我干活，我行走，劳动生产/热爱诗歌。不骄傲/也不谦虚；不平静，也不喧哗/向空中撒种，在地上收获/在农闲季节埋头写作，看窗外的风景/痴痴的出神。”——《出神》
如此干净质朴的文字，可以说，这几乎是一首与方向其人其心极其契合的诗歌，是方向那颗诗性的灵魂最逼真的写照，堪称天籁。那晚，我们几乎朗诵了方向所有的优秀诗篇。如：
“在这样的夜晚/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红薯/象父亲的手来到我的桌上”——《对一个红薯的渴望》
《种一片自己喜欢的庄稼》——苦恼的时候/我就梦想着在办公室种一片油菜/那是我自己喜欢的作物/ 我在冬天播种/小心翼翼，一行行用心翻耕泥土/下雪了我就靠着窗口看油菜/一言不发/看雪花落在嫩绿的油菜叶上越积越厚/直到四壁铁青/我发誓要把这冬天的日子过到底/……种一片自己喜欢的庄稼/这不仅仅是一种点缀，而且必要/它们能在最寒冷的冬天/用一片小小的、油绿的叶子托起你沉重的头颅。
这些诗，在今天读来，仍是那样有血有肉有骨头。
方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老实巴脚的父母均生活在贫困的山村，是个清贫之家。作为诗人的方向也因此比别人更多了几分自卑和敏感。但方向的心地是那样的善良纯朴，他有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少见的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感，他十分关注着“布衣”的生存状态，他的诗歌信念是“彻底布衣”，他的做人宗旨是，每月从几百大毛里抽出10元铜钿“雷打不动的去邮局寄乡下的父母高堂”。比如他在那首《在布满汗水的脸上》这样写道：在布满汗水的脸上，我想到/我们必须自食其力/在布满汗水的脸上，我知道/我们要喝自己的酒/在布满汗水的脸上，我听见/健康的牙齿在快活地咀嚼/在布满汗水的脸上，我找到/我唯一的妻子、情人和朋友/在布满汗水的脸上，我赋予/十行空洞的诗句以意义。而当他受到别人的抑或是来自生活本身的伤害时，他采取的本能的反应则是把痛苦深深的埋在心底深处，独自舔着伤口。他的诗当然是他内心的真实流露，可是他从不把诗当做个人痛苦的简单渲泻器皿，而是升华自己的痛苦感受，以诗的形式表达他的忧思，他的感悟，他的哀伤。失恋后，他写过一首《悔悟——孩子之诗》，十分到位的表达了诗人对自己那无望的爱情之痛的深刻感悟：“尚未开始/已经结束/这就是生活/或相反：这就是时间/那秘密的武器/甜蜜的毒药/守口如瓶/或相反：守身如玉/这就是爱情/写错一个字/或相反：这就是纯洁的婚姻，断断续续。/ 九月的黄昏来到纸上，只有一次/和解之诗谁能写出？最初的少女她发育良好/成为秋天里一种深沉的疾病/一个故事/ ……他不饮先醉/倒在空杯里/这就是生活/或相反：这就是诗歌/陈年的美酒/或相反：这就是诗人/在水中的焦渴。”
可以说，方向写诗，是完全百分之百地出于对诗歌的热爱，是内心巨大的情感和对生活对生命深刻的感受强烈表达的需要。平民的情感、生活的真实是方向反复吟诵的主题。还在湖洲师院读书的方向就已经写出了大量激情澎湃的诗歌，展现出难得的才情，并与倾慕他的诗歌的同学女友至情相爱；但此时的方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创作根基。虽然也在《诗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数首诗歌，可终究未能形成大的影响。他在诗歌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在1987年。他几乎是与海子同时发现了农村——水稻和麦子的意象，写出了一批以《农业的黄昏》和《对一个红薯的渴望》为代表的新诗歌。如果说，海子的麦子的意象是偏重于抽象的意味，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味道，那么方向的麦子意象，却是具象的，是真正现实化的诗意的乡村。他是这样描述麦子的：在中国农业的入口处/我拾到一株麦穗/那时我距离城市已经很远了/夕阳西下/郊野的风光十分迷人/那时它正躺在路边/样子很消瘦/也许是从拖拉机上掉下来的/也许不是/旁边的路面裂开一条缝/里面装满灰尘、铁屑、碎玻璃/和几个蚂蚁的尸体/不远处是一家新盖的工厂/烟囱粗大/机器轰鸣/我弯腰拾起它时/它就把身子软软地靠着我宽大的手掌/象我心爱的女人/头无力地垂向地面/那声音大得吓人/我数了一数/落下的麦粒总共三十九颗。——《农业的黄昏》。这首诗在88、89年在全国诗赛中多次获奖，早已证明了它的价值。
