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高弦
2001国内足坛十大人物
米卢
只有当你试图去言说米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是无法被言说的。
这一年来，以这个斯拉夫老头为对象的叙述文本铺天盖地，无论是李响美眉的“零距离”，还是李承鹏之流的所谓“中距离”，抑或是在传播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球迷受众的“远距离”，都无法整合出一个清晰的形象，一如米卢那头迷离斑驳的乱发。
米卢是谁？一位南斯拉夫籍、会说五种语言的足球教练员；米卢做了什么？作为中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指挥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
然而这种定义法在中国的民间话语圈里没有任何市场，我们这里对一个公众人物的非正式描述中的一切客观、冷静都会被等同于无趣。符合国情的做法是：按照某种需要去描述这个人，直至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这种需要可能是金钱利益，也可能是某种心理暗示。
比如十强赛前，国足战绩不佳，举国一片骂声，中国足球的“宣泄”功能再次启动，只不过痰盂换成了米卢；比如十强赛中，国足势如破竹，举国一片谀声，米卢被几亿口大气呼上了天，中国足球从此增加了一种新的功能——充当一群有着阴暗犯贱心理的“小媳妇”的“大官人”；再比如米卢和李响的“忘年交”，被妒火中烧的其他媒介按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一通狂炒，广大受众长久陷入无限遐想；再比如米卢功成名就后四处走穴圈钱，所到之处众人前簇后拥，目睹着一个后现代神话的诞生……在这样的情境下，是非对错已然无所谓，我们每个人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以自己心目中的米卢形象作佩剑，怀着幼稚却固执的信念，在中国足球这片疆域上拼争厮杀并引以为乐，“光荣属于国王，有趣属于我们”。
米卢呢？他点了点手中的钞票，拢一下花白的乱发，然后躲在某个酒吧的角落里，一脸坏笑地对《法国足球》的记者说：“你知道吗？现在在中国，我就是皇帝。”
阎世铎
这是一个站在中国足球权力顶峰的足球门外汉。
他以改革家形象示人，大刀阔斧地除弊立新，被斥为作秀；在他的任上，国家队打进世界杯，人们却说他是“摘前人果子”。
阎世铎其实是一个政客，进入足球界只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偶然事件。既来之则安之，为了政绩还要好好干。“阎王”是敬业的，也是颇有些手段的；不过，当他将一连串华丽的政治“名言”和“语录”抑扬顿挫地念出来时，在他的潜意识里，搞足球也许和搞工厂没多大区别。
但是无论如何，阎世铎“成功”了。不管运气成分占多少，不管他的那些改革措施最终的结果和历史意义到底如何，阎世铎的成功反证了中国足球外延的复杂性远胜足球本身的单纯意义，也只有出身"染缸"之外的铁血人物才能驾驭得了。
宋卫平、李书福、匿名裁判、陈培德
如果仅有国足出线这一重大利好事件，2001只能成为中国足球史上又一被描红的年份——虽振奋人心，却单薄突兀，缺乏一种现实的戏剧性。所以，当岁末宋卫平一干人跳将出来大搅浑水的时候，这一年才因有了点真实的味道而珠圆玉润地丰满起来。
宋、李二人昂然傲视侃侃而谈作“举世皆浊我独清”状，但怎么也掩饰不住一种投资失败后“破罐子破摔”的撒泼心理；匿名裁判以一种“内部爆破”的方式将裁判圈多年建立起来的心理临界点击跨，却真伪难辨；只有浙江省体育局长陈培德坚决向丑陋作战的斗士作风，才让人们看到一点正义的希望所在。
四个人，一封信，留给2001一个不安分的豹尾。
李响
这个女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对广大球迷来说，和平年代的足球大赛就是一场成王败寇的战争。在这样的时刻，英雄加美人符合每个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尤其是这个女人还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担负着书写英雄的使命。人们一边身临其境地遐想，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
