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告别
很多年以后，博拉·米卢蒂诺维奇教练在面对那些发黄褪色的老照片时，一定会回想起很多往事。
他会想起2000年1月北京体育局大院内漫天的风雪，次年10月沈阳五里河球场里如潮的欢呼；他会想起2002年6月中国队兵败世界杯后死寂的空气，以及短短一个月后他离开时凄清的冷雨；当然，他还会想起一个叫做lily的中国女孩。
米卢就这样走了，轻轻地走了，但他无法像矫情的志摩那样“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来的时候只背了一个挎包，走的时候却席卷了可以装满一个集装箱的“战利品”，那里面有他在中国所有的回忆——他是一个喜欢回忆的人：走南闯北，从一个故事跳进另一个故事，从一个传奇转入另一个传奇；然后，在某个适当的时刻，如数家珍般侃侃而谈。他经历过许多告别，乐此不疲，因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每一次告别都象征一次新生，正如休止符之后更强的奏鸣。”然而这一次，在中国的苍茫大地上，他无处告别。
无处告别，因为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定位来交待自己和对自己交待。米卢带领中国队实现打进世界杯的夙愿——对他自己而言，是完成了合同中的任务；在亿万球迷心中，则视他为民族英雄而捧其上天。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米卢就会有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然而这种理论上的圆满不具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英雄只能乘胜追击，民众的白日梦愈见癫狂。于是惨败西归浦，于是梦醒光州，于是，陷入深切自责和无限慨叹的米卢，带着一个他永远不会明白的中国式的、明褒实贬的“功六过四”的盖棺论定，像失败者一般尴尬离去。
无处告别，因为无法获知自己曾经的存在到底有着何种意义。米卢究竟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什么？是“快乐足球”的理念，还是“态度决定一切”的法则？是知己知彼临敌变阵的指挥法，还是知人善任唯贤是举的用人术？雁过留痕，既然上述这些记叙那么熟悉地留在了我们的脑中，它就不应该被轻易地抹杀。可是总有人喜欢做跟风的大棒，哄哄然追着痛殴那个刚从神坛上下来的“前神”；以世界杯为分水岭，“快乐足球”变成了散漫随意，“态度决定一切”变成了唯心主义，临场指挥变成了耍小聪明撞大运，用人术变成了培植亲信排除异己。
一切并非偶然。与“成王败寇”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同，西方人认为，就算是失败者，也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这点说起来容易，让国人做起来还真有点难。不要说米卢绝对不是个失败者，即使他是如此又怎样？难道就能成为排斥一切姓“米”之事物的理由？联想国足前两任外教：施拉普纳要求队员们“像豹子一样勇猛”，这是强调意志品质的力量；而霍顿则条分缕析谆谆善诱，着眼于技战术素养的提高。这些在当时的确是国足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因为施、霍二人的失败，成为了中国足球历史长河中的记忆碎片。于是，“荒烟依旧平楚”；直到今天，国足的意志品质和技战术素养还是成问题。更加不幸的是，在时光轮回的游戏中，相同的故事即将上演。
你可以说中国队当初的出线是托了上上签的洪福，世界杯将他们打回原形；但你不能说世界杯将米卢打回了原形，从而遗忘甚至否定他的一切。米卢一刻也没有变，变的只是足协那帮人的欺下瞒上的官场格局和找寻“替罪羊”的政治需要。
米卢没有“迷路”，是中国足球迷路了。无奈的米卢满世界地奔波了半辈子，却在中国发现自己最后竟然无处告别。他也许不知道，这是因为中国足球拒绝告别。中国足球永远只有迎来送往的交替，它承受不住“告别”这个夹带着太多反思意义的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