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齐巽
...真实的是最美的——访著名青年导演张元
《儿子》、《妈妈》、《北京杂种》、《过年回家》，平实的故事，平和的心，如果你想走近中国人的生活，请你走近导演张元。
导演张元：我觉得人性最美丽的那一面就是真实的那一面。
张元，国内年轻的导演和独立制片人，还是在电影学院念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执导具有实验色彩的影片，至今作品数量不多，但份量不浅，每一部的后面都能列出一长串在国际上的获奖名单。基于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电影界的奉献，张岩曾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一百位影响下个世纪的青年领袖之一。张元的电影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有一个特点却无法否认，那就是平实、生活，亦如每部影片的片名：《儿子》、《妈妈》、《北京杂种》、《过年回家》。
许戈辉：我发现你的电影情节很多是非常地生活化，而且非常平实的。找不到一波三折的那种所谓的故事结构。你在电影取材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挖掘这种故事？
张元：我觉得有一些故事是对我来讲，我经常会形容就像一阵风一样地向我吹过来，我没有一种感觉是我去找故事，我没有感觉我一定为拍摄一般部电影去找故事。
许戈辉：还是说你觉得生活里的所有的事都是故事。
张元：倒不是这样讲，因为我希望电影、生活或者说故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近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搅尽脑汁去构思一个故事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不如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一家人，或者说一个正在发生的东西那么有力量，那么有生活的质感。
许戈辉：就说《儿子》吧，这样一个家庭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张元：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我住在北京的西单，那时候临时住在一个叫做北京工会文工团的大院里面。我当时住在四层楼。住在我们楼下就有两个兄弟俩，其中有一个人参加过我《北京杂种》的拍摄，他叫李伟（音）。
许戈辉：是那长头发的那个吧？
张元：对。李伟（音）和李记（音）有一天敲开了我们家的门，他们就找到了我，说“张元，你要是不拍我们家的电影你就是太傻了。”
《儿子》影片片段：（略）
头子和小伟找到了我，给我说了他们家的故事，希望我拍一部关于他们家的影片，而且要由一家四口人自己出演。他们就住在我们的楼下，我问他们是怎么想起要拍父母和他们自己的故事的？他们说，觉得自己的故事最有意思。
张元：我觉得他们忘记了我是在拍电影。
许戈辉：对，你也忘记了他们当时是在演电影还是在过生活。
张元：所以那段时间我拍电影的时候，我的心情有的时候非常沮丧，我发现难道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吗？难道这个家庭就这么的缺少爱，你在发现他缺少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家庭最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是多么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悲惨。
许戈辉：你的电影好象一直在表现生活中比较悲惨的那一面，我听一个朋友讲，“你要连着把张元的片子看一遍，你真想自杀，你觉得真没活头了，因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在里面。”可能你一直要强调的是说你要反映人性中善和美的那一面，但是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比较压抑的那一面，或者是比较残酷的现实的那一面。
张元：中国有一句古话，我觉得非常地好，它叫做“先沉沦而后新生”，所以说当你把心情跌落到最低点的时候可能正是你的幸福所在。
许戈辉：有一种“凤凰涅槃”的感觉在里面是吗？
《儿子》电影片段：（略）
许戈辉：你的电影拍完了之后是不是帮助这个家庭复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的电影到底是单纯地反应一种生存状态，还是说希望能够起到一定的社会公德这样的作用，帮助一些人摆脱他们比较悲惨的生活现状，过一种新的生活。
张元：我希望电影能够承担这种责任，我一直都是希望我的电影能够承担某种社会责任，但是我一次一次地去发现它的时候，发现电影就是电影。电影是在他电影本身里边去说话的，如果说他一定要去承担某种责任的话，你发现它变成了某种工具。我希望我的电影能给大家带来思索，能够使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的精神有更多的…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但是我不相信我的电影能承担多大的责任。
许戈辉：或者说你希望通过电影把现状反应出来，之后的事情是人民看了你的电影再去思考，再去做再去完成的。
张元：我觉得是我的思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应。
