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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昨夜听春雨
女性写作与女性诗歌
常听到一些人和我谈论女性诗歌，我不以为然。这两年文学刊物上也常见到一些人写文章讨论女性诗歌，使得女性诗歌的提法越来越理论化。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女性诗歌，像存在工业诗歌或林业诗歌一样。我以为，诗就是诗，诗可以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哲理诗、长诗、短诗等等，自古以来还从未听到关于男性诗歌或女性诗歌的提法。当然，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由于它的生命力与魅力主要体现在形式与风格的多样性，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理论家总喜欢对诗进行类别或流派的划分，这没有什么错，假如这种划分有助于人们对诗歌的理解与认识，有助于诗歌自身的发展和丰富。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开始认真思考女性诗歌这个问题。
严格地说，女性诗歌所指的不是一些诗歌作品，是包含作者身份、性别、情感特征在内的对女性写作的概括。我们知道，女性写作涉及的不单单是艺术问题，还有性别歧视、女人权利、妇女解放等社会地位问题，因此谈到女性写作，更多的时候是在谈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谈论写作本身。为什么女性写作要从写作中孤立出来以区别男性呢？还不是因为历来诗歌是男人的艺术？！还不是因为女人的地位低下？！今天，女性写作已经成为现实，它至少标志着这样两点事实：第一，女性可以写作；第二，女性需要写作。这一切的成因不是归功于男性写作的存在，而是女性写作的缺如。也就是说女性写作的发展是女性自身需要的结果，她不依附于男性写作而存在，也不相对于男性写作而存在，她自己独立存在。既然女性们在写作时，脑海里并不没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即女性写作或男性写作，那么女性写作的这一概括不是太牵强了吗？我们除了把所有女人的写作都定义为女性写作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定义可以让我们从写作本身来区别性别的差异呢？同时，这样的区别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如果不是在社会意义或女人权利上谈论女性写作，我们总期待从女性写作这一定义中看到有关写作的某些特征，这使得我们开始关注写作个体－－女诗人。不巧的是，这种对个体写作的关注并没有使我们最初的期待得到满足，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女性写作的普遍特征或规律性。相反，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女诗人以自己鲜明的个性和对诗歌独到的理解使得自己的写作有别于他人（不管男诗人还是女诗人）。就人性而言，就对待生命的态度而言以及就诗歌的价值而言,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性别都不是决定因素。这使得我们只能用诗学的标准和审美的标准来界定她们的诗歌，而不能仅仅从性别上加以区分。所以说女性写作是一个缺乏严密界定的、非诗学的模糊概念。
我们既然不能把所有女诗人的创作笼统地定义为女性写作，就得在具体写作中分别对待。我们将面对具体的郑敏、具体的舒婷、具体的翟永明等等，却不能面对笼统的女性诗歌。尽管我们习惯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女性诗歌，但这种称谓不是关于诗歌的总体分类，而是具体所指，并且，这样的说法多是因为受女诗人对异性本能的吸引，兴奋中的男人一厢情愿说出的。到此为止，女性诗歌的外延已经减缩到对某位女诗人作品的确指。它提供给我们的是阅读和欣赏的对象，而不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天女诗人们的作品正在日趋丰富与精美。在创作中，她们不愿意让自己的诗思受制于性别的局限，有的在对现实的体验与思考中表现出独有的冷静与睿智；有的在对历史和文化的洞悉中纳入了自己爱与憎的情感；有的从日常生活出发，揭示内心对生与死的感受；有的从写作出发，尝试一种全新的语言表达和全新的诗歌形式……今天的女诗人已经脱离单纯的抒情、心性的倾诉以及愁与苦,喜与悲的原始表达。写作角度上也超出了以关照自身为核心的带有自恋性质的浪漫抒情，她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尝试对美的揭示与展现。