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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应运而生“真命天子”
曾向一位洋人介绍金庸，说：“这是一位名作家。”洋人追根究底，问：“有名到何等程度？”进一步介绍：“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1、金庸小传
金庸1955年以《书剑恩仇录》出道，至1972年金盆洗手，共创作长短武侠小说15部36册。 他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明报》的大业。 他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
金庸年记: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1923年，浙江宁海人。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15岁时，查良镛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
17岁时，查良镛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写一篇题为《阿丽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
“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
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由于种种原因，查良镛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
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1953，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
1955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50年代，查良镛、梁羽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
一日，他们突发剞想：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金庸自《书剑恩仇录》后，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镛34岁。
35岁那年，查良镛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1962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倾力倾情报道、评论“逃亡潮”，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
1960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
1965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天龙八部》。
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1965年底，查良镛创办了《明报月刊》。
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文革”期间，《明报》以及时、准确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大报地位。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
《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月》和《明周》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
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明报》大业；
到了60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
1972年，金庸挂印封笔，金盆洗手。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
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子”！
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
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
2、金庸传奇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前言>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
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
这是台湾远景出版社“金学研究丛书”每本书封底的话，道出了一般中国人对于金庸小说的感受。
金庸的小说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倒不是说他的作品拥有众多读者，而是指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将中国传统诗意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通过他的作品，得以与传统相连接，寻找到一丝苍凉而温馨的归宿之感。
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名字，但是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真名叫查良镛，而查良镛则是香港一代报业大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家族乃江南世家，而他赤手空拳闯荡香江，用一支妙笔写出了一片锦绣人生。
他是如何创业的？他是如何写作的？他在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小说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了解这一切，对于理解金庸的作品，对于启发我们对人生的体认，不无益处。
<江南少年>
他出生于江南的名门世家，江南的人文传统与自然风光熏陶了他。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是金庸五十年代一篇散文中的话，无法猜测他下笔时的心情。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江南——苏州、太湖、杭州、西湖、海宁、湖州等等，如诗如画，读来令人神往，又有点凄美之感。在1975年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金庸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
就在这本《书剑恩仇录》第四回中，有一段描写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似乎寄寓着作者自己的感怀。
陈家洛上马奔驰，八十多里快马两个多时辰也就到了，已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戍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海宁城又名盐官镇，解放后海宁县城搬往硖石，现在陕石又改为海宁市。从地图上看，盐官正好位于钱塘江的出口处，海与江的交接处，茫茫苍苍，一望无际。她的南面、西面则是一派杭嘉湖平原的秀丽景色，桑林掩映着水塘，青砖翠瓦，名胜古迹，随处可见。江南小镇，风光无限。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菩萨蛮》之二我打从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郑愁予《错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而人事沧桑变幻，如雨如烟。“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诗情画意，多少故事传说，多少凄迷婉转。
金庸是地道的江南人，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是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他1924年出生，在家乡度过了童年时代，完成了小学教育。他在钱塘江观潮处露过营，更听过老人们讲的关于海宁陈阁老的故事。面对陈家精致幽深的大院，杂草丛生，断砖残瓦，年幼的金庸想到的是什么？雄伟的海潮，厚重的人文环境、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自然景观，也许孕育了金庸气质中刚柔相济的一面。难怪他既能写塞北大漠的悲壮豪迈，也能写依依杨柳的纤柔细腻；既能写英雄汉的粗豪铁胆，也能写小女子的似水柔情。
海宁最有名的自然是“海宁潮”，也叫“钱江潮”、“浙江潮”。每年的八月，由于汛期，江水与海水相激荡，形成壮观的海潮，吸引大批游客观赏。
乾隆皇帝曾在那里看过海潮，还建造了海塘。孙中山先生也在那里观过海潮，并留有墨迹。康有为诗曰：“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金庸的笔下更有海潮奇景的壮阔场面：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
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来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海宁的查家并非一般泛泛之家。
明清之交，查家的有名人物是查伊璜。在《聊斋志异》与《觚胜雪莲》中记载有关于查伊璜的故事，大致是他与吴六奇将军的神交。在《鹿鼎记》中，被金庸发展成一段生动、有趣的情节。蒲留仙称伊璜先生“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觚胜》中称其为“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想见查伊璜先生的风采。
金庸确切地提到过他的先祖为查慎行。查慎行是清代的著名诗人。《清史列传》记载：“查慎行，字初白，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于经通于《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他的诗很受康熙皇帝的赞赏，得以进京供职于南书房。有一次康熙游览“南苑”，垂钓湖边，命身边的巨子赋诗，查慎行的诗中有一句：“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因而宫中的人称他为“烟波钓徒查翰林”。查慎行的二弟嗣口、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另外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是翰林。
查慎行的大儿子克建、堂弟嗣口都是进士。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门户科第甚盛。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不知什么人向朝廷告御状，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用意要杀皇帝的头。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查慎行留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在清代享有盛名。赵翼、纪晓岚甚至认为他的诗与陆游并驾齐驱，互有长短。查慎行的诗宗法宋诗，内容大抵写旅途见闻，以及民间疾苦，自然风物，“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历处”。（林庚、冯沅君语）录两首于下，以见一斑：闰三月朔作年光何与衰翁事，也复时时唤奈何。
为百草忧春雨少，替千花惜晓风多。
鱼苗船几片红旗报贩鲜，鱼苗百斛楚人船；怜他性命如针细，也与官家办税钱。
查家尽管道难，但仍是显赫世家，书香门第。康熙皇帝在其宗祠外的门联上题的“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恐非一句虚言。
金庸同代的查氏人中，查良铮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笔名穆旦）。他在四十年代即已成名，是“九叶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七十年代写作的诗，颇能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深刻思索，实属罕见，大概会越来越引起史家和文学界的注意。
金庸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有点亲戚关系。钱先生的夫人蒋英是金庸的表姐，而蒋英又是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曾在比利时、法国学习音乐，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据金庸说，蒋英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在江苏做过知县（《连城诀》的故事似乎与他祖父的一位仆人有关，背景即在江苏）。任职期间清正廉明，尤富民族气节，对于洋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敢于仗义干涉，因此而辞官。
从查伊璜到查文清，查家的人物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重气节，正直刚烈。这种传统在金庸日后的小说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同时，金庸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心，似乎也与他先人的精神一脉相承。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一位大地主，但不是那种土财主，他受过西洋教育，也许与徐志摩的父亲、张爱玲的父亲等属于同类型，是过渡近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
有一年圣诞节，查枢卿送给金庸一件圣诞礼物。金庸打开一看，是一本书，作者狄更斯，书名《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本书并非狄更斯的名作，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说，讲一位冷漠的、无情的守财奴史克鲁奇在一次圣诞之夜，遇见从前一位合伙人的鬼魂。鬼魂告诉他将有三个圣诞精灵带他外出游历。到约定的时间，精灵们如期而至。第一个是“过去的圣诞精灵”，将史克鲁奇领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并展现他孤独的童年生活，以及他怎样因爱钱胜于爱他的未婚妻而导致爱情破裂。第二个是“现在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人们怎样相亲相爱，怎样在贫穷之中开开心心的欢度圣诞节。第三个是“将来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在将来的一个圣诞节中，他孤零零地死了，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亲人来关心他。这些景象使史鲁克奇感到震动，终于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慈爱友善的人。
这则故事强烈地吸引了金庸，一直到他长大成人，都将这本书放在身边，每当圣诞节来临，便去翻来读几段。他在《圣诞杂感》一文中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
金庸在杭州读中学。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他在课余观赏湖光山色，留连于历史陈迹之间，还听说书听弹词。杭州的凉亭、茶楼、庙宇等有许许多多的对联，金庸记得最牢的是月下老人那一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海潮来”，也印象颇深。时隔多年，金庸还能背出许多月下老人词中的签词，在随笔中津津有味地引述、解释。
金庸中学毕业那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在战火中，他首次离开家乡，开始了自己人生旅程上的奋斗与游历。
<香江创业>
他两手空空来到香港，以一枝生花妙笔赢得锦绣前程。在战乱中，许
多人飘泊流离，无家可归。
金庸离开浙江后，几经转辗，在湖南西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那个地方正是沈从文先生的家乡，也是他《边城》中所描述的幻美世界
。那里的苗人爱唱山歌，那时正值冬天，金庸与他们一起围着黄火，一边
唱歌，一边吃烤红薯。热爱音乐的金庸在火光中掏出铅笔，铺一张纸在膝
盖上，将这些歌一首首的记录下来。短短的时间里，记了厚厚的三大册，
共一千多首歌。
山水、歌声虽美，终究只是过客。
不久，金庸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考入政治大学，专业为国际法。那
时举国上下，正在遭受异族欺凌的耻辱，一般知识青年，大抵为激进的民
族主义者，不满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腐败。
金庸曾回忆道：“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
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
’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演讲，语气
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
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侫臣’
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抗战期间重庆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气质，锻炼了他的观察
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他终于因为不满校内的所谓
“职业学生”（其实是国民党的小特务），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
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找了一份工作。金庸自己家里的藏书十分丰
富，他从小浸淫其中，陶冶成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及功底。在中央图书馆
，他在百无聊赖之际，偶然翻阅到一种消遣书，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武侠小
说。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现实的情节场面，使金庸暂时忘掉了尘世中的烦
恼和痛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写作武侠的念头，但是这种大量的阅读，却
埋下了一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颗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浙江，首先去海宁探亲。经过离乱后的亲人相见
，分外动情。然而，家乡的温馨不能留住一颗年轻的心，外面的世界刚刚
展开，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不久他便到杭州，成为《东南日报》的记者，从此这一生便与新闻工作
结下不解之缘。在忙碌的采访生活中，金庸接触到民众的百般困苦，也看
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几个月以后，他又往
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东吴大学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办于苏州，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如科
学家竺可桢等。另外，与金庸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还有香港政
府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及华光航运集团创办人赵从衍夫妇。读书期间，
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
那时候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达至白热化，全面的内战已开始。刚
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一次饱受战争的苦难。一切都
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命运的沉浮
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规则被彻底打碎。
个人是渺小的，前途、事业之类，只是美好的幻想，能够生存下去就
已属万幸。
金庸本来应当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但在那样动乱的时代，法律早已
失去了约束力与权威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收拾，民心动荡，而共
产党的大军正在向南挺进。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切社会的成规在改变着。