到89年这一非常之年，方向最崇敬的海子在山海关赴轨自尽，方向的至爱女友则提出要与方向分手，一连串的精神打击，使方向的诗歌再次经历了一次蜕变。他开始进一步向自己的内心挖掘，向宗教靠近。写出了一批以《出神》、《挽留》、《天使与战士》为代表的诗篇。他甚至计划，一年要读完一百本书，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从我这借去的一本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却深深误导了他的人生观念，方向那颗受伤害打击至深而脆弱不堪的心灵开始着迷并沉缅于死亡的意象而不能自拔。他写出了数十首呓语般的令人难懂的诗歌《南逝》系列，表现他纯粹的幻想，诗中充斥了上帝和死亡的意象。我想，从1989年起，在他的心中就已经埋下了死亡的阴影。那时，我已经感觉到了他的邪门的危险，为此，我还专门给他写了一首诗叫做《诗人之死》，题明献给方向。方向读完我的诗后，当时并没说什么，可他却在其他诗友面前多次提到我为他写诗的事，我想，他对我洞察他一部分的内心还是有一些感动的。只是，我那首诗并没能起到拯救他的生命的作用。但从那以后，方向更喜欢与我相处，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在厂里的单身宿舍来找我。方向爱喝“虎跑泉”——一种廉价的中高度白酒，俗称老虎酒。我一般在宿舍里就给他备上一瓶，他总是就着瓶喝，也不用下酒菜。一次喝上二、三两，边喝边侃，要么跟我侃古龙的武侠小说《七种武器》，要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谈着关于他恋人的话题，要么把他新创作的诗歌念给我听。有时，我也到他的单身宿舍去玩，看他写诗，一句一句的修改。自费给方向出诗集的胥弋最喜欢的那首《天使与战士》就是方向一边与我聊天，一边漫不经心的琢磨出来的，仿佛梦游一般。
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距离死亡已经很近很近了。他中的死亡气息的毒几乎已经令他无药可救。他时常独自泪流满面一番，然后就走到我的住处，告诉我，他刚才又大哭了一场。面对他的倾诉，我却常常无语。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抚这颗伤痕累累的心灵。我想我是眼睁睁的瞧着他一步步走向死亡，居然无能为力。我虽然对他有可能走自杀绝路有所预感，可我总不认为这会变成现实。想不到，他却真的如此绝决。在十月的一个黄昏，他将死亡的意象付诸现实，方向喝一口“老虎酒”又饮一口剧毒的甲胺膦农药，以一种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方式，孤独凄凉的辞别人世，去了与世无争的死亡天国。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想写一首诗”。他是否在以他的死作为最后一首诗留给后人呢？如果真是这样，那真的是个悲剧，诗歌给过方向以希望以理想，使方向获得精神的充实和满足，同时也是诗歌毁灭了这个农民的儿子。也许这就是命运。
二OO一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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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死去的人
教给我们一些生与死的道理。
他们遗忘了自己
忘却或者牢记
都不如在秋风里枯去
到春天复生。
------摘自方向诗作《梦想一棵玉米大树般倒下》
詹黎平
岁月倥偬，转眼间诗人方向去世竟已有十年之整。
十年了，一直想为方向写点什么，可是却一直未能写出点什么。每当想起方向，心中总是又沉重、又混乱，毫无头绪，浮现在脑海中的都是些支离破碎的印象，难以形成一篇完整、有序的文字。而在这其间，我所读到的所有写给方向的文字反倒大都是与方向生前过往并不很多，有的甚至是与方向素昧平生的人所作，相比之下，我们这样的与方向生前朝夕共处直至为方向扛棂送终是其最后、也最密切的朋友，却没有写下片言只语来悼念他，不管有什么说得过去和说不过去的理由，心中终究萦绕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愧疚久久无法排遣。常常在心中自责，我们是不是太不够朋友了一些？如果我们不为方向说话，那么还会有谁能够真正洞悉和了解方向那颗如同天使般圣洁的心灵呢？我知道，不完成这篇缅怀方向的文字，终是心中块垒，无法面对九泉之下的方向之魂。
