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小楼昨夜听春雨
“学院写作”与“口语写作”
——大陆先锋诗歌的“内讧”
陈仲义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战，从拉开序幕到渐入尾声，已一年多了，这是大陆先锋诗界留给世纪末一束刺眼的聚光灯。不管是人为夸大“划线”，抑或潜在事实，长期来，业内人士多少感觉到两派隐约磨擦的迹象。而此次交火，则“站队”式将众多诗人诗评家卷进去，纷纷拉开架势，形成壁垒分明的阵线。期间，北京盘峰诗会正面叫阵，几近白热化肉搏，半年后继续在京城龙脉进行“下半场”，虽以一方全部“罢踢”表面收兵，但前后10几家报刊杂志如《北京文学》、《诗探索》、《大家》、《山花》等介入，以及双方不约而同以“年鉴”、“年度选本”、“备忘录”、“大事记”——做为新一轮武器继续较量，叫世纪末诗坛这场大地震产生了强烈余波。
我不想花太多笔墨分析“内江”的诸多原因，虽然我基本判断这是一场“学术”之争——涉及了众多课题：比如有关现代诗歌的写作资源、写作动机、精神走向、美学旨趣、诗歌与当下关系、阅读效应、市场流通、知识气候、语言策略等等，但没想到其间竟夹缠那么多复杂因素，不用说诗歌观念在同代中的巨大差异，写作趣味的大相径庭，单是十年来的“积怨”，比如中心优势的倔傲与边缘对优势中心的不满、善意或恶意的误解、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互不买帐、小圈子意识、地缘情结、自我膨胀，以及功利、操作、行内权利话语争夺等等，使得这场“学术”之争木幸染上某些非学术色彩。甚至也不排除骂娘背后，同时隐含着第四代（？）——对应于小说界棉棉卫慧们——的崛起冲动与挑战。我也不想过早断言其利弊：比如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可能推进两种诗写向度的竞争发展，从而促成现代诗的有效性；同时也可能因双方不断升级杀伤付出惨重内耗，让先锋诗的反对者们找到求之不得的口实。
我只是想说：当意识形态高压及前辈诗人“阴影”存在时，80年代中期，尚处于萌生状的第三代和后朦胧一般还精诚团结，共同对敌。而当外部压力全面消退，先锋队伍各种诗写向度始获独立，且形成多元格局时，早先隐匿的各种矛盾分歧，便纷纷显露而来。诗人天性中的偏执极端，实验书写中的我行我素，加速矛盾分歧，最终走向全面对抗，这似乎已成了轮回宿命中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令人忧虑的是，一旦升级为鹿死谁手的“路线斗争”，即使小小笔误疏漏，亦会情绪化地进入一决雌雄。哪怕对方言论有着合理性的一面；作品有独到之处，也会因“不共戴天”而本能地置之死地。拨开双方势不两立，人们看到实际上，究竟还是两种不同诗歌美学形态的严重抵悟。而在这些难解难分的捍格后面，在为先锋诗歌事业赴汤蹈火后面，是否也潜藏着争夺、确立——代表大陆先锋诗歌主潮的“用心”？
以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为首的“知识分子写作”，被于坚称之为“对诗歌的彻底背叛”、“诗歌变成了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批判可谓十分尖锐、不留情面。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概括说，其本意主要是指凭借知识的特殊优势，持守批判、自由的精神立场，将诗歌作为精神提升物。因而它在本质上，应该说与坚持独立、边缘的民间姿态基本没有什么矛盾。就此核心，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在大方向上不应该产生大分歧。