譬如张烨对诗歌中生命意识的强调与重视；翟永明对语言的自觉与发现；李轻松从性和死亡意识切入展开的对人性的剖析;马莉对生存直觉的描摹和口语化的陈述；冯晏来自哲学高度对存在的理性阐释等都对当代诗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艺术价值也是不可以降低到用女性诗歌来甄别与认定的。正如普拉斯对美国后现代诗歌的意义或阿赫玛托蛙和茨维塔耶蛙对俄罗斯诗歌的意义不能用女性诗歌来界定一样。当诗歌作为心灵的一扇窗子，展现一个人内心的所思所感时，我们可能会从对待事物的态度上或情感类型上看到男人与女人的差别，但当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只有高尚的人、卑鄙的人、勇敢的人、懦弱的人、善人、恶人等……女诗人若想以自己的性别作为优势或特征来发展自己写作的话，她所能依赖的资本只能是她的肉体和自己廉价的情感，她至多也就是个诗人，而不会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或伟大的诗人。我们今天诗歌写作的繁荣来自所有诗人的努力，在这个总的目标前，男诗人和女诗人面临的问题和压力是一致的，艺术不会因你是女诗人而降低她的好坏标准，艺术要求我们要么做优秀的诗人，要么做蹩脚的诗人或可有可无的诗人。
看来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写作性别的区分，而是写作原则或标准的建立。从女性写作到女性诗歌，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套甄别好诗与坏诗的尺度，我们不能对写作提炼出可资借鉴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那么，任何划分都将是无意义的。诗歌自身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诗人的价值在于他有伟大的情感，崇高的精神，敏锐的观察力，超群的语言表达能力，甚至丰富的知识和无所不在的好奇心。谁想进入诗歌的殿堂，谁便首先经得住以上各方面的检验。当然，女性也不例外。因此，我以为女性诗歌也是一个不近准确的诗歌概念。这种提法无助于对诗歌进行本质的研究与分析。我希望任何一种诗歌能够相对于诗歌本身显示出它的独特性和艺术价值，而不希望诗歌凭借性别呈现自己的差异。
2000年10月24日 于哈尔滨
常听到一些人和我谈论女性诗歌，我不以为然。这两年文学刊物上也常见到一些人写文章讨论女性诗歌，使得女性诗歌的提法越来越理论化。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女性诗歌，像存在工业诗歌或林业诗歌一样。我以为，诗就是诗，诗可以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哲理诗、长诗、短诗等等，自古以来还从未听到关于男性诗歌或女性诗歌的提法。当然，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由于它的生命力与魅力主要体现在形式与风格的多样性，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理论家总喜欢对诗进行类别或流派的划分，这没有什么错，假如这种划分有助于人们对诗歌的理解与认识，有助于诗歌自身的发展和丰富。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开始认真思考女性诗歌这个问题。
严格地说，女性诗歌所指的不是一些诗歌作品，是包含作者身份、性别、情感特征在内的对女性写作的概括。我们知道，女性写作涉及的不单单是艺术问题，还有性别歧视、女人权利、妇女解放等社会地位问题，因此谈到女性写作，更多的时候是在谈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谈论写作本身。为什么女性写作要从写作中孤立出来以区别男性呢？还不是因为历来诗歌是男人的艺术？！还不是因为女人的地位低下？！今天，女性写作已经成为现实，它至少标志着这样两点事实：第一，女性可以写作；第二，女性需要写作。这一切的成因不是归功于男性写作的存在，而是女性写作的缺如。也就是说女性写作的发展是女性自身需要的结果，她不依附于男性写作而存在，也不相对于男性写作而存在，她自己独立存在。既然女性们在写作时，脑海里并不没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即女性写作或男性写作，那么女性写作的这一概括不是太牵强了吗？我们除了把所有女人的写作都定义为女性写作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定义可以让我们从写作本身来区别性别的差异呢？