张元说他的电影是一种思考的过程，而这思考显然已经体现在取材的本身，《疯狂英语》是他最近要呈现给观众的一部新作，真人真事，并且由生活原形自己来出演，所以更近乎一部纪录片。对于执着推销自己独特英语教学法的李阳，社会上众说纷纭，而面对那一呼百应的狂潮，镜头后面的张元又是怎样的一种思考呢？
《疯狂英语》片段：（略）
许戈辉：你的电影出来以后的效果是让更多的人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还是说让更多的人去盲从了？
张元：我觉得我能起到的作用是我把我的思考呈现出来的，但是大家会去怎么做我觉得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情。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发现当这个电影出现以后，可能爱它的人可能会更爱它，我估计恨它、厌倦它的人可能会更恨它更厌倦它。
许戈辉：但是这样的话恰恰没有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你是希望爱它的人也能够冷静地思考它，恨它的人能够客观地来对待它，结果适得其反，爱它的更爱，恨它的更恨。
张元：我估计恨它的人可能会找到更多的根据，爱它的人也会找到一些根据。我们现在谈的很多话题还是希望用我们的电影去改变别人，但是我觉得我对这种…对电影具有这种力量我表示怀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在一个社会当中，或者说在一个社会的阶层当中，我觉得导演实际上…或者说艺术家实际上是婴儿，他能起到的作用很小。有的人我们经常把很重视电影或者艺术的力量，或者文学的力量，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把这个估计错了。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实际上能够去表达、能够展现的东西我觉得艺术所能够承载力量太小了。
许戈辉：但是恰恰社会对你们的期望值和要求太大了，大家觉得你掌握着一个传媒工具，你掌握着一种艺术形式，那你带来的东西就应该是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且应该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张元：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是，作为作用首先应该对得起自己。为什么这样讲呢？当你自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真正地爱它或者是恨它，或者是有感觉的时候，你才会给大家带来最准确的感觉。
许戈辉：所以你是强调一种个性化的东西是吧？
张元：对，你觉得最具有个性的东西可能是最具有大众型的，就是大众会从你的发现，从你的角度当中看到他们自己，或者看到他们自己能够需要的东西。
《回家过年》电影片段：（略）
许戈辉：从你这个年代生长起来的人，我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英雄主义的思想，或者说受到这样的教育，可是我在你的片子里好象很少能够看到这种色彩。
张元：实际上我是…内心中不是有特别有这个英雄气概的人，或者说我也不是那种很强调成功的人。比如很不喜欢“成功”这个词。实际上我觉得我倒挺喜欢“平和”这个词。
许戈辉：你这个人倒是给人这样的感觉。你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平和的状态，你自己也是带着这种平和的心境去体验周围的人吗？
张元：我是觉得…我希望我的电影是非常冷静的，我也希望我的电影是很有诗意的。
许戈辉：我想知道，你这种平和和你现在电影所展现出来的风格又是受了什么影响？
张元：我觉得拍电影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例如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一种倾心交谈的格式，我们要讲，就希望能够把一件事情谈得很深。拍电影也是这样，如果你要是能够…中国有个词叫做“泾水深流”，如果你要是想把一个东西拍好，还是需要有它内在的东西，还是需要有它的内在的力量。
张元的电影获奖不少，但是很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有缘目睹的中国观众却不多。去年九月，他的《过年回家》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大奖”并且成为他恢复导演资格以后第一部可以在国内公映的影片。
许戈辉：好象你的电影得过那么多奖，你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兴奋。可是我听说你的电影这次可以在国内公映了，你却表现出好象是“我很希望这样，我很兴奋。”为什么？
张元：我可以说拍电影最初，你当然希望是你身边的一些人能够看到，你看我生活在北京，我生活在中国，很长时间我自己的电影没有办法在我自己的祖国里边上演，到今天，终于…在国内有我的喜欢我电影的观众，或者想看我电影的观众，能看到我的电影，我当然是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超出我在国外得奖，或者是任何一个状态。原因就是，这也是我等待很多年的一件事情。
《回家过年》电影片段：（略）
许戈辉：你拍了这么多电影，但基本上都是独立制作，而且带有实验的色彩，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搞那种大制作的大片子？