可以对知识分子写作有多种理解，于坚们是一种理解，不能说这种理解没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有我的理解，我个人所指认的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简单说主要有2个标记锁定：1立场是人文的，2方式是综合智性的。从本文角度考察，由于此类写作多出智性思维层面：诗人的主观意念、思绪、知觉、“诗想”，与客观物象多呈曲折盘缠关系，故其对90年代诗歌的一大贡献，我以为是明显促进了诗人处理复杂事物的综合能力。处理复杂事物的综合能力，可以看成是这一写作向度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与民间“名分”，不管是立场、姿态、还是宣言的征讨，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了什么。抛开意识形态色彩，自文本角度考量，我更乐意把知识分子写作称做泛学院写作。学院写作自有其特点、长处和局限。
由上述指认的那两大属性，学院写作自然派生出某些突出倾向：比如讲究高路、玄想、修辞，讲究矛盾修论、曲折含混、复合纠缠，讲究对西方资源汲取，讲究知识背景以及泛神学取向。同样，上述倾向不可避免留下的负面是：意象纠结过度、明显的“翻译风”、修辞至上，繁芜艰涩，玄学气息。它无疑削减了一大批读者。
以于坚、韩东、伊沙为代表的民间写作，不依附宠然大物，坚持另类立场，鼓倡原生、本真，企图将诗歌还原为生活。从文本角度出发，我宁可视之为口谱写作。第三代写作群体对当代诗坛的最大影响，十几年来我一直推举为“语感”。’‘语感”把生命的本然活动与几近自动的言说同构起来，成为新诗一种重要言说方式，即诗人经由“语感”这一“人径”，直捷呈示当下生命体验，从而有效地清除语言的文化积垢。口语诗的真切、鲜活、清明，无疑对受众亲和诗歌普及诗歌，大有种益。
然而，口语诗写作同样面临飓尺陷阶：不经意间，诗也会变成白开水和随口唾沫。这是人选98年度诗选的范本《大声》，全诗如下：“我们站在河边上／大声喊河边上的人／不知他听见没有／只知道他没有回头／他正从河边往远处走／远到我们再大声／他也听不见／我们在喊”。我写过10年诗，承认没有写诗才能，但类似上述口语诗，我想我一天写上几首应该没问题。现在我可以马上就会议情景，炮制一首同题《大声》：“我们坐在这里开会／主席大声喊大家安静／不知沈奇听见没有／只看见他目光闪烁／只看见他嘴唇食动／正和旁边的人小声说话／他肯定听不见／主席在大声喊”。我觉得我也是用语感在写诗，挺真切的，而为什么杨黎的可能被认为是好诗，而我的可能不是。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口语诗是不是特别容易‘跑制”？
由此看来，一首简单诗，如此有争议不好贸然判断，那么作为一种写作向度则是更为复杂的。我以为每种写作向度都有自己的优势长处，同样也有自己的局限。诗人们喜欢走极端，常常把自己坚持的推向极致。以为自己的方式是淮一的、最好的。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关键看你如何“走’剔除学院写作和口语写作，过于强化“路线”之争，和夸大的对立而，我倒更乐意认领双方某些相通之处，我主要指的是“及物’与“日常”。
80年代以来，口语派写作一直坚持及物与日常性，且一路张扬到底，而学院派多留恋于“纯粹”和“文化”。应该说，90年代以降，学院派开始有所调整，也以自己另一种——人文智力方式，吸纳‘又物”和日常性。
这表现在不再坚持所谓“纯粹”诗写，而是在朦胧诗的延伸航道，开始介入日常事物。不同的是，口语诗以语感为内在驱动，学院派则多以文化智性统摄，从而形成综合复杂的“知识气候”，包括文体混用、多声部争辩、散点透视、互文等等。我们指证《燕圆记事》是学院的，因为它的题材、意旨明显渗透着学院生活、知识分子立场（人情世态、场景氛围、精神旨趣），但同时，我也认可它染上文人的日常色彩，因为诗集中许多琐事穿织于日常诗性开掘中。其具体处理方式当然与于坚不同。于坚是切片式的过程滚动，臧像则是空间断片的内省混融。确乎双方，在文本展开路径上大相径庭，但对事物的审视、亲近日常态度，乃至艺术上的“小说企图”、叙述性。戏剧结构、非诗材料处理、杂语运作等方面，都拥有诗性洞察。如此，才可能于此基础做异样展开。
