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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昨夜听春雨
周伦佑访谈（转发自博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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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我在搜寻有关非非主义的资料时，读到过你的两位非非主义同仁发表在《今天》杂志上的谈他们与非非关系的文章，你读过吗?你对他们谈的事实和观点有何评论?
周：你指的是杨黎和何小竹的文章吧，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是最近一位朋友在网上看到下载给我才读到的。杨黎与我的交往远在非非主义之前，至今已16年了。自1984年夏天，我因替他的作品辩护而中断了与廖亦武的友谊起，经历了《狼们》、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非非主义几个阶段，在时断时续的几次共事期间，他虽然先后三次给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仍然把他视为我内在的朋友。我曾对几位朋友说过：要不是杨黎抱着争非非第一诗人——乃至全国第一诗人的功利心态，并据此而把我树为他的假想敌，我和他会相处得很愉快的(正是这种功利心态促使他做出了许多损害非非主义——到最后也损害了他自己的事)。这是题外话了。你读到的杨黎谈他与非非关系的那篇文章，角度选得好，写得很有分寸感。文中所叙事实，基本上是客观的、公允的、可信的。特别是在谈到1988年在宜昌葛洲坝印《非非》第三期、第四期时，蓝马在他的所谓“前文化”状态中，一门心思地要用非非“创世”，要通过非非主义“成仙得道”，而杨黎则盲目附合他，俩人整天泡在一起做打坐炼功状时，我斥责他们的话，他竟追忆得一字不差(整整十二年了，那段话他还记得这样清楚，可见我当时说话的神情和所说的话对这两位朋友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尽管时间已经证明我规劝他们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仍要在这里向杨黎和蓝马表示诚挚的歉意!)。杨黎在他的文章中，实际上缩小了他对非非主义的贡献和作用，另一方面，却有意夸大了他与吉木狼格的友谊在增强他对非非主义的认同感中所起的作用。杨黎对非非主义的认同感(我称之为向心倾向)实际上是随着非非主义的影响在国内外的扩展，以及他本人作为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的个人价值的确立而增强的。
肖：我很注意你上述谈话中的“伤害”和“损害”这两个词，这其中是否包括你前面谈到的《非非》创刊时发生的“文本政变”事件?你能谈谈给非非主义和你个人造成伤害和损害的具体事例吗？
周：请原谅，我今天不打算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会给一些朋友带来不愉快，甚至伤害——有时，事实是最具杀伤力的!这两年，我陆续读到一些追忆当代诗歌运动的出版物，其中太多的人际纠纷和互相攻击很伤我的眼睛；而在大量的论述当代诗歌史实的文章中，那种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借此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刀笔伎俩，不仅使我心生反感，也让我对由诗人捉笔所写的史论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我因此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在我正在写和将要写的涉及史实的所有纪实文字中，我都将遵循还原到事实的原则，不歪曲事实，不篡改历史，不恶意贬低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者，也不无原则地吹捧亲我者，努力把每一件人和事放回到他原来的位置和作用中。即使在记述那些会使当事人难堪的事件时，也将本着还原到事实的原则，以善意、客观的笔触还事情以原貌，决不恶意地夸大事实或贬损事件当事人。牵涉到对我个人造成伤害这类事情时，能忘却的尽量忘却，让时间清洗彼此的伤口。如果万不得已需要对某些非善意的、刻意歪曲事实的说法作出回应时，也应本着还原到事实的原则用事实反驳和说服对方。
肖：我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你在前面已对杨黎的文章作了评论，现在是否也应该对另一位非非同仁何小竹的同题文章谈点看法呢?