张元：我觉得这个要碰到这种机遇，这种机遇就是什么…首先要有一个适合大制作的一个题材，我很关心它，我很愿意去拍。首先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另外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他希望我拍这样的一个大制作的东西，同时对国内的电影市场，对世界的电影市场很了解，能很准确地找到和我共同拍摄这种点。
许戈辉：但是做大制作的电影就会产生一种矛盾，是你所想表现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和最终电影要走向市场的矛盾，因为你做小电影的时候你可以不关心票房，你做大制作电影的话你背後一定要有财团，你就要想到这个电影最终推向市场的时候，票房是不是能够收回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进行妥协了，这种矛盾怎么解决？
张元：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我们能够做到，实际上我们知道妥协的含义……
许戈辉：你的影片我觉得在叙事表述的时候，有一种自信在里面，你觉得这种自信是哪儿来的？因为你是个独立制片人，所以只在意表述，只在意我这个片子是不是能够获奖，而不在意票房？
张元：对于我来讲，实际上我觉得我在拍一个题材之前没有什么自信可言，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在拍一个体裁之前，我往往喜欢采访很多的东西，就像现在我们去对谈一样，因为我很多的东西不是来自于小说。你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儿子》这部电影，《儿子》实际上直接来自这家人的生活，我就对这家人做很多的访谈。我从没有信心，到不断地访谈，去分析这一家人，这家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拍《过年回家》也一样，我去了十几个监狱，见了很多的杀人犯，见了很多的警察，我去采访他们。在这种不断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知道了我能够把握这个题材，我对这个题材有信心。所以我可以用我的拍法去完成这部影片。你像你刚才谈到的，我是不是在乎票房，或者是业界人士的认同，或者是为了得奖，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我想要去做的。第一，我不去考虑票房，第二我不去考虑业界人士的认同，第三我也不可能知道我可不可能去得奖，虽然我的电影得过很多奖，但是我不去考虑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观众将是谁。
《回家过年》电影片段：（略）
许戈辉：你眼中最美的应该是什么东西？
张元：我觉得人性最美丽的那一面就是真实的那一面，我们越看到人性中最真实的那一面，就发现我们的人是多么地复杂…
《儿子》、《妈妈》、《北京杂种》、《过年回家》，平实的故事，平和的心，如果你想走近中国人的生活，请你走近导演张元。
导演张元：我觉得人性最美丽的那一面就是真实的那一面。
张元，国内年轻的导演和独立制片人，还是在电影学院念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执导具有实验色彩的影片，至今作品数量不多，但份量不浅，每一部的后面都能列出一长串在国际上的获奖名单。基于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电影界的奉献，张岩曾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一百位影响下个世纪的青年领袖之一。张元的电影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有一个特点却无法否认，那就是平实、生活，亦如每部影片的片名：《儿子》、《妈妈》、《北京杂种》、《过年回家》。
许戈辉：我发现你的电影情节很多是非常地生活化，而且非常平实的。找不到一波三折的那种所谓的故事结构。你在电影取材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挖掘这种故事？
张元：我觉得有一些故事是对我来讲，我经常会形容就像一阵风一样地向我吹过来，我没有一种感觉是我去找故事，我没有感觉我一定为拍摄一般部电影去找故事。
许戈辉：还是说你觉得生活里的所有的事都是故事。
张元：倒不是这样讲，因为我希望电影、生活或者说故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近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搅尽脑汁去构思一个故事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不如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一家人，或者说一个正在发生的东西那么有力量，那么有生活的质感。
许戈辉：就说《儿子》吧，这样一个家庭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张元：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我住在北京的西单，那时候临时住在一个叫做北京工会文工团的大院里面。我当时住在四层楼。住在我们楼下就有两个兄弟俩，其中有一个人参加过我《北京杂种》的拍摄，他叫李伟（音）。
许戈辉：是那长头发的那个吧？
张元：对。李伟（音）和李记（音）有一天敲开了我们家的门，他们就找到了我，说“张元，你要是不拍我们家的电影你就是太傻了。”
《儿子》影片片段：（略）