我所指认的学院写作，当然不是指那种理念先行、知识集装、智力炫技，教人头晕的玄书，而应该是现代性统摄下人文风度的诗性集结：多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切入当下语境。但因上述欠缺弊端，常给人“隔”的感觉，其流通性无疑大大受到防碍。由于中国新诗资源短缺、学院派起步时，便投入外国大师怀抱，那是有原可谅的。要害是，是否把西方资源当做惟一资源，忽略本上历史情怀和当下关怀，专注于语言迷宫游戏，从词语到逻辑，满口变种的洋腔洋调。一部分人侧重西方资源开发并非坏事，坏是环在回不来，长期形成“翻译体”写作气味和习性，一旦这种写作弱化为经院写作、书斋写作，“靠阅读写作”而恶性循环起来，很容易变成浓厚匠气包围下的精神造作。
放学院写作很有必要警惕哪怕出自下意识、潜意识中的技术主义和“精神手淫”，在孤傲地拒绝商品文化、世俗文化的同时，也把一大批读者拒在“高雅”圈外。目前，现代诗已成了各文类中最内化、最不易接近的艺术，倘若一再加剧这种玄乎趋势，诗势必愈来愈走向奥涩，也必然自圄于圈内的阅读视野。我们多少已领教到隔绝的悲哀（像《树巢》这样的知识集装，肯定吓晕了许多人）。
就我本人而言，一向反对在诗歌中依靠知识，知识只能作为潜在写作背景。知识只有天然地转化为生命有机体，才具有诗性的资源价值。诗歌不能承载知识，只能远离知识。知识败坏诗的胃口，尤其充塞过量神话／原型、文化／符码的东西，肯定要窒息诗歌的生气。而倡导知识分子立场。倡导学院写作向度，是不能与倡导知识简单划上等号。就诗之标高而言，知识分子写作或学院写作，实乃应该导向智慧的写作，方为上乘。
所谓智慧的写作，窃以为则更合乎诗的本源。它超乎立场的争执、更具长效的精神洞见、意义追索，以及冥思与启明；它经由感悟的方式，打通经验／存在／语言的复杂通道。
我欣赏的口语诗，该是本真、原创、鲜活、充溢生气，读来十分舒畅的，但在追求“整体文本之外张力”效应时，却发现仍夹带不少非诗成分。过分随意，缺少打磨，粗鄙得理直气壮，人们很难为“最高的语言艺术”所折服，反而对其魅力生出种种疑惑。固然口语写作，一向取民间立场，以消解的边缘姿态，对抗庞然大物、对拉强势、定势的文化语境，采用“语感”方式直捷显现生命，刺激日常诗性，把胡适以来的白话诗提到一个新层面，但又因不少“手徐说话”、现象罗列、随意散漫而引起苟病。
这里要命的界限在于：口语写作稍一闪失，就变成唾沫写作、口水写作。一味沉溺于鸡零狗碎，无视必要的筛滤；放纵、自恋，势必把所有舌下分泌物都当成宝贝，造成“即写即是”的“自动效果”，口语诗便极易等同流水帐、提货单。显而易见，口语写作先天就潜伏着唾沫化危险。一些口语诗人不说完全丧失警惕性，至少表现出相当的轻漫。
所以日常主义诗歌，表面看来十分容易操作，拥有较多读者圈，其实是在走语言钢丝。貌似容易却艰辛。故更有理由保持：必要的审度、提升和敬畏。
诗歌是最精粹的言说抵达人心事物的。诗歌不应放弃那些基本的、永恒的东西。或许对神性、福音、神迹的谛听被指斥为‘鸡托邦”，但在事物的缝隙与褶皱间，有什么理由一再放逐起码的诗意？过于自然主义的原生、还原，过于琐屑的“低就”，缺乏必要的控制和敬畏之心，人类经过多年苦心确证——的“高蹈”精神形式，难道就这样在随意挥霍中付之东流吗？
双方在强化各自诗写优势时，无疑都走向了极端，包括精神立场扩大化、美学向度绝对化。必然造成圈子意识下的过度改意对手，进而回避、或者掩饰自身优势后面的缺陷。
平心而论，口语写作有其优秀代表，学院写作也在其优秀代表，两种写作向度有没有必要一争高下？牡丹与玫瑰哪一种更好？我一向坚持，双方都无法互相取代。回想美国现代诗史——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争，争来争去，此消彼长，谁压倒谁！你能说文略物所代表的“荒原”，后来就一定败给威廉斯的“田园”；或者黑山派、跨掉派的“自白”，就一定取代博学的詹姆士·梅利尔们？学院写作倚重人文智性，口语写作推崇语感与当下结合，双方都会产生自己的精品和劣作。科学的做法只能是在具体文本上做出藏痞。而笼统的在向度上进行褒贬，实非明智。死揪对方弊端，极尽刻薄尖酸，大有置死地而后快，亦非学理之举。为什么我们非要强化两种写作向度势不两立，而不能做一做“各种经验和事物之间的阴阳互补”？！