周：何小竹的文章和杨黎的大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主要是心态和用心。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过去那个我所赏识和倚重的风格独具的优秀诗人在追忆诗歌旧事，而是一个资深广告人在大谈非非主义的“品牌价值”和“品牌效应”，并考虑如何再次利用这块“品牌”为自己贴金。你也许不知道，何小竹与非非主义的关系，并不像他自己一厢情愿认为的那么深。除了我从他两年间断断续续寄给我的打印诗稿中选出10首，替他取了个《鬼城》的组诗标题，作为推评重点刊登在《非非》创刊号上，使他成为知名的非非主义诗人之外，自始至终，他与非非主义都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如他自己事后所说，要不是由我主编《非非》这份刊物，他连非非主义的边缘也算不上。正是这种“边缘焦虑症”使他产生了某种不平衡心理。你读到的短文不过是何小竹借篡改记忆以篡改历史，然后趁机把自己的名字往中心挪移的广告策划伎俩而已。这种经过有意篡改的记忆，必然是与事实不相符的。这里，我仅纠正他三点。
一、 与杨黎的关系。何小竹在文章的有一小节中使用曲笔暗示，似乎是我有意推迟了他与杨黎的“历史性”会面，因为这一“错失”，使他晚了两年成为夜总会老板和“口语诗”追随者。这是典型的“篡改记忆”的例证!1988年5月以前，何小竹对杨黎从人到作品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手里有文字可以证明)，虽然何小竹当时对杨黎的看法可能是受了别人的影响，但这一看法的存在却是不可篡改的事实。1988年5月从扬州开会回成都，我介绍何小竹与杨黎认识，从新二村杨黎家出来，我问何小竹对杨黎印像如何?他说：“过去一直以为杨黎是个痞子，见面以后感觉杨黎还是很有修养的。”那次何小竹是因为在单位上与领导关系闹僵，带着新婚的妻子出来旅游散心，顺道来我家的。既然1988年5月以前何小竹“一直以为杨黎是个痞子”，在和杨黎从无通信联系的情况下，以何小竹的阴性性格，他怎么可能会在1986年带着新婚的妻子去找杨黎，而我有意推迟他与杨黎见面呢!
二、 对蓝马的评价。何小竹对蓝马是崇拜有加的，这一点，从他将《组诗》题献给蓝马和随后将蓝马的一句话作为他另一首诗的题记可以得到证明。后来，不知他和蓝马之间发生了什么背景事件，他对蓝马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有好几次在我面前提到蓝马时都以不屑的口气说：“你那个王蓝马……”)。对一个人的看法现在和过去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但他不能据此篡改记忆，说过去就持有现在的看法。蓝马的《世的界》是实践他的“超语义”理论的一首实验性作品，虽然算不上一首成功之作，但其文本的实验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对这首诗，何小竹一开始是无限拔高的吹捧：“《世的界》标志蓝马诗歌的一种成熟，是《非非》诗歌的另一种纯粹的‘范式’”(何小竹1988年9月22日语)。现在却把《世的界》贬低成是模仿杨黎《高处》的模仿之作。这是记忆错位，还是要扳倒偶像，以便将自己的名字往中心挪近的小人心态呢?