不论学什么专业，首要的都是生存，那个时代不需要专业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岁，从法学院草草毕业。当律师已没可能，看看
混乱的时局，他为前途忧虑，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就在这时，上海《大公
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电讯翻译。当时报名的人达三千多。经
过反复考试筛选，金庸成为两名幸运者中的一名。从此，他跻身报界。
金庸那时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份大报的老板，成为报业
巨子。不过，金庸曾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当时《大公报》的风格，特立
独行；也非常喜欢新闻工作，而理想中的报纸就是那时的《大公报》。
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这位江南才子
，一介书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笔，在陌生的岭南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
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
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这场巨变，也改写了许许多多个
人的命运。或沉沦或升浮，或悲或喜，许多年后回头望望，除了不胜感慨
之外，还能有什么评说。
金庸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以供我们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困惑还是兴
奋？但是，他个人的命运多少与这场历史的巨变相关，乃至他的小说，他
的办报事业。如果不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就不能体味其中的酸
甜苦辣。但从他五十年代的一些随笔中，还是可以看出金庸较认同大陆这
一边，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在《新晚报》副刊上开设
“下午茶座”，主要是撰写影评。这些文章现已很难见到，“但曾读过的
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醒，是一时之选。”（倪匡语）由于撰写影评
，他与电视界有了较多的联络。他曾作过编剧，也作过两部影片的导演。
他编的第一部剧本是《绝代佳人》，由著名演员夏梦主演，曾经获得北京
文化部金章奖。据说，三十多年后金庸重回上海，当地招待他看的影片就
是这部《绝代佳人》，银幕上赫然出现“长城电影公司出品”，“查良镛
编剧”的字样。除此以外，还有《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兰花
花》、《午夜琴声》等，前二部是他担任导演的。
如果一切顺利，金庸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导演。但是，长城电影公
司的政策较为重视社会教育意义，对于影片限制较严，金庸感到难以发挥
自己的创作思想，尤其在他编的几个剧本未能通过审查时，便萌生了去意
。但要自办电影厂，经费相当巨大，于是，便想到了办报办杂志，成本较
低，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明报》等一系列杂志、报纸就这样开始诞生
了。
五十年代前期，金庸曾想当外交官。他当时发表过关于外交及国际关
系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国国际法权威梅久璈所赏识。又由于在《大公报》
工作的关系，与乔冠华有过一段交往。乔冠华在解放后担任中国首任外交
部部长周恩来的秘书。
经过辗转介绍，金庸来到了北京的外交部。乔冠华对他说需要像他这
样的人才，但由于他出身地主阶级，必须先在人民大学受训写自传交代，
然后才能到外交部工作。金庸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客观情况不适合从事
此项工作，便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重回《大公报》。于是，有人说：
“要不是查良镛这个决定，说不定他今日准是新华社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
然而，还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准会在“反右”和“文革”中倒大
霉，这几乎是铁定无疑的。而且，更为肯定的是，我们也绝对看不到今天
的金庸武侠小说了。
人生充满了选择，常常一念之差便全盘皆变。过后回想起来，不免疑
惑：要是当年不这样又会怎样呢？其实，该怎样就怎样，是玫瑰必然要长
成玫瑰，是松树必然要长成松树。假设是有趣的，甚至是美好的，但毫无
意义。
<武林至尊>
新派武侠大师激荡两岸风云五十年代中期，金庸脱离《大公报》后，
曾在《新晚报》编副刊。同事中有梁羽生，两人都喜欢下围棋，也都喜欢
谈论武侠小说，不过，还都没有动手写。
其时，香港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拳师比武事件。擂台设在澳门，整场比
武只不过打了几分钟，以太极派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
告终。这个新闻使得港人大为兴奋，街头巷尾，无不在讨论这件事。《新
晚报》认为此事大有噱头，可以招徐读者，便在比武的第二天，刊出要连
载武侠小说的广告。重任落在梁羽生的身上，他构思了一天就开始写作。
这样，边写边登，完成了《龙虎斗京华》，大获读者的欢迎，掀起了不小
的武侠小说热潮。
《龙虎斗京华》可谓“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何谓新派，柳苏
先生解释得极为精当：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
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
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
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
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它手不释卷。
《侠影下的梁羽生》1955年，金庸技痒，涉足“武林”，一出手便是
《书剑恩仇录》，也登在《新晚报》上。从此欲罢不能，一直到七十年代
才退出“江湖”。他总共写了十四部三十六册长、短篇武侠小说，依年代
顺序，排列如下：①《书剑恩仇录》②《碧血剑》③《雪山飞狐》④《射
雕英雄传》⑤《神雕侠侣》⑥《飞狐外传》⑦《白马啸西风》⑧《鸳鸯刀
》⑨《连城诀》⑩《倚天屠龙记》⑾《天龙八部》⑿《侠客行》⒀《笑傲
江湖》⒁《鹿鼎记》这个创作量与倪匡、古龙相比，也许不算多。但须知
，金庸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正是他创办《明报》之时，繁杂的事务，足以
使一般人无法应付。金庸却能在办报之外，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近
二十年如一日。他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而且，他的小说与社评都属
一流。如果没有他的社评和小说，《明报》能否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
怕有大大的疑问。
金庸曾将自己十四部作品的首字连成一幅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
书神侠倚碧鸳。
可见他的书名都曾经过详细周密的思索，不是随便安上去的。他在搁
笔后又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修改润色，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可与任何伟大
的文学家相比。
金庸是用自己的生命创作的，他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
他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了新的血液，为武侠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
尝试。特别是通过郭靖、杨过、令狐冲等鄙薄权欲的少年英雄，高扬了尊
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人类“进步的惟一的可靠的源
泉”。
金庸描写的性情世界，极尽人性之曲奥，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
、令狐冲与任盈盈、丁典与凌霜华等人的爱情，倾倒了无数读者。
金庸的作品，完全打破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在这里
，一切都是融会贯通的，都是直指人心的。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界
线、区分都没有什么意义。
一种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洋溢于其间。这是一种所有伟大作家都
具备的情怀。
金庸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
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
…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
当重要的部分，所以，应该侧重于反映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
说到人生的大悲哀，如梦如幻的情致，无常的苍凉，情感的如泣如诉
，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数曹雪芹、金庸两人写得最好。一句话，他们写尽了
中国人的人生感受。
写了那么多武侠，又被人称为“大侠”，金庸会不会武功？且听他自
己的表白：大部分是想象的（指武功招式）。不过太极拳、少林拳、武当
拳有正式纪录，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尽可能照实写来不加以改变。其他许
多武功招式是我自己创造的想象出来，传统本来没有的。有一些不是出自
大名家、大派别的武功，也可以做一些变动。我不会武功，武侠小说主要
是小说为主，武术是一种工具，属于比较次要的层次。
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
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
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
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
形象化。
看来，大侠金庸只是一介书生。
金庸小说的一大重要贡献是，矫正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欧化恶习，真
正写出了汉语的神韵。早在五十年代，金庸就意识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
他指出：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
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会说法文，但没有
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
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
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
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努
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使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
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
。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
，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
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辨“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差别。
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论到真正的文学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金庸小说所用的笔法，不是纯白话文，而是中国传统小说特有的笔法
。《射雕英雄传》开始的一段，活脱是《水浒传》的手法，甚至用了“遮
莫”这样的字眼。但运用得恰到好处，绝不阻碍现代读者对小说的欣赏。
虽然不是纯白话文，但是口语化的程度，甚至还在白话文之上。
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无疑地具有宗师的身份，是名副其实的“
武林盟主”。
他不但是现代武侠小说形貌的塑造者——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作家恐
怕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尤其可贵而难为其他作家所企及的，是他极其广
博的史地与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他能毫不费力地写
出内容真实而丰润，意境深远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侠小说能在消遣之
外，别有系人心弦之处，因而具有充分的文学价值。
“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金庸说：“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
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
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
。……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
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
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它写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有
浓厚的民族色彩，这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原因。”
著名学者夏济安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尚未写武侠前，他就对朋
友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并说将
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一写。后来，他在台湾看到《
射雕英雄传》，就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批评家林以亮说：“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
说。”
事实上，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教授到贩夫走卒，从达官贵人到平民
百姓，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从老人到孩童，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
庸迷。金庸是中国人（华人）的金庸。本世纪以来，有哪一个中国作家能
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写得这般雅俗共赏呢？金耀基教授说
：“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查先生
是没有人比得上的。”
倪匡则更是热情洋溢地赞叹：“一遍又一遍看金庸小说，每看一遍，
都击桌惊叹，叹为观止。”“金庸的小说，总评语是‘古今中外’‘空前
绝后’。”
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港澳和海外，但在
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
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记》的前面，痛斥“文字狱”的专横与暴虐。这种中国
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视，对于自由
人格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大陆的十年浩劫，将此
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而在台湾，相同的思维方式也在各项文化政策中
隐约可见。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列在“查禁”之列。实
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已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宝岛，赢得
了许多人的喜爱。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先生回忆：记得1975年初，我
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
》。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
，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
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
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
版？”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的小说全在查禁之列。但几乎
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
就爱读金庸小说，但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
。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么一个“上头”，他的
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
据说，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曾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
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严家淦（曾作过国民党的总统），也
派侍卫到出版社找《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生病时，念念不忘的是金
庸的武侠小说。连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阅《射
雕英雄传》。尽管如此，金庸的书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
，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
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
庸热。
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还看
沈登恩的回忆：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
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
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
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
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
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
他说，输掉金庸这场仗，余纪忠先生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我把金庸小说
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
，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
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
，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解禁以后，传媒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影视界也积极参与。在台湾的中
国人终于能够完全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最杰出的小说家——从他的作品到
他的创作。然而，间中也出现了风波。
《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与电视剧，被某些人认为有政治色彩，遭到查