1962年出生于浙江省淳安县左口乡显后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的方向，1979年在简陋的左口乡中学毕业前夕，偶然读到艾青的诗歌，从此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艾青的诗歌使方向看到了人生追究精神丰富的巨大可能，寻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1981年，方向在一所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比较差的普通中学复读后，考入浙江湖洲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迈出了作为农民的儿子跳出龙门的关键一步，并开始诗歌创作活动。次年，即在《南湖》文学刊物发表第一首诗歌。84年方向毕业分配回淳安后，酷爱诗歌的方向，就象条猎犬一样从茫茫人海中很快就闻到了其中几位身上也沾着诗味的同类朋友，尽管素不相识，可这并不妨碍他与他们迅速成为要好的文朋诗友。据淳安另一诗作者王国年说，当年方向主动找到他时，其自报家门式的交往方式令人既惊又佩，很快他们就成为莫逆之交，并一起创办了淳安县有史以来第一个民间诗社——“半岛诗社”，先后出刊六期。1987年10月，淳安成立文联机构，方向被选为县文联秘书长、文学协会主席，正式调入文联工作，直至1990年10月在淳安县城千岛湖镇一幢被称为“红楼”的单身宿舍内自绝。
可以说，方向的突然离去，在当时简直象一场猝不及防的突发灾难令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实在无法相信和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当时关于方向的自尽，在不大的县城流传着种种说法。可我总觉得，那些说法，没有一种是贴近事实的。而我们这些相对而言的知情者却不愿多谈方向的死因，大家仿佛约好了似的，尽量避开方向服毒自尽的话题。因为我们还无法将此事完全在心中消化，我们承受不了这个话题带给我们的心灵和情绪的冲击。尽管事后想来，方向自尽还是有迹可循的，可在当时我们的确是无视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精神巨大的失落，以致毫无感觉的听凭他随风西去。记得方向死去的前一个晚上，他特意找到我以及另二位写诗的朋友说，要请我们喝酒。我感到颇有些诧异，因为我知道方向那时的工资不高，几十块钱的薪水，平时又好酒抽烟，还要每月寄钱给乡下年迈的父母，他应该是没有闲钱请我们喝酒的。我问他，哪里弄到钱了。他语气平和的告诉我，女朋友的父亲将他过去给他们家弄的木材，折成人民币寄还给他了。
方向的语气是轻描淡写的，可我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人有意辞别人世前的沉静呢。我只知道方向对他的女朋友爱之甚深，用沈泽宜老师的话说“方向用情独专”，但最近一段时间，两人已经缘尽分手了。而据我所知,女朋友与他分手后，他一方面拒绝了本地的一些女孩子的求爱，一方面仍不断给已非女友的女朋友去信，并把他最新的诗作工工正正的抄写一份寄给懂诗的女友。他是一直抱着旧镜重圆的希望和梦想的，他希望能够通过他越来越好越来越至情至性的诗歌，重新唤起他们以前的激情。可事实最终证明，这只不过是他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而已。女朋友的父亲将木材钱寄还给他，对他来说是一个绝情的信号，他与女友重修旧好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了。于是他就把那笔钱拿来请我们。