于是中国的体育报道正式承认了娱乐和花边的地位；于是这个女人在功成名就的同时，沦落为猜疑和嫉妒的牺牲品。
郝海东
几乎是一夜之间，郝海东在全国话语圈子里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郝董”。
如果仅仅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那么你永远捕捉不到这个称呼的精魂所在；在一种更为广泛的层面上，“郝董”一词无可替换地体现出这样一组含义：牛逼，威势，特立独行，决不受控……
从炮轰米卢到临危受命，从商场上的春风得意到赛场上的无可匹敌，不经意间，郝海东实现了自我的涅磐，他在死气沉沉的集体主义丛林中营造出一片个性盎然的私人花园。
张吉龙
“上帝就是张吉龙！”，一张小小的签票就让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变成上帝，这是中国式的瞬间造神运动，反映出一种全民族的狂喜直至迷乱心理。
一直以来，我们总认为弱势即正义，经历数次碰壁后依然觉得“任尔东南西北风”是高尚而酷的做派；直到有一天我们不知觉地成为强者，道德的天平在刹那间倾斜，每个中国人长长地吐出一口鸟气，体会到了一种“翻身农奴”般的快感。
国足的出线毋庸置疑是托了上上签的洪福。对张吉龙来说，被广大“心有签签结”的球迷尊为“出线功臣”、“民族英雄”（还有亲切无比地喊“龙哥”的），于自己的亚足联竞赛部主席的身份确实有着不小的尴尬。
“抽送”已成为具有新含义的时髦词，整个民间都在为以权谋私、非正义和搞“小动作”加油叫好。权力一旦对己方有利，就没有人关心它是否正义了。
马科斯
在“彼夷”马科斯的感觉里，中国的“江湖”不再那么遥远。
如果不是那场人祸，也许他会当上甲A的最佳射手；如果没有妻子头上的那道伤疤，他一定继续狷狂。
然而“独狼”终于垂下高傲的头，心灰意冷的他尽管最终归队，但激情已经破碎，踢球纯为混饭。
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四下里却传来幸灾乐祸的冷笑：“那巴西人活该，谁叫丫那么嚣张！”
张玉宁
张玉宁代表着少年的梦想。
英俊、冷酷、绝少朋友、与全世界为敌……车祸官司、黑社会……伤病、进球、留洋、拍电影……这些元素同时集诸一身，足以将他整合为一个令人眩目的个性叛逆英雄。
如果在英国，张玉宁很有可能走上一条贝克汉姆式的星光大道；但是在我们这里，他永远只能作一个童话里的悲剧人物。
李铁
很多年以前，我有了一个外号叫“鸡肋”。从那时起我开始收起笑容，把自己掩藏在长发和冷面之下；如果你曾经被几万人同时喝过倒彩，你也会像我一样。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突然发现人们纷纷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把最好的赞美之辞加到我的身上。再没有人叫我“鸡肋”，我的新名头是“先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我和四年前跑得一样勤，失误也一样多，不一样的只是对手。
也许是因为队伍上次被淘汰而这次出线了，也许是因为发现一个人的优点远比指出他的缺点困难得多。
沈祥福
“祥子”是咱劳动人民的的好榜样！
“祥子”工人阶级（球员）出身，一步步走上领导（教练）岗位，过去在地方（北京国安队）、今年在基层（中青队）均工作勤奋，业绩突出，顺理成章地进入高层（国家队）领导班子，并与核心领导（米卢）配合默契，大有接班夺权之势。无论从哪方面看，“祥子”的这条上升轨迹都是朴素而标准的。
有人说沈祥福像极了米卢，是“说中国话的博拉”，其实这仅仅是停留在训练方法上。在更多的时候，“祥子”就是“祥子”，决非任何人的克隆。他没有米卢那样圆滑和高傲，却比米卢更加练达和沉稳。于中青队和国家队两线之间游刃有余而绝无凝滞拖沓之感，在证明沈的能力的同时也凸显了他更大的发展潜力。
米卢
只有当你试图去言说米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是无法被言说的。
这一年来，以这个斯拉夫老头为对象的叙述文本铺天盖地，无论是李响美眉的“零距离”，还是李承鹏之流的所谓“中距离”，抑或是在传播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球迷受众的“远距离”，都无法整合出一个清晰的形象，一如米卢那头迷离斑驳的乱发。
米卢是谁？一位南斯拉夫籍、会说五种语言的足球教练员；米卢做了什么？作为中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指挥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