禁、禁映。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仍然不能通过。1985年4月5日出版
的《亚洲人》周刊披露过这一事件：［本报讯］金庸最著名的一部武侠小
说《射雕英雄传》，最近分别在海峡两岸闹出新闻。在中共那边，公营的
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宣布印行《射雕英雄传》。在台湾这边，台视宣布
即将开拍《射雕英雄传》，但迅即被警备部下令禁止。
《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印行。金庸其他武侠小说皆已开禁，独这部小说，迄今未解除禁令。
不久前，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答复党外立法委员有关言论出版自
由的质询时，曾表示警备总部已将大部分与政治无关，禁忌较少的，如三
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开放。一时之间，有关平江不肖生、朱贞木、王度庐、
邓证因、还珠楼主……的作品也立刻由联合报集团的联经出版公司发演。
由于陈明华所导演之前一档武侠连续剧《倚天屠龙记》造成极高的收视率
，因此，开拍的消息传出后，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
但是，《大漠英雄传》在送审之后竟然被警总封杀出局，看来，台湾
的电视现众暂时看不到金庸这部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了。
金庸自己也曾著文作过辩白，他说：“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
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广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
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
落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
：‘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睛看射雕
。’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
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
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
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
查禁归查禁，郭靖、黄蓉这些人物却早已深入人心。
在大陆，自八十年代初开始，金庸的作品便大量流入。但在十多年中
，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剑恩仇录》是得到了作者授权的。
其他成千上万种版本均为盗印。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冒
“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甚至色情作品。
直到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与金庸签约，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的《金
庸作品全集》，这是汉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流转几十年，金庸的作品终于
得以在中国本土大规模出版发行了。
海外早有“金庸学会”，台湾远景出版社曾推出一套十册的《金学研
究丛书》，开“金学”研究之先风。大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出版
了各类研究著作。三联书店整套推出了新版《金庸全集》，在中国大陆掀
起了一场金庸热和武侠热。现在，“金学”
热潮已漫卷全中国。
<痴情片片>
他笔下的情恋风云变幻多姿多彩，而他自己呢？有人说，金庸的小说
不是武侠，而是真正的言情小说。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有谁能够将人性
中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写得那么入木三分？有谁能够将男女间千姿百态
的情爱写得那么淋漓酣致？那么，金庸自己呢？他的情感世界又是如何的
呢？他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更令人觉得神秘。尤其是关于他的恋
爱，他的婚姻，引起许多人的猜测。一般人的想法是：他肯定经历过，有
许多经验，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猜测。作家所写不一定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他可以虚构，可以想象。
然而，作为一个人，金庸肯定有过他的青春梦想，有过他的美丽初恋
，只是他本人从未谈及，成为一段被掩埋的故事。作为文学家，小说家，
金庸也肯定具有丰富的情感和火热的情怀，否则不可能写出这么跌宕风流
，令人心醉神迷的情侠世界。
据说，他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曾经追求过夏梦。不过，仅仅是“
据说”。为了不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我们将沈西城先生在《金庸与倪
匡》一书中的一段文字移录如下：金庸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明星，也是谁
？为了要写这一件事，我曾问过许多金庸的老朋友，倪匡、许国是其中的
两个人。后来我见到了李翰祥，他那时也在“长城”，跟金庸可算是半个
同事，他半开玩笑的对我说：“哎哟！你的妈，怎么要挖金庸的疤！”
我问：“李大导，你只会耍我，却不摸摸自己的屁股，你的大作《三
十年细说从头》，有哪一个你大导的老友不给你挖疤了。”
李翰祥乐了，仰天打哈哈：“金庸追女明星有啥稀奇，我不是也追过
的吗？穷就不能泡妞儿吗？”
“那么金庸泡到了吗？”我问。
“当然泡到，短瘾好过无瘾呀！”李翰祥的诙谐称誉影坛，果非浪得
虚名。
“这岂不是李导演泡妞工夫比不上金庸吗？”我故意激他。
“那当然！”想不到李翰祥承认了：“我这么黑，边度有女‘柴’（
注：李翰祥广东话不正，‘仔’读成‘柴’）钟意我，金庸就算唔靓仔，
后生个阵都靓过我。”
再问许国。许国比较老狐狸，答：“好似係。”
于是敬上老酒一大杯，酒后吐真言：“好似追过陈思思，唔！又好似
追过夏梦。”“喂！许公，到底係边个？陈思思？抑或係夏梦？唔好冯京
作马凉呀！”
咦！怎么没有回答，原来许国已进入了醉乡。
再问倪匡。
倪匡比较老实：“好像追过夏梦。”
跟住倪匡用半咸淡广东话对我提出忠告：“喂！你千祈唔好乱爆嘢！
上次你有一篇文章讲买石，老查（金庸）睇（看）到，闹（骂）我。”
但我相信金庸之器量绝不会如此小。每一个人年轻时，都有他年老以
后认为的荒唐事，以夏梦的那种绝色，相信是男人，都会兴起追求的冲动
。金庸那时不外三十左右，他当然有权去追求。
金庸进入“长城”，易名林欢，写了好几个剧本，接着还跟胡小峰联
策了《王老虎抢亲》，成绩不俗。
夏梦是“长城”的当家花旦，李翰祥说过：“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
来最漂亮的女明星，气质不凡，令人沉醉。”
金庸很喜欢夏梦，向她追求。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功，但李翰祥却说
金庸并没有失败。
后来夏梦结婚了，金庸也离开了“长城”，自己创天下。
金庸对这件往事，一直都没有提，但是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
的影子，像《射雕》里的黄蓉，《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神雕》中的
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读者如果留意，一定会发觉我并
没有打诳。
沈西城先生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作家，与金庸圈子中的人，尤其是倪匡
相当熟络，相信他不会胡说八道。但毕竟金庸本人一直未曾证实此事，所
以，我们还是姑妄听之。
但是金庸自己有一篇散文倒是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说的是他有一
次在“爱情之都”巴黎，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忽听到一种鸟的叫声，那
美妙的声音不停地鸣叫着“夏梦，夏梦”，非常的悦耳动听……多么温馨
！多情的、有心的读者是不是从中可以悟出些什么来呢？另有一篇文章谈
到“金庸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为此，他不惜与妻子离婚。”这
似乎不合情理，仅仅为了职业上的选择，就与妻子离婚，实在太过夸张，
何况并无迹象表明，金庸如此迷恋外交工作。
金庸确实有过离婚的经历，但原因绝非那么简单。这方面的恩怨恐怕
没有人能够判断，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而且既属隐私，则不必加以深究
，更不应妄加揣测解释。
关于金庸的婚姻、家庭，他自己以及传媒都谈得很少。只知道他创办
《明报》时的妻子叫朱露茜，现在的妻子叫林乐怡。
被人谈论得很少，就说明过得较平淡。平谈是福。金庸笔下的情恋风
云多变，奇诡无穷，多姿多彩，可歌可叹。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倒是沉静
理性，很少节外生枝，也不喜曝光招摇。
然而有一点确是不容怀疑的，金庸肯定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性情中人
”，因此才会写出这么多有血有肉，颠倒众生的人物和小说。金庸自己也
承认，他是将自己的感情灌注到书中人物里的。从这句自白里，热爱和欣
赏他的读者是否也能得到些许答案？
<明报王国>
明报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任何一种成功，恐怕都是各种机缘凑合而成，有时候，刻意的追求常
常达不到目标，反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明报》是金庸一生事业的象征。
金庸当初办《明报》，当然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够办一张真正
自由独立的报纸。不过，那种理想仅只是朦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来，
大概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受制于变乱不已的社会局势与读者口味。谁敢
说金庸一开始办《明报》就已有了宏大的计划，卓然不凡的品味？如果没
有沈宝新，《明报》会不会诞生并有日后的辉煌？金庸在异乡遇上初中时
的同学沈宝新，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人生如匆匆过客，多少种相遇只是刹
那莳花，转瞬即逝。青梅竹马，劳燕分飞，再遇旧日伙伴，实是偶然中之
偶然。不仅如此，那时的沈宝新正在从事印刷业务，而金庸已先后在四家
大报任过职，对经营报纸的门径，相当熟悉。
完全可以想象这对少年时代的朋友在南国香江初遇时的那分激动。天
作之缘，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
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
金庸占百分之八十的股权，沈宝新占了百分之二十。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
维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时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
天屠龙记》中，写到了“明教”这么一个组织。金庸与“明”字有缘。
金庸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刊名。这两个题字沿用
至今。
《明报》创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
生作他的助手。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
《星岛》、《华侨》、《工商》等；另一类是低层次的如《响尾蛇》、《
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似
乎取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有严肃正经的社评，也有软性香艳的小说。总的
来说，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小报形式设计。
《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
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
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
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
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
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查氏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
。
金庸与沈宝新硬是苦苦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他们确确
实实将办报作为一项人生的事业去做，不愿意半途而废。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很有几
分真。
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
庸武侠，便改买《明报》。《明报》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
发行量达到六千份。
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它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
分析。而这，却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论。金庸
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
上发生了什么事，香港人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
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试问天下能有几人
做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
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虽未至盈利可观，赤字却已逐渐减少。报馆
维持下去已无问题，相比于那些小报，销量已算可观，但比之于那几张大
报，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
”。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
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
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
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
起了读者的注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
》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
。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
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
也有了盈余。
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
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
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
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
《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
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
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
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
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
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
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
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
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
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
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
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
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了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
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
刊》，旨在于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
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
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
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
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
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
派”，要“斗垮斗臭”，并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
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骚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
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冲击中
，《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得福
。
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
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
，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
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
。金庸也不能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
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
版业务出了什么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
，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
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与当
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
发展，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
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
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
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
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
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
革，大大刺激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
炸性新闻，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
子增加了好几万份。
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
支乐队在夜总会表演。他是标准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
位，那篇情书据说是写给他的。
《明报周刊》靠何秀汶扩大了销路，雷坡快马加鞭，千方百计发掘新
闻，广交男女明星，屡屡爆出娱乐圈内精彩的内幕。读者也越来越多。
除了《明报》（日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
