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永远是开始

　　　　——重读方向诗集《挽留》


　　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说：“死是一门艺术，诗人的死/实际等于诗人的再生”。而年仅二十八岁的青年诗人方向（1962—1990）的死，却不同于普拉斯的“再生说”，方向在自杀时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言竟是：“想写一首诗”。1990年10月19日，当痛苦一刀砍下来，诗人再也不能“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作成我的诗歌”方向的死，也并不象沃尔夫冈评价里尔克那样是“‘巨大的死’，是不可重复的个体所完成和做出的一项无法规避的特殊功业。”而恰恰是一种对诗歌生命的毁灭和消亡的预示与象征，是一种对生命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质疑和否定。
　　方向死于诗人海子、戈麦自杀之后的第二年，决非偶然。世界进入近代以后，诗歌的神力和伟大形式及诗歌腾誉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语境亦不复再现。报凶的“乌鸦”尼采喊到：上帝死了！自此，整个人类在精神上迎来了虚无的暗夜，诗神缪斯已弹奏不出和谐优美的旋律。而西方文艺思潮在20世纪由现代主义进入后现代之后，对传统一一质疑，否定客观真理，不相信人类理性，在艺术上取消意义，平面化，无深度，游戏性。后现代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逻辑，西方把它当作一种苦果提出来并进行解构与重建。80年代中后期，西方这一后现代思潮蜂拥而至，我们对此不仅没有筑起理性的提坝，反而视其为圭臬和时尚，在人类道义、终极价值与使命面前将诗歌精神丧失殆尽。从而，在诗歌中，由一场“语言危机”引发成一种“生存危机”。将诗歌视为自己的生命、将诗歌的命运看作是自己个体命运的方向与海子、戈麦等诗人们的死，成为这一时代悲剧的见证。
　　方向与海子一样，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诗人，崛起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新生代诗歌。当方向走进诗歌的时候，梦想作一个“布衣诗人”，对民族、对生活深沉的爱和忧患意识成为他诗歌艺术的底色与审美理想。他82年开始发表作品，不到十年间，创作、编印了《创世纪》、《响铃》、《阳光下的复活》等五部诗集。但直到他离世后，才由青年诗人胥弋为其编选、出版诗全集《挽留》（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7）。他认为，写作是为了人类和苦难深重的土地，为了正义、良心和真善美。他在诗中写到，“我为中国流泪/为长城边上的孟姜女流泪/为汩罗江中的三闾大夫流泪/为遥远的原野上憔悴的大叶杨们流泪/为石头和正义流泪/我为历史和苦大仇深的庄稼流泪”（〈高声流泪〉）；“献身爱情，我说，就是献身正义”；“一棵树使英雄颤抖/一个自由的国家使远道而来的公民流泪/一首诗就让你肝脑涂地，痛心疾首/从来没有迫近过皇冠/迫近过辉煌的日出/以及华丽的村庄。所以，为这一切，我要活着”（〈热爱诗歌〉）然而，伴随着方向诗艺的逐渐成熟，他发现“被语言叙述出来的一切/只是疼痛的回忆”（〈叙述〉）他感受到现实和未来的“惶惑与惊恐”，于是，他由对尘世、对生命的热爱转变为一种切肤之痛，他说，春天来了，我内心里好象一片废墟，更多的东西在我的内心死去。”“尚未开始/已经结束/这就是生活”（〈悔悟〉）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诗人海子写出了同样的感觉：“秋天深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海子〈秋〉）他们似乎都意识到人类生命对终极价值承担的有限性的悲哀，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站在人类的尽头。海子希望他死后能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与海子一样，方向生前也写到自己的死：“遥远的青草/它们一天天长大/直到有一天盖着我粗重的呼吸”（〈为青草流泪〉）。方向死后，与海子一样，也葬在了自己的故里。几天前我到南方去，当我打开地图，发现方向的家乡浙江淳安离我所到的城市依然很遥远。一天，朋友趋车带我从合肥到安庆乡下去，回来后，一个诗人知道了我的行程，惊讶地说，你去的地方正是海子的家乡。我听后，后悔不迭。但又一想，我即使来到方向或海子的坟前，又有什么能告慰诗人的在天之灵呢？如今，诗歌的伟大形式已让位给小说，诗歌的空间愈来愈小，刚刚跨入21世纪高科技时代的人类，继续被市场经济和科技成就所凌驾左右， 毫无节制的信息浪潮进一步破坏着我们已经在逐渐丧失的敛心默祷的能力和精神灵性。人类不仅面临着完全丧失自我的威胁，而且基于性吸引的人类之爱越来越淡漠。
　　为诗歌而殉命的诗人是有福的。方向的写作尽管没有达到海子创造的尺度和境界，但他却象海子一样比我们最先洞悉诗歌与生活的秘密与奥意。然而，或许上帝作为惩罚，“正当那把人引向生活的高峰的东西刚刚显露出意义时，死却在人那里出现了。”（沃尔夫冈《现代德国哲学主潮》）方向及海子们在诗歌中留给我们的警示，是以死作为惨痛代价的，这是依然苟活着并依然爱着诗的我们所不应忘怀的。
　　98年3月，置北大诗歌节举行海子诗歌朗诵会之际，蓝色老虎诗歌沙龙在好月亮酒吧主办了方向、戈麦诗歌朗诵纪念会。纪念会由我主持，策划和特邀主持为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于贞志、袁始人、胥弋和西渡。会上，来自京城的诗人们朗诵了戈麦和方向的诗作和自己的作品，西渡与胥弋分别介绍了戈麦、方向的生平和创作思想。戈麦也是十年前自杀的诗人，西渡与戈麦生前既是校友又是诗友，经过多年的收集和准备，正在全力以赴编辑戈麦的诗歌全集。
　　方向诗集《挽留》的编选者胥弋却不同，他与方向生前素昧平生，为了使方向的诗能够面世，承受着精神的压力和经济负担，历经波折，若播星火，终得出版，使我等爱诗者尽享诗与生命之真谛。
　　今年十月，既是方向的生辰，又是他十周年忌日。昔日的诗友们，今天各奔东西，难以重聚，仅以此文献于方向灵右，以示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