现在想来，那天，他的表情是十分平静的，一种对于诗人显得有些异常的平静，平静中则透出几分落寞。可惜，我们都有些难以原谅的迟钝和麻木，竟然一点也没有体会到一个躁动的生命在趋于熄灭时所包含的那种残酷信息。晚上，方向在县城一家个体户开的小店里请我们喝酒，是那种十分简陋的个体户小吃店。温了4、5斤黄酒，炒了四个小菜，都是一些家常菜，唯一一只特别点的是兔肉炒罗卜丝。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掌勺的厨师手艺十分的差，兔肉根本没烧好，有着一股浓浓的骚味很不好吃。我们边聊边喝一直吃到晚上8点多钟，方才散席各自回家。那天晚上的方向少言寡语，与平时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截然不同，这也是反常的信号之一，可惜我们都没有读懂。散席后，因我与他住在附近地方，他又特地邀请我到他住的单身宿舍去，仍旧无话，却在他的写字台的抽屉里乱翻了一阵，找出一支钢笔说送给我。这就更反常了，好好的，我们天天见面、聚会，他要送钢笔给我，什么意思？即使今天想起来，我还是感到内心的一种隐痛，自己当时何以这么迟钝，竟然一点也察觉不到出现在他身上的那一个个反常信号？否则，我也许能够挽救他的生命！
可是我没有能够，而据我原先所在厂里的工友告诉我，方向第二天中午，还到我的宿舍里找过我，可惜，我又早早的到车间加班去了，再次错过一次挽救他的机会。从此，河汉两别，终生遗憾。可以说，方向的自杀对于我心灵和情绪上的冲击确实是太强烈了，我一方面根本无法接受他骤然离去的事实。同时另一方面则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对诗、对死的恐惧、焦虑和无望。因此，在方向死后的相当一个阶段，我都不愿重新触碰方向这个话题，方向的确太令人沉重了，因为他的死。而他留下的诗歌又实在太过圣洁。你瞧：
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作成我的诗歌
美的口粮、精神的祭品/就象一些自由的野花，孤独生长，凋落/我在内心里等待日出，象老人的初恋。
这样的情感哪里又是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所能消受的！由于那时自己个人的境遇也不甚佳，生存的压力时时困扰着我，因此方向死后，我是一直在逃避诗歌、远离诗歌。我甚至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碰诗歌了。我想不通，是否做一个诗人，就非得与死亡与精神失常为伍？对于海子、戈麦还有方向等诗人们的死亡，我总是无法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我始终认为生命是最宝贵的，挺住意味着一切，活着意味着一切。人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应该好好生活才是啊。如果写诗的目的不是为了更清晰、更理想、更美好地生活，反而是从此接近死亡、背离正常，那么，我宁可不要诗歌。这也是我十年来未对方向写下一字回忆文章的真实心态。当然，我的心绪未免有些浮浅，可这是我真实的相法，所以，我至今也未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诗人。
一晃，十年就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大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初对于方向自杀事件的恐惧随着时间之潮的慢慢侵蚀，也渐渐淡去了许多。不管怎么说，我想我都应该对方向有个总结，有个说法。正好山东的胥弋自费为他素不相识的方向出版了一本诗集，又在方向十周年之际来到千岛湖——诗人的故乡凭悼方向，胥弋的到来成了一个最好的契机。与方向从未谋过面且又素昧平生的胥弋，完全出于对诗歌同样的热爱，在自己工作无着，又无固定收入，经济状况较差的情况下，经过长达4年的准备，自费出版了方向诗集《挽留》，胥弋的所作所为是很令人感动的，同时更令我们倍感惭愧。我不能再拖下去了，就趁这个契机，我开始重新触摸方向的诗歌，重新回忆方向的生平，重新反思方向的死亡。我试图从一团乱麻般的印象中理出一条清晰的头绪，给方向画出一个大致准确的轮廓线。但这个任务对我这样亲眼目睹并经历了方向的死亡，内心已变得颇为脆弱和沉重的人来说的确是有些困难的。自从方向死后，我一直都在逃避方向这个话题，可冥冥之中总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逃避方向，逃避诗歌，是可耻的，难道你只是一个精神的侏儒吗？我想，除了接受挑战，我别无选择。