三、 误会中的误会：吉木狼格被“忽略”过吗?何小竹在文中以对历史负责的凛然正气为吉木狼格抱不平，认为对吉木狼格的忽略，使非非主义失去了它作为一个流派存在的重要支撑。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吉木狼格1988年就已“下海”去甘洛经营他的铅矿井洞去了。1986年的三首短诗，是经我几次删改、润色后才勉强编入《非非》创刊号的；被柏桦点评而被何小竹作为“吉木狼格被忽略”证据的《怀疑骆驼》和《红狐狸的树》这两首诗，是在《非非》第二期稿件已全部编好后，在我多达十几次的反复催促、督促下，吉木狼格才写出初稿，然后在西昌市初五中吉木狼格家中由吉木狼格自己照着初稿念，我一行一字地审听、删改，定稿后作为“非非风度”头条作品编入1987年出版的《非非》第二期的(连这两首诗的标题也是我拟定的)，我在这一期《非非》的“编后记”中还特别点评和推荐了这两首诗。这前前后后哪里存在什么“吉木狼格被忽略”的事实呢?在这样的基本事实面前，何小竹所编造的什么“重要支撑”等赞语，便只能看作经商失意后基于自我安慰需要的相互吹捧和又一次类商业炒作了。
2000年1月，在成都。有一天，杨黎、何小竹和我在一起，闲谈中提到这件事时，我说明了真实情况，何小竹问杨黎“是真的吗?”杨黎点头承认。何小竹随即阴着脸一言不发，没有表示出一点自我检讨的意思。
还有那个“非非流派档案”，何小竹当面告诉我是他执笔写的，并承认“带有某种倾向性”。我读了才发现：其中既没有流派也没有档案，只有用心阴邪的篡改和自我拔高。阵容宏大、分处全国各省的几十位非非主义诗人和总计数百万字的非非主义理论、批评和诗歌文本，被何小竹篡改缩减成了仅限于成都某个居民小区的以杨黎、何小竹为第一代表、第二代表的两三首“口语诗”(如《非非评论》共出刊了两期，他篡改成“只出一期”)。说穿了，何小竹所说的“倾向性”不过是篡改历史的同义词。由行为考察一个人的人品，是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会这样行事的。回想起我在与何小竹交往之初，一位与何小竹交往很深，且在文学创作上提携过何小竹，对何小竹帮助很大的朋友提醒过我的话，他说何小竹为人自私，机心很深，喜欢恩将仇报，要我防着点。我虽有所觉察，但仍是半信半疑。这件事完全印证了那位朋友的劝告，也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何小竹这个人的看法!
肖：这些事实确实有必要澄清。为了对文学史负责，应该有一个客观、可信的“非非主义大事记”，特别是对于海外的非非主义研究者。你会来做这件事吗?
周：这件事我妻子亚琴已经在协助我做。我一做便知道难度很大。许多事，我必须根据日记和当时的大量信件，一件一件的查证、核对时间和地点。比如《非非》的创刊时间，一般都知道是1986年5月4日(因为创刊号上的“非非主义宣言”是这样写的：1986·5·4——中国·成都)，实际时间要晚一些。我现在根据当时从成都给我妻子亚琴的信上查得：我和蓝马到成都的时间为1986年5月17日，《非非》第一期编定下印刷厂时间为5月28日。5月29日晚，我和蓝马返回西昌。再次到成都时间为1986年6月23日，6月24日直接去印刷厂重新排印和校对《非非》，7月3日从印刷厂取出250册已印好的《非非》(因经费不够没全取出，后被有关方面查抄去)。所以，《非非》创刊号的准确出刊时间应是1986年7月3日。5月4日是蓝马从“五四青年节”便于记忆这一角度信笔写上的。《非非》创刊15年来，每一期都是我离开西昌到外地去印刷的。这15年间，我从外地写给亚琴的每一封信和我当时的日记，还有各个时期大量的朋友间通信，便成为我查证每一件人和事的史实依据。
肖：杨黎在文章中说你把非非主义从带引号的“非非”变成了书名号的《非非》，何小竹则指称你从90年代起把《非非》由流派刊物办成了像《诗刊》、《人民文学》一样的公共刊物。你同意他们的说法吗?