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87年
，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美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使得明报集
团的业务多元化。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企业集团，经过三十多年不断发展，已由一
家报社扩展成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
量高达十二万份。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销量一度突破二十五万
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报周刊》则达到三十万份，执香港娱乐周刊
市场之牛耳。
明报集团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
人的财富估计已超过六亿元。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
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第六十四，沈宝新则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廉署
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因而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
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1981年，英女皇授予
他OBE勋衔，又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与名誉教授。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
，为香港问题会谈与中国磋商，经港时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
人四十五分钟。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
，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倪匡啧啧称赞：“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除
了传说中的陶朱公外，能够同时成为大儒和富翁实在绝无仅有。做生意当
然会惟利是图，但这不一定会与良知发生冲突，因为赚钱不是坏事，做好
事也可以赚钱。查良镛是一个有知识和商业才能的人。”
王世瑜谈及《明报》的成功，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
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六十年代以政论闻
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
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金庸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办报时说：“一个人一生所作的事业，不论
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
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
好的报纸。这当然也是每个人的理想。”
这就是金庸的事业心。正因为他如此执着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
得了如此的成功，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
<侠义平生>
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
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
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
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为什么那么多“好汉”先后离开《明
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
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
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
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
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
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么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
出要离职。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
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
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
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
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
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
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
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么久，从来就不计较什么薪酬
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
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我要出去办报。”
“什么？”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
验。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
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
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
境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
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
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
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
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
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
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
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
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
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
，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桥。董桥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
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桥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
甘心。他知道董桥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桥给予
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
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
。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
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
准确。
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
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
，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
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获得那么多贴士呢？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
，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
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
，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
观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
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
。《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
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
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
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会
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
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
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
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
个记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
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么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
金庸摊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
》创刊了。
《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
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
，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
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
，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
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
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么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
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
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
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
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
，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
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
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
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
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
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
《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
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
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
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
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
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
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
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
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
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
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
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
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
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
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
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
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
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
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
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
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
。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
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
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
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
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
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
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
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
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
，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
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
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
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
，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
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
”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
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
、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
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
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
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
不受潮流影响。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
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
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
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
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
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
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
中，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
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
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
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
”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
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
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
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
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
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
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
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
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
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
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
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
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
，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
蔡澜问为什么，倪匡解释：“查良锒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
，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
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
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
豫了一下又说：“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
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
不认得，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
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
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
.