头子和小伟找到了我，给我说了他们家的故事，希望我拍一部关于他们家的影片，而且要由一家四口人自己出演。他们就住在我们的楼下，我问他们是怎么想起要拍父母和他们自己的故事的？他们说，觉得自己的故事最有意思。
张元：我觉得他们忘记了我是在拍电影。
许戈辉：对，你也忘记了他们当时是在演电影还是在过生活。
张元：所以那段时间我拍电影的时候，我的心情有的时候非常沮丧，我发现难道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吗？难道这个家庭就这么的缺少爱，你在发现他缺少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家庭最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是多么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悲惨。
许戈辉：你的电影好象一直在表现生活中比较悲惨的那一面，我听一个朋友讲，“你要连着把张元的片子看一遍，你真想自杀，你觉得真没活头了，因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在里面。”可能你一直要强调的是说你要反映人性中善和美的那一面，但是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比较压抑的那一面，或者是比较残酷的现实的那一面。
张元：中国有一句古话，我觉得非常地好，它叫做“先沉沦而后新生”，所以说当你把心情跌落到最低点的时候可能正是你的幸福所在。
许戈辉：有一种“凤凰涅槃”的感觉在里面是吗？
《儿子》电影片段：（略）
许戈辉：你的电影拍完了之后是不是帮助这个家庭复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的电影到底是单纯地反应一种生存状态，还是说希望能够起到一定的社会公德这样的作用，帮助一些人摆脱他们比较悲惨的生活现状，过一种新的生活。
张元：我希望电影能够承担这种责任，我一直都是希望我的电影能够承担某种社会责任，但是我一次一次地去发现它的时候，发现电影就是电影。电影是在他电影本身里边去说话的，如果说他一定要去承担某种责任的话，你发现它变成了某种工具。我希望我的电影能给大家带来思索，能够使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的精神有更多的…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但是我不相信我的电影能承担多大的责任。
许戈辉：或者说你希望通过电影把现状反应出来，之后的事情是人民看了你的电影再去思考，再去做再去完成的。
张元：我觉得是我的思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应。
张元说他的电影是一种思考的过程，而这思考显然已经体现在取材的本身，《疯狂英语》是他最近要呈现给观众的一部新作，真人真事，并且由生活原形自己来出演，所以更近乎一部纪录片。对于执着推销自己独特英语教学法的李阳，社会上众说纷纭，而面对那一呼百应的狂潮，镜头后面的张元又是怎样的一种思考呢？
《疯狂英语》片段：（略）
许戈辉：你的电影出来以后的效果是让更多的人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还是说让更多的人去盲从了？
张元：我觉得我能起到的作用是我把我的思考呈现出来的，但是大家会去怎么做我觉得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情。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发现当这个电影出现以后，可能爱它的人可能会更爱它，我估计恨它、厌倦它的人可能会更恨它更厌倦它。
许戈辉：但是这样的话恰恰没有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你是希望爱它的人也能够冷静地思考它，恨它的人能够客观地来对待它，结果适得其反，爱它的更爱，恨它的更恨。
张元：我估计恨它的人可能会找到更多的根据，爱它的人也会找到一些根据。我们现在谈的很多话题还是希望用我们的电影去改变别人，但是我觉得我对这种…对电影具有这种力量我表示怀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在一个社会当中，或者说在一个社会的阶层当中，我觉得导演实际上…或者说艺术家实际上是婴儿，他能起到的作用很小。有的人我们经常把很重视电影或者艺术的力量，或者文学的力量，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把这个估计错了。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实际上能够去表达、能够展现的东西我觉得艺术所能够承载力量太小了。
许戈辉：但是恰恰社会对你们的期望值和要求太大了，大家觉得你掌握着一个传媒工具，你掌握着一种艺术形式，那你带来的东西就应该是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且应该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张元：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是，作为作用首先应该对得起自己。为什么这样讲呢？当你自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真正地爱它或者是恨它，或者是有感觉的时候，你才会给大家带来最准确的感觉。
许戈辉：所以你是强调一种个性化的东西是吧？
张元：对，你觉得最具有个性的东西可能是最具有大众型的，就是大众会从你的发现，从你的角度当中看到他们自己，或者看到他们自己能够需要的东西。
《回家过年》电影片段：（略）