周：杨黎的说法并不过份，他注意到了《非非》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何小竹的偏激则是我前面谈到的那个“边缘焦虑症”骚扰所至。试想想，好不容易搭上了“非非诗人集体‘下海’”的末班车，在这开天劈地的壮举中从“边缘”一下子挤进了“商业非非”的中心，正在分享着“后中心”的荣耀，1992年《非非》复刊号的出刊，紧接着1993年《非非》第六、第七卷的出刊，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影响，再加上《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一书由敦煌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1994年)，倾刻间击碎了他的“后中心”梦想，被“中心”幻觉暂时转移了的“边缘焦虑症”的回抽使他的心态从此失衡……有两个问题我至今没有搞明白：第一个问题，89后，我因“主编非法刊物”失去自由时，非非主义正处于声名远播，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最需要继续推进非非主义大业的关键时刻，我的这几位非非主义同仁为什么会突然决定放弃非非大业，集体“下海”经商?我至今没有从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嘴里得到答案，但我分明从他们错乱的步履中看到了一种失去方向的迷惑与茫然。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他们主动放弃非非艺术大业，并以自己的行为背离非非主义精神，肆意践踏和损害非非主义的声誉，“把‘非非’大旗变成了柜台布和广告招贴”(诗歌评论家杨远宏语)，并使“非非那几个人”成为文学界同仁以鄙夷的口吻谈到的一个贬义词时，脱节整整10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两位仍然标榜自己是理所当然的非非主义代表(第一代表加第二代表)??这个问题同样是得不到答案的，因为这除了表明“非非主义”这个“品牌”仍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之外，还牵涉到人的知耻心。——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吧。何小竹通过这篇短文在热爱商业与坚持艺术之间作出了态度鲜明的选择：他一方面把他们几位集体“下海”，打着诗歌的旗号，以“九十年代诗丛”、“梦幻之旅”、“梦想者文学网络”等等名目圈钱的商人行为(1991～1993)视为非非主义流派继续推进和发展的高级阶段(何小竹把他和杨黎等1993年与蓝马在经商中内哄分裂作为非非主义流派存在的下限，当然也包括那个总共只打印了40本的《非非诗歌稿件集》)；而我与梁晓明、刘翔、叶舟、南野、陈小繁、海男等众多非非同仁在他们因钱而兴奋得面红耳赤时，为继续推进非非大业，编辑、出版并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两卷三期《非非》杂志却被何小竹鉴定为不是非非主义，似乎《非非》和非非主义的认定首先需要经过何小竹的批准——他有这个资格吗?(我在那几年何小竹等人打着非非主义旗号圈钱的小广告后面都无一例外地看到用黑体字标出的收款人大名：何小竹收，邮编：610041。有过那样肆无忌惮地败坏诗歌、践踏非非主义声誉的伟大壮举之后，何小竹竟然还有底气在这里大谈非非主义，真让我佩服得紧!我在创立非非主义之时只知有诗歌，不知有商业，从未想过把非非主义和商业挂钩，以后也不会这样做。非非主义源于诗，成于诗——虽然它高于诗，但它自始至终只能通过诗歌言说自己。请问：难道在诗歌艺术的非非主义之外，还会有一个“商业非非”、“骗钱非非”、“广告非非”、“夜总会非非”吗?我是从来不知道，也决不会承认这样的“小非非”、“子非非”的。如果真有这样一个诗歌艺术之外的“广告非非”、“夜总会非非”，那也只能是何小竹一人独享专利的——“何氏非非”!
我观察何小竹的言行已有一段时间了。1992年以后，《非非》以不可逆转之势继续前进，而何小竹挂靠的那个“商业非非”却在仇恨中自行瓦解。未能真正进入非非中心的何小竹转而潜心干着一件事：从内部瓦解非非主义(我曾在公共场合当着他的面开玩笑说：“何小竹是非非主义的最大解构者”)。想说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已经说了，能想到的广告点子(有些是别人——某些非非主义的妒嫉者和反对者帮着想的)也已经实施了。结果怎么样呢?《非非》又出版了，并且还将一期接一期的按年刊、半年刊、季刊的加速度出版下去。到最后，被瓦解的只能是因心态失衡而恶梦缠身的何小竹本人。作人还是本份一些好，一个人一旦逾越了本份，就会说一些蠢话，做一些蠢事。何小竹此次的躁动，当为世人诫。（节选自2001年4月7日周伦佑接受《亚太时报》文化专栏主持人萧芸采访时的谈话）
(提交日期：2001-5-11
本贴由转发自博库于2001年5月14日14:46:31在乐趣园〖诗江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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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贴跟从标题:
快来看哟，非非诗人大内讧，周伦佑痛骂杨黎何小竹是伪非非！ 水军一 20:36:28 5/14/01 (无内容)
推荐阅读 《读者》主编 17:16:36 5/14/01 (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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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我在搜寻有关非非主义的资料时，读到过你的两位非非主义同仁发表在《今天》杂志上的谈他们与非非关系的文章，你读过吗?你对他们谈的事实和观点有何评论?