“哗！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
，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
“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
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
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
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
由金庸支付。
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
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
，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
，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
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
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
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
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
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
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
”，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
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
》，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
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
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
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
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
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
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
，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
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
。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
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
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
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
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
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
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
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
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
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
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
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
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
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
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
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
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
，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
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
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
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
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
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商议定当
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
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
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
，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
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
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成炊”，阿紫之眼，既被弄瞎了，自然也唯有认
命了。
倪匡所写的那一段，在旧版书出版时，收进单行本中。金庸将全部作
品修订改正之际，曾特地找倪匡来商量：“想将你写的一段删去，不知是
否会见怪？”
倪匡当时的回答很妙，先大声说：“见怪，会见怪，大大见怪！”
金庸是正人君子，不像倪匡那样，荒诞不经，闻言神情踌躇，大感为
难。于是倪匡哈哈大笑，道：“我见怪的是你来问我会不会见怪，枉你我
交友十数载，你明知我不会见怪，不但不见怪，而且一定衷心赞成，还要
来问我！”
金庸有点不好意思，说：“礼貌上总要问一声。”
倪匡说：“去他妈的礼貌！我有点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么办
？”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
金庸果然有办法，他改动了一些，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
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写得更加透彻。一个为了痴情相爱，宁
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而一个为了性格顽强，将已复明的眼睛又挖出
来。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
，确然令人折服。
经此一事之后，倪匡自然更逢人便说，而且还自撰一联，上联是：“
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
借金庸、张彻两大名人标榜自己，可谓深得自我标榜之三昧矣！所以
，才有了“代写”的流言，事实上，却不过如此而已。
在《明报周刊》的雏形时期，需要一篇武侠小说，为了增加对读者的
吸引力，署名是“金庸、倪匡合著”，事实上，全由倪匡个人执笔，借了
金庸之名。合作写小说不是不可能，但以倪匡自认为和金庸创作能力距离
之遥远，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事。
以上，就是所谓“代写”的内情。
金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代写。
曾向一位洋人介绍金庸，说：“这是一位名作家。”洋人追根究底，问：“有名到何等程度？”进一步介绍：“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1、金庸小传
金庸1955年以《书剑恩仇录》出道，至1972年金盆洗手，共创作长短武侠小说15部36册。 他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明报》的大业。 他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
金庸年记: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1923年，浙江宁海人。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15岁时，查良镛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
17岁时，查良镛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写一篇题为《阿丽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
“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
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由于种种原因，查良镛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
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1953，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
1955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50年代，查良镛、梁羽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
一日，他们突发剞想：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金庸自《书剑恩仇录》后，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镛34岁。
35岁那年，查良镛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1962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倾力倾情报道、评论“逃亡潮”，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
1960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
1965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天龙八部》。
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1965年底，查良镛创办了《明报月刊》。
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文革”期间，《明报》以及时、准确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大报地位。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
《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月》和《明周》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
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明报》大业；
到了60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
1972年，金庸挂印封笔，金盆洗手。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
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子”！
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
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
2、金庸传奇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前言>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
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
这是台湾远景出版社“金学研究丛书”每本书封底的话，道出了一般中国人对于金庸小说的感受。
金庸的小说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倒不是说他的作品拥有众多读者，而是指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将中国传统诗意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通过他的作品，得以与传统相连接，寻找到一丝苍凉而温馨的归宿之感。
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名字，但是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真名叫查良镛，而查良镛则是香港一代报业大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家族乃江南世家，而他赤手空拳闯荡香江，用一支妙笔写出了一片锦绣人生。
他是如何创业的？他是如何写作的？他在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小说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了解这一切，对于理解金庸的作品，对于启发我们对人生的体认，不无益处。
<江南少年>
他出生于江南的名门世家，江南的人文传统与自然风光熏陶了他。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是金庸五十年代一篇散文中的话，无法猜测他下笔时的心情。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江南——苏州、太湖、杭州、西湖、海宁、湖州等等，如诗如画，读来令人神往，又有点凄美之感。在1975年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金庸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
就在这本《书剑恩仇录》第四回中，有一段描写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似乎寄寓着作者自己的感怀。
陈家洛上马奔驰，八十多里快马两个多时辰也就到了，已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戍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海宁城又名盐官镇，解放后海宁县城搬往硖石，现在陕石又改为海宁市。从地图上看，盐官正好位于钱塘江的出口处，海与江的交接处，茫茫苍苍，一望无际。她的南面、西面则是一派杭嘉湖平原的秀丽景色，桑林掩映着水塘，青砖翠瓦，名胜古迹，随处可见。江南小镇，风光无限。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菩萨蛮》之二我打从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郑愁予《错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而人事沧桑变幻，如雨如烟。“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诗情画意，多少故事传说，多少凄迷婉转。
金庸是地道的江南人，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是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他1924年出生，在家乡度过了童年时代，完成了小学教育。他在钱塘江观潮处露过营，更听过老人们讲的关于海宁陈阁老的故事。面对陈家精致幽深的大院，杂草丛生，断砖残瓦，年幼的金庸想到的是什么？雄伟的海潮，厚重的人文环境、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自然景观，也许孕育了金庸气质中刚柔相济的一面。难怪他既能写塞北大漠的悲壮豪迈，也能写依依杨柳的纤柔细腻；既能写英雄汉的粗豪铁胆，也能写小女子的似水柔情。
海宁最有名的自然是“海宁潮”，也叫“钱江潮”、“浙江潮”。每年的八月，由于汛期，江水与海水相激荡，形成壮观的海潮，吸引大批游客观赏。
乾隆皇帝曾在那里看过海潮，还建造了海塘。孙中山先生也在那里观过海潮，并留有墨迹。康有为诗曰：“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金庸的笔下更有海潮奇景的壮阔场面：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
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来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海宁的查家并非一般泛泛之家。
明清之交，查家的有名人物是查伊璜。在《聊斋志异》与《觚胜雪莲》中记载有关于查伊璜的故事，大致是他与吴六奇将军的神交。在《鹿鼎记》中，被金庸发展成一段生动、有趣的情节。蒲留仙称伊璜先生“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觚胜》中称其为“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想见查伊璜先生的风采。
金庸确切地提到过他的先祖为查慎行。查慎行是清代的著名诗人。《清史列传》记载：“查慎行，字初白，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于经通于《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他的诗很受康熙皇帝的赞赏，得以进京供职于南书房。有一次康熙游览“南苑”，垂钓湖边，命身边的巨子赋诗，查慎行的诗中有一句：“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因而宫中的人称他为“烟波钓徒查翰林”。查慎行的二弟嗣口、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另外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是翰林。
查慎行的大儿子克建、堂弟嗣口都是进士。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门户科第甚盛。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不知什么人向朝廷告御状，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用意要杀皇帝的头。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查慎行留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在清代享有盛名。赵翼、纪晓岚甚至认为他的诗与陆游并驾齐驱，互有长短。查慎行的诗宗法宋诗，内容大抵写旅途见闻，以及民间疾苦，自然风物，“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历处”。（林庚、冯沅君语）录两首于下，以见一斑：闰三月朔作年光何与衰翁事，也复时时唤奈何。
为百草忧春雨少，替千花惜晓风多。
鱼苗船几片红旗报贩鲜，鱼苗百斛楚人船；怜他性命如针细，也与官家办税钱。
查家尽管道难，但仍是显赫世家，书香门第。康熙皇帝在其宗祠外的门联上题的“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恐非一句虚言。
金庸同代的查氏人中，查良铮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笔名穆旦）。他在四十年代即已成名，是“九叶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七十年代写作的诗，颇能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深刻思索，实属罕见，大概会越来越引起史家和文学界的注意。
金庸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有点亲戚关系。钱先生的夫人蒋英是金庸的表姐，而蒋英又是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曾在比利时、法国学习音乐，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据金庸说，蒋英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在江苏做过知县（《连城诀》的故事似乎与他祖父的一位仆人有关，背景即在江苏）。任职期间清正廉明，尤富民族气节，对于洋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敢于仗义干涉，因此而辞官。
从查伊璜到查文清，查家的人物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重气节，正直刚烈。这种传统在金庸日后的小说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同时，金庸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心，似乎也与他先人的精神一脉相承。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一位大地主，但不是那种土财主，他受过西洋教育，也许与徐志摩的父亲、张爱玲的父亲等属于同类型，是过渡近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
有一年圣诞节，查枢卿送给金庸一件圣诞礼物。金庸打开一看，是一本书，作者狄更斯，书名《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本书并非狄更斯的名作，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说，讲一位冷漠的、无情的守财奴史克鲁奇在一次圣诞之夜，遇见从前一位合伙人的鬼魂。鬼魂告诉他将有三个圣诞精灵带他外出游历。到约定的时间，精灵们如期而至。第一个是“过去的圣诞精灵”，将史克鲁奇领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并展现他孤独的童年生活，以及他怎样因爱钱胜于爱他的未婚妻而导致爱情破裂。第二个是“现在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人们怎样相亲相爱，怎样在贫穷之中开开心心的欢度圣诞节。第三个是“将来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在将来的一个圣诞节中，他孤零零地死了，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亲人来关心他。这些景象使史鲁克奇感到震动，终于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慈爱友善的人。
这则故事强烈地吸引了金庸，一直到他长大成人，都将这本书放在身边，每当圣诞节来临，便去翻来读几段。他在《圣诞杂感》一文中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
金庸在杭州读中学。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他在课余观赏湖光山色，留连于历史陈迹之间，还听说书听弹词。杭州的凉亭、茶楼、庙宇等有许许多多的对联，金庸记得最牢的是月下老人那一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海潮来”，也印象颇深。时隔多年，金庸还能背出许多月下老人词中的签词，在随笔中津津有味地引述、解释。
金庸中学毕业那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在战火中，他首次离开家乡，开始了自己人生旅程上的奋斗与游历。
<香江创业>
他两手空空来到香港，以一枝生花妙笔赢得锦绣前程。在战乱中，许
多人飘泊流离，无家可归。
金庸离开浙江后，几经转辗，在湖南西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那个地方正是沈从文先生的家乡，也是他《边城》中所描述的幻美世界
。那里的苗人爱唱山歌，那时正值冬天，金庸与他们一起围着黄火，一边
唱歌，一边吃烤红薯。热爱音乐的金庸在火光中掏出铅笔，铺一张纸在膝
盖上，将这些歌一首首的记录下来。短短的时间里，记了厚厚的三大册，
共一千多首歌。
山水、歌声虽美，终究只是过客。
不久，金庸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考入政治大学，专业为国际法。那
时举国上下，正在遭受异族欺凌的耻辱，一般知识青年，大抵为激进的民
族主义者，不满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腐败。
金庸曾回忆道：“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
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
’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演讲，语气
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
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侫臣’