许戈辉：从你这个年代生长起来的人，我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英雄主义的思想，或者说受到这样的教育，可是我在你的片子里好象很少能够看到这种色彩。
张元：实际上我是…内心中不是有特别有这个英雄气概的人，或者说我也不是那种很强调成功的人。比如很不喜欢“成功”这个词。实际上我觉得我倒挺喜欢“平和”这个词。
许戈辉：你这个人倒是给人这样的感觉。你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平和的状态，你自己也是带着这种平和的心境去体验周围的人吗？
张元：我是觉得…我希望我的电影是非常冷静的，我也希望我的电影是很有诗意的。
许戈辉：我想知道，你这种平和和你现在电影所展现出来的风格又是受了什么影响？
张元：我觉得拍电影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例如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一种倾心交谈的格式，我们要讲，就希望能够把一件事情谈得很深。拍电影也是这样，如果你要是能够…中国有个词叫做“泾水深流”，如果你要是想把一个东西拍好，还是需要有它内在的东西，还是需要有它的内在的力量。
张元的电影获奖不少，但是很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有缘目睹的中国观众却不多。去年九月，他的《过年回家》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大奖”并且成为他恢复导演资格以后第一部可以在国内公映的影片。
许戈辉：好象你的电影得过那么多奖，你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兴奋。可是我听说你的电影这次可以在国内公映了，你却表现出好象是“我很希望这样，我很兴奋。”为什么？
张元：我可以说拍电影最初，你当然希望是你身边的一些人能够看到，你看我生活在北京，我生活在中国，很长时间我自己的电影没有办法在我自己的祖国里边上演，到今天，终于…在国内有我的喜欢我电影的观众，或者想看我电影的观众，能看到我的电影，我当然是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超出我在国外得奖，或者是任何一个状态。原因就是，这也是我等待很多年的一件事情。
《回家过年》电影片段：（略）
许戈辉：你拍了这么多电影，但基本上都是独立制作，而且带有实验的色彩，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搞那种大制作的大片子？
张元：我觉得这个要碰到这种机遇，这种机遇就是什么…首先要有一个适合大制作的一个题材，我很关心它，我很愿意去拍。首先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另外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他希望我拍这样的一个大制作的东西，同时对国内的电影市场，对世界的电影市场很了解，能很准确地找到和我共同拍摄这种点。
许戈辉：但是做大制作的电影就会产生一种矛盾，是你所想表现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和最终电影要走向市场的矛盾，因为你做小电影的时候你可以不关心票房，你做大制作电影的话你背後一定要有财团，你就要想到这个电影最终推向市场的时候，票房是不是能够收回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进行妥协了，这种矛盾怎么解决？
张元：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我们能够做到，实际上我们知道妥协的含义……
许戈辉：你的影片我觉得在叙事表述的时候，有一种自信在里面，你觉得这种自信是哪儿来的？因为你是个独立制片人，所以只在意表述，只在意我这个片子是不是能够获奖，而不在意票房？
张元：对于我来讲，实际上我觉得我在拍一个题材之前没有什么自信可言，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在拍一个体裁之前，我往往喜欢采访很多的东西，就像现在我们去对谈一样，因为我很多的东西不是来自于小说。你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儿子》这部电影，《儿子》实际上直接来自这家人的生活，我就对这家人做很多的访谈。我从没有信心，到不断地访谈，去分析这一家人，这家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拍《过年回家》也一样，我去了十几个监狱，见了很多的杀人犯，见了很多的警察，我去采访他们。在这种不断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知道了我能够把握这个题材，我对这个题材有信心。所以我可以用我的拍法去完成这部影片。你像你刚才谈到的，我是不是在乎票房，或者是业界人士的认同，或者是为了得奖，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我想要去做的。第一，我不去考虑票房，第二我不去考虑业界人士的认同，第三我也不可能知道我可不可能去得奖，虽然我的电影得过很多奖，但是我不去考虑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观众将是谁。
《回家过年》电影片段：（略）
许戈辉：你眼中最美的应该是什么东西？
张元：我觉得人性最美丽的那一面就是真实的那一面，我们越看到人性中最真实的那一面，就发现我们的人是多么地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