周：你指的是杨黎和何小竹的文章吧，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是最近一位朋友在网上看到下载给我才读到的。杨黎与我的交往远在非非主义之前，至今已16年了。自1984年夏天，我因替他的作品辩护而中断了与廖亦武的友谊起，经历了《狼们》、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非非主义几个阶段，在时断时续的几次共事期间，他虽然先后三次给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仍然把他视为我内在的朋友。我曾对几位朋友说过：要不是杨黎抱着争非非第一诗人——乃至全国第一诗人的功利心态，并据此而把我树为他的假想敌，我和他会相处得很愉快的(正是这种功利心态促使他做出了许多损害非非主义——到最后也损害了他自己的事)。这是题外话了。你读到的杨黎谈他与非非关系的那篇文章，角度选得好，写得很有分寸感。文中所叙事实，基本上是客观的、公允的、可信的。特别是在谈到1988年在宜昌葛洲坝印《非非》第三期、第四期时，蓝马在他的所谓“前文化”状态中，一门心思地要用非非“创世”，要通过非非主义“成仙得道”，而杨黎则盲目附合他，俩人整天泡在一起做打坐炼功状时，我斥责他们的话，他竟追忆得一字不差(整整十二年了，那段话他还记得这样清楚，可见我当时说话的神情和所说的话对这两位朋友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尽管时间已经证明我规劝他们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仍要在这里向杨黎和蓝马表示诚挚的歉意!)。杨黎在他的文章中，实际上缩小了他对非非主义的贡献和作用，另一方面，却有意夸大了他与吉木狼格的友谊在增强他对非非主义的认同感中所起的作用。杨黎对非非主义的认同感(我称之为向心倾向)实际上是随着非非主义的影响在国内外的扩展，以及他本人作为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的个人价值的确立而增强的。
肖：我很注意你上述谈话中的“伤害”和“损害”这两个词，这其中是否包括你前面谈到的《非非》创刊时发生的“文本政变”事件?你能谈谈给非非主义和你个人造成伤害和损害的具体事例吗？
周：请原谅，我今天不打算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会给一些朋友带来不愉快，甚至伤害——有时，事实是最具杀伤力的!这两年，我陆续读到一些追忆当代诗歌运动的出版物，其中太多的人际纠纷和互相攻击很伤我的眼睛；而在大量的论述当代诗歌史实的文章中，那种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借此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刀笔伎俩，不仅使我心生反感，也让我对由诗人捉笔所写的史论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我因此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在我正在写和将要写的涉及史实的所有纪实文字中，我都将遵循还原到事实的原则，不歪曲事实，不篡改历史，不恶意贬低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者，也不无原则地吹捧亲我者，努力把每一件人和事放回到他原来的位置和作用中。即使在记述那些会使当事人难堪的事件时，也将本着还原到事实的原则，以善意、客观的笔触还事情以原貌，决不恶意地夸大事实或贬损事件当事人。牵涉到对我个人造成伤害这类事情时，能忘却的尽量忘却，让时间清洗彼此的伤口。如果万不得已需要对某些非善意的、刻意歪曲事实的说法作出回应时，也应本着还原到事实的原则用事实反驳和说服对方。
肖：我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你在前面已对杨黎的文章作了评论，现在是否也应该对另一位非非同仁何小竹的同题文章谈点看法呢?