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抗战期间重庆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气质，锻炼了他的观察
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他终于因为不满校内的所谓
“职业学生”（其实是国民党的小特务），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
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找了一份工作。金庸自己家里的藏书十分丰
富，他从小浸淫其中，陶冶成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及功底。在中央图书馆
，他在百无聊赖之际，偶然翻阅到一种消遣书，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武侠小
说。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现实的情节场面，使金庸暂时忘掉了尘世中的烦
恼和痛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写作武侠的念头，但是这种大量的阅读，却
埋下了一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颗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浙江，首先去海宁探亲。经过离乱后的亲人相见
，分外动情。然而，家乡的温馨不能留住一颗年轻的心，外面的世界刚刚
展开，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不久他便到杭州，成为《东南日报》的记者，从此这一生便与新闻工作
结下不解之缘。在忙碌的采访生活中，金庸接触到民众的百般困苦，也看
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几个月以后，他又往
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东吴大学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办于苏州，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如科
学家竺可桢等。另外，与金庸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还有香港政
府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及华光航运集团创办人赵从衍夫妇。读书期间，
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
那时候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达至白热化，全面的内战已开始。刚
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一次饱受战争的苦难。一切都
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命运的沉浮
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规则被彻底打碎。
个人是渺小的，前途、事业之类，只是美好的幻想，能够生存下去就
已属万幸。
金庸本来应当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但在那样动乱的时代，法律早已
失去了约束力与权威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收拾，民心动荡，而共
产党的大军正在向南挺进。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切社会的成规在改变着。
不论学什么专业，首要的都是生存，那个时代不需要专业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岁，从法学院草草毕业。当律师已没可能，看看
混乱的时局，他为前途忧虑，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就在这时，上海《大公
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电讯翻译。当时报名的人达三千多。经
过反复考试筛选，金庸成为两名幸运者中的一名。从此，他跻身报界。
金庸那时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份大报的老板，成为报业
巨子。不过，金庸曾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当时《大公报》的风格，特立
独行；也非常喜欢新闻工作，而理想中的报纸就是那时的《大公报》。
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这位江南才子
，一介书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笔，在陌生的岭南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
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
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这场巨变，也改写了许许多多个
人的命运。或沉沦或升浮，或悲或喜，许多年后回头望望，除了不胜感慨
之外，还能有什么评说。
金庸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以供我们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困惑还是兴
奋？但是，他个人的命运多少与这场历史的巨变相关，乃至他的小说，他
的办报事业。如果不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就不能体味其中的酸
甜苦辣。但从他五十年代的一些随笔中，还是可以看出金庸较认同大陆这
一边，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在《新晚报》副刊上开设
“下午茶座”，主要是撰写影评。这些文章现已很难见到，“但曾读过的
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醒，是一时之选。”（倪匡语）由于撰写影评
，他与电视界有了较多的联络。他曾作过编剧，也作过两部影片的导演。
他编的第一部剧本是《绝代佳人》，由著名演员夏梦主演，曾经获得北京
文化部金章奖。据说，三十多年后金庸重回上海，当地招待他看的影片就
是这部《绝代佳人》，银幕上赫然出现“长城电影公司出品”，“查良镛
编剧”的字样。除此以外，还有《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兰花
花》、《午夜琴声》等，前二部是他担任导演的。
如果一切顺利，金庸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导演。但是，长城电影公
司的政策较为重视社会教育意义，对于影片限制较严，金庸感到难以发挥
自己的创作思想，尤其在他编的几个剧本未能通过审查时，便萌生了去意
。但要自办电影厂，经费相当巨大，于是，便想到了办报办杂志，成本较
低，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明报》等一系列杂志、报纸就这样开始诞生
了。
五十年代前期，金庸曾想当外交官。他当时发表过关于外交及国际关
系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国国际法权威梅久璈所赏识。又由于在《大公报》
工作的关系，与乔冠华有过一段交往。乔冠华在解放后担任中国首任外交
部部长周恩来的秘书。
经过辗转介绍，金庸来到了北京的外交部。乔冠华对他说需要像他这
样的人才，但由于他出身地主阶级，必须先在人民大学受训写自传交代，
然后才能到外交部工作。金庸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客观情况不适合从事
此项工作，便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重回《大公报》。于是，有人说：
“要不是查良镛这个决定，说不定他今日准是新华社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
然而，还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准会在“反右”和“文革”中倒大
霉，这几乎是铁定无疑的。而且，更为肯定的是，我们也绝对看不到今天
的金庸武侠小说了。
人生充满了选择，常常一念之差便全盘皆变。过后回想起来，不免疑
惑：要是当年不这样又会怎样呢？其实，该怎样就怎样，是玫瑰必然要长
成玫瑰，是松树必然要长成松树。假设是有趣的，甚至是美好的，但毫无
意义。
<武林至尊>
新派武侠大师激荡两岸风云五十年代中期，金庸脱离《大公报》后，
曾在《新晚报》编副刊。同事中有梁羽生，两人都喜欢下围棋，也都喜欢
谈论武侠小说，不过，还都没有动手写。
其时，香港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拳师比武事件。擂台设在澳门，整场比
武只不过打了几分钟，以太极派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
告终。这个新闻使得港人大为兴奋，街头巷尾，无不在讨论这件事。《新
晚报》认为此事大有噱头，可以招徐读者，便在比武的第二天，刊出要连
载武侠小说的广告。重任落在梁羽生的身上，他构思了一天就开始写作。
这样，边写边登，完成了《龙虎斗京华》，大获读者的欢迎，掀起了不小
的武侠小说热潮。
《龙虎斗京华》可谓“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何谓新派，柳苏
先生解释得极为精当：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
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
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
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
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它手不释卷。
《侠影下的梁羽生》1955年，金庸技痒，涉足“武林”，一出手便是
《书剑恩仇录》，也登在《新晚报》上。从此欲罢不能，一直到七十年代
才退出“江湖”。他总共写了十四部三十六册长、短篇武侠小说，依年代
顺序，排列如下：①《书剑恩仇录》②《碧血剑》③《雪山飞狐》④《射
雕英雄传》⑤《神雕侠侣》⑥《飞狐外传》⑦《白马啸西风》⑧《鸳鸯刀
》⑨《连城诀》⑩《倚天屠龙记》⑾《天龙八部》⑿《侠客行》⒀《笑傲
江湖》⒁《鹿鼎记》这个创作量与倪匡、古龙相比，也许不算多。但须知
，金庸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正是他创办《明报》之时，繁杂的事务，足以
使一般人无法应付。金庸却能在办报之外，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近
二十年如一日。他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而且，他的小说与社评都属
一流。如果没有他的社评和小说，《明报》能否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
怕有大大的疑问。
金庸曾将自己十四部作品的首字连成一幅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
书神侠倚碧鸳。
可见他的书名都曾经过详细周密的思索，不是随便安上去的。他在搁
笔后又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修改润色，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可与任何伟大
的文学家相比。
金庸是用自己的生命创作的，他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
他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了新的血液，为武侠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
尝试。特别是通过郭靖、杨过、令狐冲等鄙薄权欲的少年英雄，高扬了尊
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人类“进步的惟一的可靠的源
泉”。
金庸描写的性情世界，极尽人性之曲奥，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
、令狐冲与任盈盈、丁典与凌霜华等人的爱情，倾倒了无数读者。
金庸的作品，完全打破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在这里
，一切都是融会贯通的，都是直指人心的。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界
线、区分都没有什么意义。
一种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洋溢于其间。这是一种所有伟大作家都
具备的情怀。
金庸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
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
…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
当重要的部分，所以，应该侧重于反映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
说到人生的大悲哀，如梦如幻的情致，无常的苍凉，情感的如泣如诉
，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数曹雪芹、金庸两人写得最好。一句话，他们写尽了
中国人的人生感受。
写了那么多武侠，又被人称为“大侠”，金庸会不会武功？且听他自
己的表白：大部分是想象的（指武功招式）。不过太极拳、少林拳、武当
拳有正式纪录，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尽可能照实写来不加以改变。其他许
多武功招式是我自己创造的想象出来，传统本来没有的。有一些不是出自
大名家、大派别的武功，也可以做一些变动。我不会武功，武侠小说主要
是小说为主，武术是一种工具，属于比较次要的层次。
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
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
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
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
形象化。
看来，大侠金庸只是一介书生。
金庸小说的一大重要贡献是，矫正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欧化恶习，真
正写出了汉语的神韵。早在五十年代，金庸就意识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
他指出：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
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会说法文，但没有
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
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
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
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努
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使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
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
。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
，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
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辨“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差别。
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论到真正的文学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金庸小说所用的笔法，不是纯白话文，而是中国传统小说特有的笔法
。《射雕英雄传》开始的一段，活脱是《水浒传》的手法，甚至用了“遮
莫”这样的字眼。但运用得恰到好处，绝不阻碍现代读者对小说的欣赏。
虽然不是纯白话文，但是口语化的程度，甚至还在白话文之上。
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无疑地具有宗师的身份，是名副其实的“
武林盟主”。
他不但是现代武侠小说形貌的塑造者——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作家恐
怕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尤其可贵而难为其他作家所企及的，是他极其广
博的史地与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他能毫不费力地写
出内容真实而丰润，意境深远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侠小说能在消遣之
外，别有系人心弦之处，因而具有充分的文学价值。
“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金庸说：“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
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
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
。……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
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
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它写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有
浓厚的民族色彩，这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原因。”
著名学者夏济安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尚未写武侠前，他就对朋
友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并说将
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一写。后来，他在台湾看到《
射雕英雄传》，就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批评家林以亮说：“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
说。”
事实上，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教授到贩夫走卒，从达官贵人到平民
百姓，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从老人到孩童，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
庸迷。金庸是中国人（华人）的金庸。本世纪以来，有哪一个中国作家能
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写得这般雅俗共赏呢？金耀基教授说
：“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查先生
是没有人比得上的。”
倪匡则更是热情洋溢地赞叹：“一遍又一遍看金庸小说，每看一遍，
都击桌惊叹，叹为观止。”“金庸的小说，总评语是‘古今中外’‘空前
绝后’。”
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港澳和海外，但在
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
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记》的前面，痛斥“文字狱”的专横与暴虐。这种中国
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视，对于自由
人格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大陆的十年浩劫，将此
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而在台湾，相同的思维方式也在各项文化政策中
隐约可见。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列在“查禁”之列。实
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已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宝岛，赢得
了许多人的喜爱。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先生回忆：记得1975年初，我
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
》。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
，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
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
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
版？”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的小说全在查禁之列。但几乎
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
就爱读金庸小说，但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
。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么一个“上头”，他的
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
据说，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曾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
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严家淦（曾作过国民党的总统），也
派侍卫到出版社找《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生病时，念念不忘的是金
庸的武侠小说。连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阅《射
雕英雄传》。尽管如此，金庸的书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
，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
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
庸热。
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还看
沈登恩的回忆：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
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
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
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
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
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
他说，输掉金庸这场仗，余纪忠先生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我把金庸小说
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
，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
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
，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解禁以后，传媒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影视界也积极参与。在台湾的中
国人终于能够完全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最杰出的小说家——从他的作品到
他的创作。然而，间中也出现了风波。
《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与电视剧，被某些人认为有政治色彩，遭到查
禁、禁映。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仍然不能通过。1985年4月5日出版
的《亚洲人》周刊披露过这一事件：［本报讯］金庸最著名的一部武侠小
说《射雕英雄传》，最近分别在海峡两岸闹出新闻。在中共那边，公营的