口语写作，在反抗庞然大物的同时，也顺应整个时代的欲望潮流，适从平民意识市民心态，追求世俗关怀，自有其合理的历史趋势；学院写作，脾俄当下世俗，追求精英式人文关怀，留守残缺的文明碎片，早有一番高路理念。前者追求原生、感性、当下活力以及对谱系规范的全面解构，后者则侧重智性、外来资源、经验技艺、秩序及综合过程中的精进。每一种写作向度都有理由维护各自的侧重面，强化推行各自的侧重面，尤其在艺术探索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推崇过顶，且把差异恶化，是否暴露出先锋诗界因为‘构在整体性缺乏而产生的严重危机”？必须重申：快泱诗坛，何止存在这两种写作形态。实在没有理由，用两种写作形态，完全涵盖整个先锋诗界。更没有理由以一方置换另一方。
况且，学院写作与口语写作，也并不意味着双方相互渗透的不可能。在某种界面，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做若干转换。这让我再次回想起美国现代诗史，曾经是“学院事物”的头号克星金斯伯格，50岁时竟在某种程度“变成了一种新的学院的一部分”，而身为黑山学院院长的奥尔森本人，却成了坚定的反学院诗人。即便在同一人身上，也可能出现截然对立诗风的“苟合”，比如罗伯特·罗厄尔，其转型之际，就成了“精致学院”与“开放自白”诗风的交汇点，有何不好呢？况且世纪之交，现代诗不是出现了一种综合趋势？（我曾在《日常主义诗歌》一文中，努力寻找“口语”与“学院”双方文本之可通约处，尝试做“和解”处理）。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诗风，犹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往往是：直白太盛而朦胧风起，精致过头而粗鄙问世，滥情流行而智性凸显，综合过度而简洁回头。繁褥散漫时，常有单纯反正，艰涩玄奥之际必有素朴返流。风气的互动，在初始期带有变革冲力，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如若产生超载，必遭新一轮风气的抗衡。如此迁延转换，方显示现代艺术的生命。
也恰恰在这活力面前，一些人被胜利“迷幻”了，以为自己所推行的诗风，理当领衔“一代诗歌”。在这里，标准被无限制放大了；旨趣被一厢情愿极化了，结果自己把自己所拥戴的现代诗——多元与相对的坐标系给打翻了。
故尔我不主张把某一写作向度，推举到仿佛是中国现代诗淮一的途径，大有舍我其谁非我莫属之势。不要动不动就天才巨星；或者一搞备忘录大事记，就众山皆小惟我独高。需要清醒：优势与局限是互为影子的；时间才是最公正的仲裁！看看5万首唐诗，经过千百年剩下多少？当今浮出的诗人，若能传世几句，已是上苍难得的青睐，恐怕也不是现在进行时所能裁定的，它多少带有几分“虚膺”。而为眼前一时“定位”争得两败俱伤，比之诗史中峨峨于切和默默群山，不是太短视太小家子气吗！
其实，用更高标准来要求，双方当借此次激烈讼诉，理智地转为对自身检索，即来一番深层次的“自拷”。与其过多纠缠于具体人、事，毋宁进入更具普遍性的真问题。须知整个现代诗歌，面临商业消费时代严酷的物欲压迫和异化——其出路比任何时候都沉重地压在诗人头上，由此引发的“文本污染”，还有什么比如下命题更教人揪心呢对C如：
----诗与现实的非表层关联（何止是一种复杂的“互文”关系）
----诗与他者的接受关系（不顾及受众地一味先锋，依然使诗失效）
----诗的外域资源与本土经验（如何在过度与狭隘中取得平衡）
----诗的新言说的阈域（无节制追新，同样给诗的可能性空间带来不可能）
----非诗的有效阻截与防范（已出现综合过头，以及过于随意的滥殇，将导致诗再次失落）
十几年来，笔者为大陆先锋诗实验诗，写过不少热情文论，总是不忍挫伤那些萌芽状的东西，常有过分拔高之嫌。今次虽没卷入这场旋涡，置身边缘，却让我对此“内耗”十分痛心。终于忍不住——“各打50大板”。我以为，当今中国先锋诗歌，最缺少的是反省精神！真诚寄希望于双方，真正来一次自我清场，即将几股所谓路线立场的混战，恢复为差异性的美学检讨，并自觉转化诗学建设的纠偏与有益资源；同时，正反经验所催生的新质素，能为下一轮诗人与诗风提某些警醒和启示，倒也不枉这场百年难遇的诗歌“科索沃”。