同时，这样的区别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如果不是在社会意义或女人权利上谈论女性写作，我们总期待从女性写作这一定义中看到有关写作的某些特征，这使得我们开始关注写作个体－－女诗人。不巧的是，这种对个体写作的关注并没有使我们最初的期待得到满足，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女性写作的普遍特征或规律性。相反，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女诗人以自己鲜明的个性和对诗歌独到的理解使得自己的写作有别于他人（不管男诗人还是女诗人）。就人性而言，就对待生命的态度而言以及就诗歌的价值而言,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性别都不是决定因素。这使得我们只能用诗学的标准和审美的标准来界定她们的诗歌，而不能仅仅从性别上加以区分。所以说女性写作是一个缺乏严密界定的、非诗学的模糊概念。
我们既然不能把所有女诗人的创作笼统地定义为女性写作，就得在具体写作中分别对待。我们将面对具体的郑敏、具体的舒婷、具体的翟永明等等，却不能面对笼统的女性诗歌。尽管我们习惯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女性诗歌，但这种称谓不是关于诗歌的总体分类，而是具体所指，并且，这样的说法多是因为受女诗人对异性本能的吸引，兴奋中的男人一厢情愿说出的。到此为止，女性诗歌的外延已经减缩到对某位女诗人作品的确指。它提供给我们的是阅读和欣赏的对象，而不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天女诗人们的作品正在日趋丰富与精美。在创作中，她们不愿意让自己的诗思受制于性别的局限，有的在对现实的体验与思考中表现出独有的冷静与睿智；有的在对历史和文化的洞悉中纳入了自己爱与憎的情感；有的从日常生活出发，揭示内心对生与死的感受；有的从写作出发，尝试一种全新的语言表达和全新的诗歌形式……今天的女诗人已经脱离单纯的抒情、心性的倾诉以及愁与苦,喜与悲的原始表达。写作角度上也超出了以关照自身为核心的带有自恋性质的浪漫抒情，她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尝试对美的揭示与展现。譬如张烨对诗歌中生命意识的强调与重视；翟永明对语言的自觉与发现；李轻松从性和死亡意识切入展开的对人性的剖析;马莉对生存直觉的描摹和口语化的陈述；冯晏来自哲学高度对存在的理性阐释等都对当代诗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艺术价值也是不可以降低到用女性诗歌来甄别与认定的。正如普拉斯对美国后现代诗歌的意义或阿赫玛托蛙和茨维塔耶蛙对俄罗斯诗歌的意义不能用女性诗歌来界定一样。当诗歌作为心灵的一扇窗子，展现一个人内心的所思所感时，我们可能会从对待事物的态度上或情感类型上看到男人与女人的差别，但当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只有高尚的人、卑鄙的人、勇敢的人、懦弱的人、善人、恶人等……女诗人若想以自己的性别作为优势或特征来发展自己写作的话，她所能依赖的资本只能是她的肉体和自己廉价的情感，她至多也就是个诗人，而不会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或伟大的诗人。我们今天诗歌写作的繁荣来自所有诗人的努力，在这个总的目标前，男诗人和女诗人面临的问题和压力是一致的，艺术不会因你是女诗人而降低她的好坏标准，艺术要求我们要么做优秀的诗人，要么做蹩脚的诗人或可有可无的诗人。
看来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写作性别的区分，而是写作原则或标准的建立。从女性写作到女性诗歌，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套甄别好诗与坏诗的尺度，我们不能对写作提炼出可资借鉴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那么，任何划分都将是无意义的。诗歌自身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诗人的价值在于他有伟大的情感，崇高的精神，敏锐的观察力，超群的语言表达能力，甚至丰富的知识和无所不在的好奇心。谁想进入诗歌的殿堂，谁便首先经得住以上各方面的检验。当然，女性也不例外。因此，我以为女性诗歌也是一个不近准确的诗歌概念。这种提法无助于对诗歌进行本质的研究与分析。我希望任何一种诗歌能够相对于诗歌本身显示出它的独特性和艺术价值，而不希望诗歌凭借性别呈现自己的差异。
2000年10月24日 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