周：何小竹的文章和杨黎的大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主要是心态和用心。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过去那个我所赏识和倚重的风格独具的优秀诗人在追忆诗歌旧事，而是一个资深广告人在大谈非非主义的“品牌价值”和“品牌效应”，并考虑如何再次利用这块“品牌”为自己贴金。你也许不知道，何小竹与非非主义的关系，并不像他自己一厢情愿认为的那么深。除了我从他两年间断断续续寄给我的打印诗稿中选出10首，替他取了个《鬼城》的组诗标题，作为推评重点刊登在《非非》创刊号上，使他成为知名的非非主义诗人之外，自始至终，他与非非主义都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如他自己事后所说，要不是由我主编《非非》这份刊物，他连非非主义的边缘也算不上。正是这种“边缘焦虑症”使他产生了某种不平衡心理。你读到的短文不过是何小竹借篡改记忆以篡改历史，然后趁机把自己的名字往中心挪移的广告策划伎俩而已。这种经过有意篡改的记忆，必然是与事实不相符的。这里，我仅纠正他三点。
一、 与杨黎的关系。何小竹在文章的有一小节中使用曲笔暗示，似乎是我有意推迟了他与杨黎的“历史性”会面，因为这一“错失”，使他晚了两年成为夜总会老板和“口语诗”追随者。这是典型的“篡改记忆”的例证!1988年5月以前，何小竹对杨黎从人到作品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手里有文字可以证明)，虽然何小竹当时对杨黎的看法可能是受了别人的影响，但这一看法的存在却是不可篡改的事实。1988年5月从扬州开会回成都，我介绍何小竹与杨黎认识，从新二村杨黎家出来，我问何小竹对杨黎印像如何?他说：“过去一直以为杨黎是个痞子，见面以后感觉杨黎还是很有修养的。”那次何小竹是因为在单位上与领导关系闹僵，带着新婚的妻子出来旅游散心，顺道来我家的。既然1988年5月以前何小竹“一直以为杨黎是个痞子”，在和杨黎从无通信联系的情况下，以何小竹的阴性性格，他怎么可能会在1986年带着新婚的妻子去找杨黎，而我有意推迟他与杨黎见面呢!
二、 对蓝马的评价。何小竹对蓝马是崇拜有加的，这一点，从他将《组诗》题献给蓝马和随后将蓝马的一句话作为他另一首诗的题记可以得到证明。后来，不知他和蓝马之间发生了什么背景事件，他对蓝马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有好几次在我面前提到蓝马时都以不屑的口气说：“你那个王蓝马……”)。对一个人的看法现在和过去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但他不能据此篡改记忆，说过去就持有现在的看法。蓝马的《世的界》是实践他的“超语义”理论的一首实验性作品，虽然算不上一首成功之作，但其文本的实验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对这首诗，何小竹一开始是无限拔高的吹捧：“《世的界》标志蓝马诗歌的一种成熟，是《非非》诗歌的另一种纯粹的‘范式’”(何小竹1988年9月22日语)。现在却把《世的界》贬低成是模仿杨黎《高处》的模仿之作。这是记忆错位，还是要扳倒偶像，以便将自己的名字往中心挪近的小人心态呢?