——大陆先锋诗歌的“内讧”
陈仲义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战，从拉开序幕到渐入尾声，已一年多了，这是大陆先锋诗界留给世纪末一束刺眼的聚光灯。不管是人为夸大“划线”，抑或潜在事实，长期来，业内人士多少感觉到两派隐约磨擦的迹象。而此次交火，则“站队”式将众多诗人诗评家卷进去，纷纷拉开架势，形成壁垒分明的阵线。期间，北京盘峰诗会正面叫阵，几近白热化肉搏，半年后继续在京城龙脉进行“下半场”，虽以一方全部“罢踢”表面收兵，但前后10几家报刊杂志如《北京文学》、《诗探索》、《大家》、《山花》等介入，以及双方不约而同以“年鉴”、“年度选本”、“备忘录”、“大事记”——做为新一轮武器继续较量，叫世纪末诗坛这场大地震产生了强烈余波。
我不想花太多笔墨分析“内江”的诸多原因，虽然我基本判断这是一场“学术”之争——涉及了众多课题：比如有关现代诗歌的写作资源、写作动机、精神走向、美学旨趣、诗歌与当下关系、阅读效应、市场流通、知识气候、语言策略等等，但没想到其间竟夹缠那么多复杂因素，不用说诗歌观念在同代中的巨大差异，写作趣味的大相径庭，单是十年来的“积怨”，比如中心优势的倔傲与边缘对优势中心的不满、善意或恶意的误解、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互不买帐、小圈子意识、地缘情结、自我膨胀，以及功利、操作、行内权利话语争夺等等，使得这场“学术”之争木幸染上某些非学术色彩。甚至也不排除骂娘背后，同时隐含着第四代（？）——对应于小说界棉棉卫慧们——的崛起冲动与挑战。我也不想过早断言其利弊：比如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可能推进两种诗写向度的竞争发展，从而促成现代诗的有效性；同时也可能因双方不断升级杀伤付出惨重内耗，让先锋诗的反对者们找到求之不得的口实。
我只是想说：当意识形态高压及前辈诗人“阴影”存在时，80年代中期，尚处于萌生状的第三代和后朦胧一般还精诚团结，共同对敌。而当外部压力全面消退，先锋队伍各种诗写向度始获独立，且形成多元格局时，早先隐匿的各种矛盾分歧，便纷纷显露而来。诗人天性中的偏执极端，实验书写中的我行我素，加速矛盾分歧，最终走向全面对抗，这似乎已成了轮回宿命中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令人忧虑的是，一旦升级为鹿死谁手的“路线斗争”，即使小小笔误疏漏，亦会情绪化地进入一决雌雄。哪怕对方言论有着合理性的一面；作品有独到之处，也会因“不共戴天”而本能地置之死地。拨开双方势不两立，人们看到实际上，究竟还是两种不同诗歌美学形态的严重抵悟。而在这些难解难分的捍格后面，在为先锋诗歌事业赴汤蹈火后面，是否也潜藏着争夺、确立——代表大陆先锋诗歌主潮的“用心”？
以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为首的“知识分子写作”，被于坚称之为“对诗歌的彻底背叛”、“诗歌变成了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批判可谓十分尖锐、不留情面。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概括说，其本意主要是指凭借知识的特殊优势，持守批判、自由的精神立场，将诗歌作为精神提升物。因而它在本质上，应该说与坚持独立、边缘的民间姿态基本没有什么矛盾。就此核心，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在大方向上不应该产生大分歧。