从认识方向，到目睹方向辞世，其中只度过了三年短暂的时间。可就这短短的三年，却让我经历了从拥有到失去人世间最纯真、最纯朴、最知心的朋友，我内心的伤痛实在无以名状。我们相识于1988年冬，县文联组织了淳安县第二届诗歌大赛。我弄了首诗参赛，那时我好像刚刚有些开窍，对文学有一些自己的见解，竟由此深得方向的青睐和提携。我们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友。方向比我年长三岁，可我知道，在心理和学识上的差距，是远远不只三岁的。对于没有兄弟姐妹的我来说，更多时候，方向充当了我的大哥，精神上的大哥。从此，我孤独脆弱的精神有了依靠，我的心里开始有了一种厚实和温暖的感觉。而同时方向又是那样的谦卑，一点也没有那种属于才子特有的狂傲。甚至，我在那时常常凭着一股少年轻狂不知天高地厚地对诗歌胡乱发一些十分幼稚的感受，方向也都听得十分认真，并从中引出自己的观点。方向的诗，在那时其实已经走向成熟，清新朴实，走得是语言一路。可当时的我十分偏重内心的感受，特别崇拜艾略特，我总爱用内心的感受性去阅读、比较、评判方向的诗，以致对方向诗歌的内在价值的认识，难免就缺少了一分公允正确的评价。方向的诗写得比我好不知几倍，但我评起他的诗来，就好象我是他的师长似的，方向也一点不以为忤。方向死去之后，这么多年，在我心中有个感觉是越来越强烈，此生此世我怕再也难以遇到的象方向这样纯朴、真挚的朋友了。方向，在今天更象是一个神话，令人难以置信。也正因如此，方向的确是难逃命运劫数的，他所拥有的人生信念，是不允许他活在今天这个极端世俗的世界上的，他也缺少必要的生存能力。他永远都是一个天真的诗人，但不是一个世俗的人。
这么说，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对我来说，方向真的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他的纯洁、质朴、乃至天真，都是世所罕见的。在失去方向之后的岁月里，随着世风沦落，人欲横溢，拜金主义思潮愈来愈尘嚣日上，越发感到方向的可贵，越发感到能与方向这样的人相识并成为朋友，的确是一份幸运，一份无价可沽的幸运。唯其如此，我知道，方向的死去对我们淳安的文学界，对整个诗界、对我个人都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因为从此，淳安失去了一位文艺旗手；浙江失去了一位诗坛新秀；中国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优秀、纯粹的诗人，我则失去了一位不可再遇的至友。我想，这样说并不过份。虽然方向生前留下的诗歌作品并不多，在公开报刊上发表的更少，他在诗坛上留下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与海子、骆一禾、戈麦等诗人相比甚至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有力的影响。而我们这些接触方向诗歌最多的朋友，则囿于自己的识见和艺术素养，对他的诗歌的内在价值也不可能有什么超前独特的识见。然而，我以为，好的，真正的东西肯定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仔细认真地阅读方向的诗歌，获得的竟是久违了的心灵的震憾。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心灵上的冲击，正是近年来阅读当代诗歌所难以获得的阅读感受。方向的质朴，方向的纯粹，方向的平民化倾向，方向的同情和怜悯之心，乃至方向的脆弱，都在诗中有着真实的表露，叩击着我们疲惫不堪的心灵。
2000年10月20日的晚上，在梁晓明、胥弋、王犁和泉子等人的热心撮合下，在杭州的枫林晚书店，大家特意为方向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除了平时经常到会的“九月诗会”沙龙的诗歌爱好者们，还有不少来自中国美术学院和浙大的部分爱诗的学生。淳安籍青年画家王犁是方向诗歌朗诵会的倡议者，也是方向的小朋友，在此之前，王犁向胥弋邮购了数十本方向诗集，赠送给浙大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们读，那些大学生们早已经对方向的诗歌酷爱至极。朗诵会开得空前成功，气氛相当热烈。每个学生都争先恐后，站起来声情并茂地高声朗诵方向几被埋没的诗歌。头一天，我恰好在杭州有个会议，为参加方向诗歌朗诵会，我特意推迟了一天回淳。作为方向生前的好友，在方向死去十周年之际，有幸参加了方向诗歌朗诵会。