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宣布印行《射雕英雄传》。在台湾这边，台视宣布
即将开拍《射雕英雄传》，但迅即被警备部下令禁止。
《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印行。金庸其他武侠小说皆已开禁，独这部小说，迄今未解除禁令。
不久前，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答复党外立法委员有关言论出版自
由的质询时，曾表示警备总部已将大部分与政治无关，禁忌较少的，如三
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开放。一时之间，有关平江不肖生、朱贞木、王度庐、
邓证因、还珠楼主……的作品也立刻由联合报集团的联经出版公司发演。
由于陈明华所导演之前一档武侠连续剧《倚天屠龙记》造成极高的收视率
，因此，开拍的消息传出后，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
但是，《大漠英雄传》在送审之后竟然被警总封杀出局，看来，台湾
的电视现众暂时看不到金庸这部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了。
金庸自己也曾著文作过辩白，他说：“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
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广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
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
落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
：‘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睛看射雕
。’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
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
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
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
查禁归查禁，郭靖、黄蓉这些人物却早已深入人心。
在大陆，自八十年代初开始，金庸的作品便大量流入。但在十多年中
，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剑恩仇录》是得到了作者授权的。
其他成千上万种版本均为盗印。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冒
“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甚至色情作品。
直到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与金庸签约，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的《金
庸作品全集》，这是汉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流转几十年，金庸的作品终于
得以在中国本土大规模出版发行了。
海外早有“金庸学会”，台湾远景出版社曾推出一套十册的《金学研
究丛书》，开“金学”研究之先风。大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出版
了各类研究著作。三联书店整套推出了新版《金庸全集》，在中国大陆掀
起了一场金庸热和武侠热。现在，“金学”
热潮已漫卷全中国。
<痴情片片>
他笔下的情恋风云变幻多姿多彩，而他自己呢？有人说，金庸的小说
不是武侠，而是真正的言情小说。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有谁能够将人性
中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写得那么入木三分？有谁能够将男女间千姿百态
的情爱写得那么淋漓酣致？那么，金庸自己呢？他的情感世界又是如何的
呢？他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更令人觉得神秘。尤其是关于他的恋
爱，他的婚姻，引起许多人的猜测。一般人的想法是：他肯定经历过，有
许多经验，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猜测。作家所写不一定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他可以虚构，可以想象。
然而，作为一个人，金庸肯定有过他的青春梦想，有过他的美丽初恋
，只是他本人从未谈及，成为一段被掩埋的故事。作为文学家，小说家，
金庸也肯定具有丰富的情感和火热的情怀，否则不可能写出这么跌宕风流
，令人心醉神迷的情侠世界。
据说，他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曾经追求过夏梦。不过，仅仅是“
据说”。为了不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我们将沈西城先生在《金庸与倪
匡》一书中的一段文字移录如下：金庸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明星，也是谁
？为了要写这一件事，我曾问过许多金庸的老朋友，倪匡、许国是其中的
两个人。后来我见到了李翰祥，他那时也在“长城”，跟金庸可算是半个
同事，他半开玩笑的对我说：“哎哟！你的妈，怎么要挖金庸的疤！”
我问：“李大导，你只会耍我，却不摸摸自己的屁股，你的大作《三
十年细说从头》，有哪一个你大导的老友不给你挖疤了。”
李翰祥乐了，仰天打哈哈：“金庸追女明星有啥稀奇，我不是也追过
的吗？穷就不能泡妞儿吗？”
“那么金庸泡到了吗？”我问。
“当然泡到，短瘾好过无瘾呀！”李翰祥的诙谐称誉影坛，果非浪得
虚名。
“这岂不是李导演泡妞工夫比不上金庸吗？”我故意激他。
“那当然！”想不到李翰祥承认了：“我这么黑，边度有女‘柴’（
注：李翰祥广东话不正，‘仔’读成‘柴’）钟意我，金庸就算唔靓仔，
后生个阵都靓过我。”
再问许国。许国比较老狐狸，答：“好似係。”
于是敬上老酒一大杯，酒后吐真言：“好似追过陈思思，唔！又好似
追过夏梦。”“喂！许公，到底係边个？陈思思？抑或係夏梦？唔好冯京
作马凉呀！”
咦！怎么没有回答，原来许国已进入了醉乡。
再问倪匡。
倪匡比较老实：“好像追过夏梦。”
跟住倪匡用半咸淡广东话对我提出忠告：“喂！你千祈唔好乱爆嘢！
上次你有一篇文章讲买石，老查（金庸）睇（看）到，闹（骂）我。”
但我相信金庸之器量绝不会如此小。每一个人年轻时，都有他年老以
后认为的荒唐事，以夏梦的那种绝色，相信是男人，都会兴起追求的冲动
。金庸那时不外三十左右，他当然有权去追求。
金庸进入“长城”，易名林欢，写了好几个剧本，接着还跟胡小峰联
策了《王老虎抢亲》，成绩不俗。
夏梦是“长城”的当家花旦，李翰祥说过：“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
来最漂亮的女明星，气质不凡，令人沉醉。”
金庸很喜欢夏梦，向她追求。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功，但李翰祥却说
金庸并没有失败。
后来夏梦结婚了，金庸也离开了“长城”，自己创天下。
金庸对这件往事，一直都没有提，但是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
的影子，像《射雕》里的黄蓉，《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神雕》中的
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读者如果留意，一定会发觉我并
没有打诳。
沈西城先生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作家，与金庸圈子中的人，尤其是倪匡
相当熟络，相信他不会胡说八道。但毕竟金庸本人一直未曾证实此事，所
以，我们还是姑妄听之。
但是金庸自己有一篇散文倒是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说的是他有一
次在“爱情之都”巴黎，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忽听到一种鸟的叫声，那
美妙的声音不停地鸣叫着“夏梦，夏梦”，非常的悦耳动听……多么温馨
！多情的、有心的读者是不是从中可以悟出些什么来呢？另有一篇文章谈
到“金庸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为此，他不惜与妻子离婚。”这
似乎不合情理，仅仅为了职业上的选择，就与妻子离婚，实在太过夸张，
何况并无迹象表明，金庸如此迷恋外交工作。
金庸确实有过离婚的经历，但原因绝非那么简单。这方面的恩怨恐怕
没有人能够判断，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而且既属隐私，则不必加以深究
，更不应妄加揣测解释。
关于金庸的婚姻、家庭，他自己以及传媒都谈得很少。只知道他创办
《明报》时的妻子叫朱露茜，现在的妻子叫林乐怡。
被人谈论得很少，就说明过得较平淡。平谈是福。金庸笔下的情恋风
云多变，奇诡无穷，多姿多彩，可歌可叹。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倒是沉静
理性，很少节外生枝，也不喜曝光招摇。
然而有一点确是不容怀疑的，金庸肯定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性情中人
”，因此才会写出这么多有血有肉，颠倒众生的人物和小说。金庸自己也
承认，他是将自己的感情灌注到书中人物里的。从这句自白里，热爱和欣
赏他的读者是否也能得到些许答案？
<明报王国>
明报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任何一种成功，恐怕都是各种机缘凑合而成，有时候，刻意的追求常
常达不到目标，反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明报》是金庸一生事业的象征。
金庸当初办《明报》，当然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够办一张真正
自由独立的报纸。不过，那种理想仅只是朦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来，
大概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受制于变乱不已的社会局势与读者口味。谁敢
说金庸一开始办《明报》就已有了宏大的计划，卓然不凡的品味？如果没
有沈宝新，《明报》会不会诞生并有日后的辉煌？金庸在异乡遇上初中时
的同学沈宝新，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人生如匆匆过客，多少种相遇只是刹
那莳花，转瞬即逝。青梅竹马，劳燕分飞，再遇旧日伙伴，实是偶然中之
偶然。不仅如此，那时的沈宝新正在从事印刷业务，而金庸已先后在四家
大报任过职，对经营报纸的门径，相当熟悉。
完全可以想象这对少年时代的朋友在南国香江初遇时的那分激动。天
作之缘，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
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
金庸占百分之八十的股权，沈宝新占了百分之二十。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
维持到九十年代。
“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时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
天屠龙记》中，写到了“明教”这么一个组织。金庸与“明”字有缘。
金庸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刊名。这两个题字沿用
至今。
《明报》创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
生作他的助手。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
《星岛》、《华侨》、《工商》等；另一类是低层次的如《响尾蛇》、《
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似
乎取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有严肃正经的社评，也有软性香艳的小说。总的
来说，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小报形式设计。
《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
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
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
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
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
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查氏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
。
金庸与沈宝新硬是苦苦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他们确确
实实将办报作为一项人生的事业去做，不愿意半途而废。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很有几
分真。
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
庸武侠，便改买《明报》。《明报》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
发行量达到六千份。
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它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
分析。而这，却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论。金庸
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
上发生了什么事，香港人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
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试问天下能有几人
做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
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虽未至盈利可观，赤字却已逐渐减少。报馆
维持下去已无问题，相比于那些小报，销量已算可观，但比之于那几张大
报，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
”。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
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
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
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
起了读者的注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
》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
。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
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
也有了盈余。
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
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
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
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
《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
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
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
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
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
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
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
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
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
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
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
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
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了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
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
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
刊》，旨在于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
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
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
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
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
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
派”，要“斗垮斗臭”，并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
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骚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
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冲击中
，《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得福
。
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
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
，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
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
。金庸也不能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
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
版业务出了什么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
，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
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与当
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
发展，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
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
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
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
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
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
革，大大刺激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
炸性新闻，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
子增加了好几万份。
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
支乐队在夜总会表演。他是标准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
位，那篇情书据说是写给他的。
《明报周刊》靠何秀汶扩大了销路，雷坡快马加鞭，千方百计发掘新
闻，广交男女明星，屡屡爆出娱乐圈内精彩的内幕。读者也越来越多。
除了《明报》（日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
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87年
，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美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使得明报集
团的业务多元化。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企业集团，经过三十多年不断发展，已由一
家报社扩展成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
量高达十二万份。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销量一度突破二十五万
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报周刊》则达到三十万份，执香港娱乐周刊
市场之牛耳。
明报集团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
人的财富估计已超过六亿元。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
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第六十四，沈宝新则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廉署
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因而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
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1981年，英女皇授予
他OBE勋衔，又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与名誉教授。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
，为香港问题会谈与中国磋商，经港时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
人四十五分钟。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
，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倪匡啧啧称赞：“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除
了传说中的陶朱公外，能够同时成为大儒和富翁实在绝无仅有。做生意当
然会惟利是图，但这不一定会与良知发生冲突，因为赚钱不是坏事，做好
事也可以赚钱。查良镛是一个有知识和商业才能的人。”
王世瑜谈及《明报》的成功，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
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六十年代以政论闻
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
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金庸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办报时说：“一个人一生所作的事业，不论
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
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
好的报纸。这当然也是每个人的理想。”
这就是金庸的事业心。正因为他如此执着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
得了如此的成功，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
<侠义平生>
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
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
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