可以对知识分子写作有多种理解，于坚们是一种理解，不能说这种理解没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有我的理解，我个人所指认的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简单说主要有2个标记锁定：1立场是人文的，2方式是综合智性的。从本文角度考察，由于此类写作多出智性思维层面：诗人的主观意念、思绪、知觉、“诗想”，与客观物象多呈曲折盘缠关系，故其对90年代诗歌的一大贡献，我以为是明显促进了诗人处理复杂事物的综合能力。处理复杂事物的综合能力，可以看成是这一写作向度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与民间“名分”，不管是立场、姿态、还是宣言的征讨，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了什么。抛开意识形态色彩，自文本角度考量，我更乐意把知识分子写作称做泛学院写作。学院写作自有其特点、长处和局限。
由上述指认的那两大属性，学院写作自然派生出某些突出倾向：比如讲究高路、玄想、修辞，讲究矛盾修论、曲折含混、复合纠缠，讲究对西方资源汲取，讲究知识背景以及泛神学取向。同样，上述倾向不可避免留下的负面是：意象纠结过度、明显的“翻译风”、修辞至上，繁芜艰涩，玄学气息。它无疑削减了一大批读者。
以于坚、韩东、伊沙为代表的民间写作，不依附宠然大物，坚持另类立场，鼓倡原生、本真，企图将诗歌还原为生活。从文本角度出发，我宁可视之为口谱写作。第三代写作群体对当代诗坛的最大影响，十几年来我一直推举为“语感”。’‘语感”把生命的本然活动与几近自动的言说同构起来，成为新诗一种重要言说方式，即诗人经由“语感”这一“人径”，直捷呈示当下生命体验，从而有效地清除语言的文化积垢。口语诗的真切、鲜活、清明，无疑对受众亲和诗歌普及诗歌，大有种益。
然而，口语诗写作同样面临飓尺陷阶：不经意间，诗也会变成白开水和随口唾沫。这是人选98年度诗选的范本《大声》，全诗如下：“我们站在河边上／大声喊河边上的人／不知他听见没有／只知道他没有回头／他正从河边往远处走／远到我们再大声／他也听不见／我们在喊”。我写过10年诗，承认没有写诗才能，但类似上述口语诗，我想我一天写上几首应该没问题。现在我可以马上就会议情景，炮制一首同题《大声》：“我们坐在这里开会／主席大声喊大家安静／不知沈奇听见没有／只看见他目光闪烁／只看见他嘴唇食动／正和旁边的人小声说话／他肯定听不见／主席在大声喊”。我觉得我也是用语感在写诗，挺真切的，而为什么杨黎的可能被认为是好诗，而我的可能不是。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口语诗是不是特别容易‘跑制”？
由此看来，一首简单诗，如此有争议不好贸然判断，那么作为一种写作向度则是更为复杂的。我以为每种写作向度都有自己的优势长处，同样也有自己的局限。诗人们喜欢走极端，常常把自己坚持的推向极致。以为自己的方式是淮一的、最好的。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关键看你如何“走’剔除学院写作和口语写作，过于强化“路线”之争，和夸大的对立而，我倒更乐意认领双方某些相通之处，我主要指的是“及物’与“日常”。
80年代以来，口语派写作一直坚持及物与日常性，且一路张扬到底，而学院派多留恋于“纯粹”和“文化”。应该说，90年代以降，学院派开始有所调整，也以自己另一种——人文智力方式，吸纳‘又物”和日常性。
这表现在不再坚持所谓“纯粹”诗写，而是在朦胧诗的延伸航道，开始介入日常事物。不同的是，口语诗以语感为内在驱动，学院派则多以文化智性统摄，从而形成综合复杂的“知识气候”，包括文体混用、多声部争辩、散点透视、互文等等。我们指证《燕圆记事》是学院的，因为它的题材、意旨明显渗透着学院生活、知识分子立场（人情世态、场景氛围、精神旨趣），但同时，我也认可它染上文人的日常色彩，因为诗集中许多琐事穿织于日常诗性开掘中。其具体处理方式当然与于坚不同。于坚是切片式的过程滚动，臧像则是空间断片的内省混融。确乎双方，在文本展开路径上大相径庭，但对事物的审视、亲近日常态度，乃至艺术上的“小说企图”、叙述性。戏剧结构、非诗材料处理、杂语运作等方面，都拥有诗性洞察。如此，才可能于此基础做异样展开。