心情也是颇有些激动难奈的。到会的方向的老师沈泽宜说：想不到今天的朗诵会开得这么成功，他感叹，方向的诗以前怎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呢？在这十年后的今天，重读方向的诗歌，感觉反倒比以前更好，即使放在中国整个诗坛，这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诗作啊。是应该重新估量方向诗歌的价值了。在诗歌创作整体比较疲软的今天，方向的诗歌有着直捣人心的力量。我觉得，沈泽宜先生的感受，也正是我的感受。对于方向的诗歌，此前，我们确有低估的现象。但重要的是：我们重新发现了方向。方向给我们的感动是永远的。直到现在，在我耳边仍回荡着那天晚上朗诵的方向诗歌的回音：
“我留心不让自己在歌声里站得太久/我就这样四处漂流，扎根泥土/呈现为大地上另一种风景/我看到好的雨落到秧田里/我就赞美；看到石头/无知无识，我就默默流泪/我说话，我干活，我行走，劳动生产/热爱诗歌。不骄傲/也不谦虚；不平静，也不喧哗/向空中撒种，在地上收获/在农闲季节埋头写作，看窗外的风景/痴痴的出神。”——《出神》
如此干净质朴的文字，可以说，这几乎是一首与方向其人其心极其契合的诗歌，是方向那颗诗性的灵魂最逼真的写照，堪称天籁。那晚，我们几乎朗诵了方向所有的优秀诗篇。如：
“在这样的夜晚/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红薯/象父亲的手来到我的桌上”——《对一个红薯的渴望》
《种一片自己喜欢的庄稼》——苦恼的时候/我就梦想着在办公室种一片油菜/那是我自己喜欢的作物/ 我在冬天播种/小心翼翼，一行行用心翻耕泥土/下雪了我就靠着窗口看油菜/一言不发/看雪花落在嫩绿的油菜叶上越积越厚/直到四壁铁青/我发誓要把这冬天的日子过到底/……种一片自己喜欢的庄稼/这不仅仅是一种点缀，而且必要/它们能在最寒冷的冬天/用一片小小的、油绿的叶子托起你沉重的头颅。
这些诗，在今天读来，仍是那样有血有肉有骨头。
方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老实巴脚的父母均生活在贫困的山村，是个清贫之家。作为诗人的方向也因此比别人更多了几分自卑和敏感。但方向的心地是那样的善良纯朴，他有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少见的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感，他十分关注着“布衣”的生存状态，他的诗歌信念是“彻底布衣”，他的做人宗旨是，每月从几百大毛里抽出10元铜钿“雷打不动的去邮局寄乡下的父母高堂”。比如他在那首《在布满汗水的脸上》这样写道：在布满汗水的脸上，我想到/我们必须自食其力/在布满汗水的脸上，我知道/我们要喝自己的酒/在布满汗水的脸上，我听见/健康的牙齿在快活地咀嚼/在布满汗水的脸上，我找到/我唯一的妻子、情人和朋友/在布满汗水的脸上，我赋予/十行空洞的诗句以意义。而当他受到别人的抑或是来自生活本身的伤害时，他采取的本能的反应则是把痛苦深深的埋在心底深处，独自舔着伤口。他的诗当然是他内心的真实流露，可是他从不把诗当做个人痛苦的简单渲泻器皿，而是升华自己的痛苦感受，以诗的形式表达他的忧思，他的感悟，他的哀伤。失恋后，他写过一首《悔悟——孩子之诗》，十分到位的表达了诗人对自己那无望的爱情之痛的深刻感悟：“尚未开始/已经结束/这就是生活/或相反：这就是时间/那秘密的武器/甜蜜的毒药/守口如瓶/或相反：守身如玉/这就是爱情/写错一个字/或相反：这就是纯洁的婚姻，断断续续。/ 九月的黄昏来到纸上，只有一次/和解之诗谁能写出？最初的少女她发育良好/成为秋天里一种深沉的疾病/一个故事/ ……他不饮先醉/倒在空杯里/这就是生活/或相反：这就是诗歌/陈年的美酒/或相反：这就是诗人/在水中的焦渴。”