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为什么那么多“好汉”先后离开《明
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
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
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
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
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
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么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
出要离职。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
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
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
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
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
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
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
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么久，从来就不计较什么薪酬
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
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我要出去办报。”
“什么？”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
验。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
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
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
境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
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
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
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
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
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
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
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
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
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
，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桥。董桥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
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桥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
甘心。他知道董桥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桥给予
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
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
。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
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
准确。
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
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
，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
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获得那么多贴士呢？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
，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
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
，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
观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
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
。《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
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
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
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会
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
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
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
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
个记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
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么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
金庸摊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
》创刊了。
《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
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
，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
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
，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
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
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么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
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
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
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
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
，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
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
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
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
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
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
《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
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
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
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
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
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
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
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
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
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
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
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
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
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
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
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
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
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
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
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
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
。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
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
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
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
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
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
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
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
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
，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
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
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
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
，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
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
”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
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
、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
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
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
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
不受潮流影响。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
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
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
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
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
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
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
中，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
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
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
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
”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
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
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
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
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
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
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
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
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
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
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
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
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
，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
蔡澜问为什么，倪匡解释：“查良锒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
，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
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
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
豫了一下又说：“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
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
不认得，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
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
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
.
“哗！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
，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
“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
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
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
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
由金庸支付。
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
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
，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
，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
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
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
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
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
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
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
”，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
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
》，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
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
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
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
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
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
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
，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
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
。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
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
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
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
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
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
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
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
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
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
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
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
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
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
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
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
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
，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
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
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
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
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
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商议定当
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
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
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
，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
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
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成炊”，阿紫之眼，既被弄瞎了，自然也唯有认
命了。
倪匡所写的那一段，在旧版书出版时，收进单行本中。金庸将全部作
品修订改正之际，曾特地找倪匡来商量：“想将你写的一段删去，不知是
否会见怪？”
倪匡当时的回答很妙，先大声说：“见怪，会见怪，大大见怪！”
金庸是正人君子，不像倪匡那样，荒诞不经，闻言神情踌躇，大感为
难。于是倪匡哈哈大笑，道：“我见怪的是你来问我会不会见怪，枉你我
交友十数载，你明知我不会见怪，不但不见怪，而且一定衷心赞成，还要
来问我！”
金庸有点不好意思，说：“礼貌上总要问一声。”
倪匡说：“去他妈的礼貌！我有点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么办
？”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
金庸果然有办法，他改动了一些，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
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写得更加透彻。一个为了痴情相爱，宁
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而一个为了性格顽强，将已复明的眼睛又挖出
来。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
，确然令人折服。
经此一事之后，倪匡自然更逢人便说，而且还自撰一联，上联是：“
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
借金庸、张彻两大名人标榜自己，可谓深得自我标榜之三昧矣！所以
，才有了“代写”的流言，事实上，却不过如此而已。
在《明报周刊》的雏形时期，需要一篇武侠小说，为了增加对读者的
吸引力，署名是“金庸、倪匡合著”，事实上，全由倪匡个人执笔，借了
金庸之名。合作写小说不是不可能，但以倪匡自认为和金庸创作能力距离
之遥远，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事。
以上，就是所谓“代写”的内情。
金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代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