我所指认的学院写作，当然不是指那种理念先行、知识集装、智力炫技，教人头晕的玄书，而应该是现代性统摄下人文风度的诗性集结：多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切入当下语境。但因上述欠缺弊端，常给人“隔”的感觉，其流通性无疑大大受到防碍。由于中国新诗资源短缺、学院派起步时，便投入外国大师怀抱，那是有原可谅的。要害是，是否把西方资源当做惟一资源，忽略本上历史情怀和当下关怀，专注于语言迷宫游戏，从词语到逻辑，满口变种的洋腔洋调。一部分人侧重西方资源开发并非坏事，坏是环在回不来，长期形成“翻译体”写作气味和习性，一旦这种写作弱化为经院写作、书斋写作，“靠阅读写作”而恶性循环起来，很容易变成浓厚匠气包围下的精神造作。
放学院写作很有必要警惕哪怕出自下意识、潜意识中的技术主义和“精神手淫”，在孤傲地拒绝商品文化、世俗文化的同时，也把一大批读者拒在“高雅”圈外。目前，现代诗已成了各文类中最内化、最不易接近的艺术，倘若一再加剧这种玄乎趋势，诗势必愈来愈走向奥涩，也必然自圄于圈内的阅读视野。我们多少已领教到隔绝的悲哀（像《树巢》这样的知识集装，肯定吓晕了许多人）。
就我本人而言，一向反对在诗歌中依靠知识，知识只能作为潜在写作背景。知识只有天然地转化为生命有机体，才具有诗性的资源价值。诗歌不能承载知识，只能远离知识。知识败坏诗的胃口，尤其充塞过量神话／原型、文化／符码的东西，肯定要窒息诗歌的生气。而倡导知识分子立场。倡导学院写作向度，是不能与倡导知识简单划上等号。就诗之标高而言，知识分子写作或学院写作，实乃应该导向智慧的写作，方为上乘。
所谓智慧的写作，窃以为则更合乎诗的本源。它超乎立场的争执、更具长效的精神洞见、意义追索，以及冥思与启明；它经由感悟的方式，打通经验／存在／语言的复杂通道。
我欣赏的口语诗，该是本真、原创、鲜活、充溢生气，读来十分舒畅的，但在追求“整体文本之外张力”效应时，却发现仍夹带不少非诗成分。过分随意，缺少打磨，粗鄙得理直气壮，人们很难为“最高的语言艺术”所折服，反而对其魅力生出种种疑惑。固然口语写作，一向取民间立场，以消解的边缘姿态，对抗庞然大物、对拉强势、定势的文化语境，采用“语感”方式直捷显现生命，刺激日常诗性，把胡适以来的白话诗提到一个新层面，但又因不少“手徐说话”、现象罗列、随意散漫而引起苟病。
这里要命的界限在于：口语写作稍一闪失，就变成唾沫写作、口水写作。一味沉溺于鸡零狗碎，无视必要的筛滤；放纵、自恋，势必把所有舌下分泌物都当成宝贝，造成“即写即是”的“自动效果”，口语诗便极易等同流水帐、提货单。显而易见，口语写作先天就潜伏着唾沫化危险。一些口语诗人不说完全丧失警惕性，至少表现出相当的轻漫。
所以日常主义诗歌，表面看来十分容易操作，拥有较多读者圈，其实是在走语言钢丝。貌似容易却艰辛。故更有理由保持：必要的审度、提升和敬畏。
诗歌是最精粹的言说抵达人心事物的。诗歌不应放弃那些基本的、永恒的东西。或许对神性、福音、神迹的谛听被指斥为‘鸡托邦”，但在事物的缝隙与褶皱间，有什么理由一再放逐起码的诗意？过于自然主义的原生、还原，过于琐屑的“低就”，缺乏必要的控制和敬畏之心，人类经过多年苦心确证——的“高蹈”精神形式，难道就这样在随意挥霍中付之东流吗？
双方在强化各自诗写优势时，无疑都走向了极端，包括精神立场扩大化、美学向度绝对化。必然造成圈子意识下的过度改意对手，进而回避、或者掩饰自身优势后面的缺陷。
平心而论，口语写作有其优秀代表，学院写作也在其优秀代表，两种写作向度有没有必要一争高下？牡丹与玫瑰哪一种更好？我一向坚持，双方都无法互相取代。回想美国现代诗史——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争，争来争去，此消彼长，谁压倒谁！你能说文略物所代表的“荒原”，后来就一定败给威廉斯的“田园”；或者黑山派、跨掉派的“自白”，就一定取代博学的詹姆士·梅利尔们？学院写作倚重人文智性，口语写作推崇语感与当下结合，双方都会产生自己的精品和劣作。科学的做法只能是在具体文本上做出藏痞。而笼统的在向度上进行褒贬，实非明智。死揪对方弊端，极尽刻薄尖酸，大有置死地而后快，亦非学理之举。为什么我们非要强化两种写作向度势不两立，而不能做一做“各种经验和事物之间的阴阳互补”？！