可以说，方向写诗，是完全百分之百地出于对诗歌的热爱，是内心巨大的情感和对生活对生命深刻的感受强烈表达的需要。平民的情感、生活的真实是方向反复吟诵的主题。还在湖洲师院读书的方向就已经写出了大量激情澎湃的诗歌，展现出难得的才情，并与倾慕他的诗歌的同学女友至情相爱；但此时的方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创作根基。虽然也在《诗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数首诗歌，可终究未能形成大的影响。他在诗歌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在1987年。他几乎是与海子同时发现了农村——水稻和麦子的意象，写出了一批以《农业的黄昏》和《对一个红薯的渴望》为代表的新诗歌。如果说，海子的麦子的意象是偏重于抽象的意味，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味道，那么方向的麦子意象，却是具象的，是真正现实化的诗意的乡村。他是这样描述麦子的：在中国农业的入口处/我拾到一株麦穗/那时我距离城市已经很远了/夕阳西下/郊野的风光十分迷人/那时它正躺在路边/样子很消瘦/也许是从拖拉机上掉下来的/也许不是/旁边的路面裂开一条缝/里面装满灰尘、铁屑、碎玻璃/和几个蚂蚁的尸体/不远处是一家新盖的工厂/烟囱粗大/机器轰鸣/我弯腰拾起它时/它就把身子软软地靠着我宽大的手掌/象我心爱的女人/头无力地垂向地面/那声音大得吓人/我数了一数/落下的麦粒总共三十九颗。——《农业的黄昏》。这首诗在88、89年在全国诗赛中多次获奖，早已证明了它的价值。
到89年这一非常之年，方向最崇敬的海子在山海关赴轨自尽，方向的至爱女友则提出要与方向分手，一连串的精神打击，使方向的诗歌再次经历了一次蜕变。他开始进一步向自己的内心挖掘，向宗教靠近。写出了一批以《出神》、《挽留》、《天使与战士》为代表的诗篇。他甚至计划，一年要读完一百本书，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从我这借去的一本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却深深误导了他的人生观念，方向那颗受伤害打击至深而脆弱不堪的心灵开始着迷并沉缅于死亡的意象而不能自拔。他写出了数十首呓语般的令人难懂的诗歌《南逝》系列，表现他纯粹的幻想，诗中充斥了上帝和死亡的意象。我想，从1989年起，在他的心中就已经埋下了死亡的阴影。那时，我已经感觉到了他的邪门的危险，为此，我还专门给他写了一首诗叫做《诗人之死》，题明献给方向。方向读完我的诗后，当时并没说什么，可他却在其他诗友面前多次提到我为他写诗的事，我想，他对我洞察他一部分的内心还是有一些感动的。只是，我那首诗并没能起到拯救他的生命的作用。但从那以后，方向更喜欢与我相处，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在厂里的单身宿舍来找我。方向爱喝“虎跑泉”——一种廉价的中高度白酒，俗称老虎酒。我一般在宿舍里就给他备上一瓶，他总是就着瓶喝，也不用下酒菜。一次喝上二、三两，边喝边侃，要么跟我侃古龙的武侠小说《七种武器》，要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谈着关于他恋人的话题，要么把他新创作的诗歌念给我听。有时，我也到他的单身宿舍去玩，看他写诗，一句一句的修改。自费给方向出诗集的胥弋最喜欢的那首《天使与战士》就是方向一边与我聊天，一边漫不经心的琢磨出来的，仿佛梦游一般。
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距离死亡已经很近很近了。他中的死亡气息的毒几乎已经令他无药可救。他时常独自泪流满面一番，然后就走到我的住处，告诉我，他刚才又大哭了一场。面对他的倾诉，我却常常无语。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抚这颗伤痕累累的心灵。我想我是眼睁睁的瞧着他一步步走向死亡，居然无能为力。我虽然对他有可能走自杀绝路有所预感，可我总不认为这会变成现实。想不到，他却真的如此绝决。在十月的一个黄昏，他将死亡的意象付诸现实，方向喝一口“老虎酒”又饮一口剧毒的甲胺膦农药，以一种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方式，孤独凄凉的辞别人世，去了与世无争的死亡天国。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想写一首诗”。他是否在以他的死作为最后一首诗留给后人呢？如果真是这样，那真的是个悲剧，诗歌给过方向以希望以理想，使方向获得精神的充实和满足，同时也是诗歌毁灭了这个农民的儿子。也许这就是命运。
二OO一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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