三、 误会中的误会：吉木狼格被“忽略”过吗?何小竹在文中以对历史负责的凛然正气为吉木狼格抱不平，认为对吉木狼格的忽略，使非非主义失去了它作为一个流派存在的重要支撑。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吉木狼格1988年就已“下海”去甘洛经营他的铅矿井洞去了。1986年的三首短诗，是经我几次删改、润色后才勉强编入《非非》创刊号的；被柏桦点评而被何小竹作为“吉木狼格被忽略”证据的《怀疑骆驼》和《红狐狸的树》这两首诗，是在《非非》第二期稿件已全部编好后，在我多达十几次的反复催促、督促下，吉木狼格才写出初稿，然后在西昌市初五中吉木狼格家中由吉木狼格自己照着初稿念，我一行一字地审听、删改，定稿后作为“非非风度”头条作品编入1987年出版的《非非》第二期的(连这两首诗的标题也是我拟定的)，我在这一期《非非》的“编后记”中还特别点评和推荐了这两首诗。这前前后后哪里存在什么“吉木狼格被忽略”的事实呢?在这样的基本事实面前，何小竹所编造的什么“重要支撑”等赞语，便只能看作经商失意后基于自我安慰需要的相互吹捧和又一次类商业炒作了。
2000年1月，在成都。有一天，杨黎、何小竹和我在一起，闲谈中提到这件事时，我说明了真实情况，何小竹问杨黎“是真的吗?”杨黎点头承认。何小竹随即阴着脸一言不发，没有表示出一点自我检讨的意思。
还有那个“非非流派档案”，何小竹当面告诉我是他执笔写的，并承认“带有某种倾向性”。我读了才发现：其中既没有流派也没有档案，只有用心阴邪的篡改和自我拔高。阵容宏大、分处全国各省的几十位非非主义诗人和总计数百万字的非非主义理论、批评和诗歌文本，被何小竹篡改缩减成了仅限于成都某个居民小区的以杨黎、何小竹为第一代表、第二代表的两三首“口语诗”(如《非非评论》共出刊了两期，他篡改成“只出一期”)。说穿了，何小竹所说的“倾向性”不过是篡改历史的同义词。由行为考察一个人的人品，是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会这样行事的。回想起我在与何小竹交往之初，一位与何小竹交往很深，且在文学创作上提携过何小竹，对何小竹帮助很大的朋友提醒过我的话，他说何小竹为人自私，机心很深，喜欢恩将仇报，要我防着点。我虽有所觉察，但仍是半信半疑。这件事完全印证了那位朋友的劝告，也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何小竹这个人的看法!
肖：这些事实确实有必要澄清。为了对文学史负责，应该有一个客观、可信的“非非主义大事记”，特别是对于海外的非非主义研究者。你会来做这件事吗?
周：这件事我妻子亚琴已经在协助我做。我一做便知道难度很大。许多事，我必须根据日记和当时的大量信件，一件一件的查证、核对时间和地点。比如《非非》的创刊时间，一般都知道是1986年5月4日(因为创刊号上的“非非主义宣言”是这样写的：1986·5·4——中国·成都)，实际时间要晚一些。我现在根据当时从成都给我妻子亚琴的信上查得：我和蓝马到成都的时间为1986年5月17日，《非非》第一期编定下印刷厂时间为5月28日。5月29日晚，我和蓝马返回西昌。再次到成都时间为1986年6月23日，6月24日直接去印刷厂重新排印和校对《非非》，7月3日从印刷厂取出250册已印好的《非非》(因经费不够没全取出，后被有关方面查抄去)。所以，《非非》创刊号的准确出刊时间应是1986年7月3日。5月4日是蓝马从“五四青年节”便于记忆这一角度信笔写上的。《非非》创刊15年来，每一期都是我离开西昌到外地去印刷的。这15年间，我从外地写给亚琴的每一封信和我当时的日记，还有各个时期大量的朋友间通信，便成为我查证每一件人和事的史实依据。
肖：杨黎在文章中说你把非非主义从带引号的“非非”变成了书名号的《非非》，何小竹则指称你从90年代起把《非非》由流派刊物办成了像《诗刊》、《人民文学》一样的公共刊物。你同意他们的说法吗?