口语写作，在反抗庞然大物的同时，也顺应整个时代的欲望潮流，适从平民意识市民心态，追求世俗关怀，自有其合理的历史趋势；学院写作，脾俄当下世俗，追求精英式人文关怀，留守残缺的文明碎片，早有一番高路理念。前者追求原生、感性、当下活力以及对谱系规范的全面解构，后者则侧重智性、外来资源、经验技艺、秩序及综合过程中的精进。每一种写作向度都有理由维护各自的侧重面，强化推行各自的侧重面，尤其在艺术探索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推崇过顶，且把差异恶化，是否暴露出先锋诗界因为‘构在整体性缺乏而产生的严重危机”？必须重申：快泱诗坛，何止存在这两种写作形态。实在没有理由，用两种写作形态，完全涵盖整个先锋诗界。更没有理由以一方置换另一方。
况且，学院写作与口语写作，也并不意味着双方相互渗透的不可能。在某种界面，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做若干转换。这让我再次回想起美国现代诗史，曾经是“学院事物”的头号克星金斯伯格，50岁时竟在某种程度“变成了一种新的学院的一部分”，而身为黑山学院院长的奥尔森本人，却成了坚定的反学院诗人。即便在同一人身上，也可能出现截然对立诗风的“苟合”，比如罗伯特·罗厄尔，其转型之际，就成了“精致学院”与“开放自白”诗风的交汇点，有何不好呢？况且世纪之交，现代诗不是出现了一种综合趋势？（我曾在《日常主义诗歌》一文中，努力寻找“口语”与“学院”双方文本之可通约处，尝试做“和解”处理）。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诗风，犹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往往是：直白太盛而朦胧风起，精致过头而粗鄙问世，滥情流行而智性凸显，综合过度而简洁回头。繁褥散漫时，常有单纯反正，艰涩玄奥之际必有素朴返流。风气的互动，在初始期带有变革冲力，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如若产生超载，必遭新一轮风气的抗衡。如此迁延转换，方显示现代艺术的生命。
也恰恰在这活力面前，一些人被胜利“迷幻”了，以为自己所推行的诗风，理当领衔“一代诗歌”。在这里，标准被无限制放大了；旨趣被一厢情愿极化了，结果自己把自己所拥戴的现代诗——多元与相对的坐标系给打翻了。
故尔我不主张把某一写作向度，推举到仿佛是中国现代诗淮一的途径，大有舍我其谁非我莫属之势。不要动不动就天才巨星；或者一搞备忘录大事记，就众山皆小惟我独高。需要清醒：优势与局限是互为影子的；时间才是最公正的仲裁！看看5万首唐诗，经过千百年剩下多少？当今浮出的诗人，若能传世几句，已是上苍难得的青睐，恐怕也不是现在进行时所能裁定的，它多少带有几分“虚膺”。而为眼前一时“定位”争得两败俱伤，比之诗史中峨峨于切和默默群山，不是太短视太小家子气吗！
其实，用更高标准来要求，双方当借此次激烈讼诉，理智地转为对自身检索，即来一番深层次的“自拷”。与其过多纠缠于具体人、事，毋宁进入更具普遍性的真问题。须知整个现代诗歌，面临商业消费时代严酷的物欲压迫和异化——其出路比任何时候都沉重地压在诗人头上，由此引发的“文本污染”，还有什么比如下命题更教人揪心呢对C如：
----诗与现实的非表层关联（何止是一种复杂的“互文”关系）
----诗与他者的接受关系（不顾及受众地一味先锋，依然使诗失效）
----诗的外域资源与本土经验（如何在过度与狭隘中取得平衡）
----诗的新言说的阈域（无节制追新，同样给诗的可能性空间带来不可能）
----非诗的有效阻截与防范（已出现综合过头，以及过于随意的滥殇，将导致诗再次失落）
十几年来，笔者为大陆先锋诗实验诗，写过不少热情文论，总是不忍挫伤那些萌芽状的东西，常有过分拔高之嫌。今次虽没卷入这场旋涡，置身边缘，却让我对此“内耗”十分痛心。终于忍不住——“各打50大板”。我以为，当今中国先锋诗歌，最缺少的是反省精神！真诚寄希望于双方，真正来一次自我清场，即将几股所谓路线立场的混战，恢复为差异性的美学检讨，并自觉转化诗学建设的纠偏与有益资源；同时，正反经验所催生的新质素，能为下一轮诗人与诗风提某些警醒和启示，倒也不枉这场百年难遇的诗歌“科索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