周：杨黎的说法并不过份，他注意到了《非非》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何小竹的偏激则是我前面谈到的那个“边缘焦虑症”骚扰所至。试想想，好不容易搭上了“非非诗人集体‘下海’”的末班车，在这开天劈地的壮举中从“边缘”一下子挤进了“商业非非”的中心，正在分享着“后中心”的荣耀，1992年《非非》复刊号的出刊，紧接着1993年《非非》第六、第七卷的出刊，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影响，再加上《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一书由敦煌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1994年)，倾刻间击碎了他的“后中心”梦想，被“中心”幻觉暂时转移了的“边缘焦虑症”的回抽使他的心态从此失衡……有两个问题我至今没有搞明白：第一个问题，89后，我因“主编非法刊物”失去自由时，非非主义正处于声名远播，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最需要继续推进非非主义大业的关键时刻，我的这几位非非主义同仁为什么会突然决定放弃非非大业，集体“下海”经商?我至今没有从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嘴里得到答案，但我分明从他们错乱的步履中看到了一种失去方向的迷惑与茫然。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他们主动放弃非非艺术大业，并以自己的行为背离非非主义精神，肆意践踏和损害非非主义的声誉，“把‘非非’大旗变成了柜台布和广告招贴”(诗歌评论家杨远宏语)，并使“非非那几个人”成为文学界同仁以鄙夷的口吻谈到的一个贬义词时，脱节整整10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两位仍然标榜自己是理所当然的非非主义代表(第一代表加第二代表)??这个问题同样是得不到答案的，因为这除了表明“非非主义”这个“品牌”仍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之外，还牵涉到人的知耻心。——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吧。何小竹通过这篇短文在热爱商业与坚持艺术之间作出了态度鲜明的选择：他一方面把他们几位集体“下海”，打着诗歌的旗号，以“九十年代诗丛”、“梦幻之旅”、“梦想者文学网络”等等名目圈钱的商人行为(1991～1993)视为非非主义流派继续推进和发展的高级阶段(何小竹把他和杨黎等1993年与蓝马在经商中内哄分裂作为非非主义流派存在的下限，当然也包括那个总共只打印了40本的《非非诗歌稿件集》)；而我与梁晓明、刘翔、叶舟、南野、陈小繁、海男等众多非非同仁在他们因钱而兴奋得面红耳赤时，为继续推进非非大业，编辑、出版并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两卷三期《非非》杂志却被何小竹鉴定为不是非非主义，似乎《非非》和非非主义的认定首先需要经过何小竹的批准——他有这个资格吗?(我在那几年何小竹等人打着非非主义旗号圈钱的小广告后面都无一例外地看到用黑体字标出的收款人大名：何小竹收，邮编：610041。有过那样肆无忌惮地败坏诗歌、践踏非非主义声誉的伟大壮举之后，何小竹竟然还有底气在这里大谈非非主义，真让我佩服得紧!我在创立非非主义之时只知有诗歌，不知有商业，从未想过把非非主义和商业挂钩，以后也不会这样做。非非主义源于诗，成于诗——虽然它高于诗，但它自始至终只能通过诗歌言说自己。请问：难道在诗歌艺术的非非主义之外，还会有一个“商业非非”、“骗钱非非”、“广告非非”、“夜总会非非”吗?我是从来不知道，也决不会承认这样的“小非非”、“子非非”的。如果真有这样一个诗歌艺术之外的“广告非非”、“夜总会非非”，那也只能是何小竹一人独享专利的——“何氏非非”!
我观察何小竹的言行已有一段时间了。1992年以后，《非非》以不可逆转之势继续前进，而何小竹挂靠的那个“商业非非”却在仇恨中自行瓦解。未能真正进入非非中心的何小竹转而潜心干着一件事：从内部瓦解非非主义(我曾在公共场合当着他的面开玩笑说：“何小竹是非非主义的最大解构者”)。想说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已经说了，能想到的广告点子(有些是别人——某些非非主义的妒嫉者和反对者帮着想的)也已经实施了。结果怎么样呢?《非非》又出版了，并且还将一期接一期的按年刊、半年刊、季刊的加速度出版下去。到最后，被瓦解的只能是因心态失衡而恶梦缠身的何小竹本人。作人还是本份一些好，一个人一旦逾越了本份，就会说一些蠢话，做一些蠢事。何小竹此次的躁动，当为世人诫。（节选自2001年4月7日周伦佑接受《亚太时报》文化专栏主持人萧芸采访时的谈话）
(提交日期：2001-5-11
本贴由转发自博库于2001年5月14日14:46:31在乐趣园〖诗江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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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看哟，非非诗人大内讧，周伦佑痛骂杨黎何小竹是伪非非！ 水军一 20:36:28 5/14/01 (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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