然而这种定义法在中国的民间话语圈里没有任何市场，我们这里对一个公众人物的非正式描述中的一切客观、冷静都会被等同于无趣。符合国情的做法是：按照某种需要去描述这个人，直至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这种需要可能是金钱利益，也可能是某种心理暗示。
比如十强赛前，国足战绩不佳，举国一片骂声，中国足球的“宣泄”功能再次启动，只不过痰盂换成了米卢；比如十强赛中，国足势如破竹，举国一片谀声，米卢被几亿口大气呼上了天，中国足球从此增加了一种新的功能——充当一群有着阴暗犯贱心理的“小媳妇”的“大官人”；再比如米卢和李响的“忘年交”，被妒火中烧的其他媒介按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一通狂炒，广大受众长久陷入无限遐想；再比如米卢功成名就后四处走穴圈钱，所到之处众人前簇后拥，目睹着一个后现代神话的诞生……在这样的情境下，是非对错已然无所谓，我们每个人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以自己心目中的米卢形象作佩剑，怀着幼稚却固执的信念，在中国足球这片疆域上拼争厮杀并引以为乐，“光荣属于国王，有趣属于我们”。
米卢呢？他点了点手中的钞票，拢一下花白的乱发，然后躲在某个酒吧的角落里，一脸坏笑地对《法国足球》的记者说：“你知道吗？现在在中国，我就是皇帝。”
阎世铎
这是一个站在中国足球权力顶峰的足球门外汉。
他以改革家形象示人，大刀阔斧地除弊立新，被斥为作秀；在他的任上，国家队打进世界杯，人们却说他是“摘前人果子”。
阎世铎其实是一个政客，进入足球界只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偶然事件。既来之则安之，为了政绩还要好好干。“阎王”是敬业的，也是颇有些手段的；不过，当他将一连串华丽的政治“名言”和“语录”抑扬顿挫地念出来时，在他的潜意识里，搞足球也许和搞工厂没多大区别。
但是无论如何，阎世铎“成功”了。不管运气成分占多少，不管他的那些改革措施最终的结果和历史意义到底如何，阎世铎的成功反证了中国足球外延的复杂性远胜足球本身的单纯意义，也只有出身"染缸"之外的铁血人物才能驾驭得了。
宋卫平、李书福、匿名裁判、陈培德
如果仅有国足出线这一重大利好事件，2001只能成为中国足球史上又一被描红的年份——虽振奋人心，却单薄突兀，缺乏一种现实的戏剧性。所以，当岁末宋卫平一干人跳将出来大搅浑水的时候，这一年才因有了点真实的味道而珠圆玉润地丰满起来。
宋、李二人昂然傲视侃侃而谈作“举世皆浊我独清”状，但怎么也掩饰不住一种投资失败后“破罐子破摔”的撒泼心理；匿名裁判以一种“内部爆破”的方式将裁判圈多年建立起来的心理临界点击跨，却真伪难辨；只有浙江省体育局长陈培德坚决向丑陋作战的斗士作风，才让人们看到一点正义的希望所在。
四个人，一封信，留给2001一个不安分的豹尾。
李响
这个女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对广大球迷来说，和平年代的足球大赛就是一场成王败寇的战争。在这样的时刻，英雄加美人符合每个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尤其是这个女人还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担负着书写英雄的使命。人们一边身临其境地遐想，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
于是中国的体育报道正式承认了娱乐和花边的地位；于是这个女人在功成名就的同时，沦落为猜疑和嫉妒的牺牲品。
郝海东
几乎是一夜之间，郝海东在全国话语圈子里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郝董”。
如果仅仅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那么你永远捕捉不到这个称呼的精魂所在；在一种更为广泛的层面上，“郝董”一词无可替换地体现出这样一组含义：牛逼，威势，特立独行，决不受控……
从炮轰米卢到临危受命，从商场上的春风得意到赛场上的无可匹敌，不经意间，郝海东实现了自我的涅磐，他在死气沉沉的集体主义丛林中营造出一片个性盎然的私人花园。
张吉龙
“上帝就是张吉龙！”，一张小小的签票就让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变成上帝，这是中国式的瞬间造神运动，反映出一种全民族的狂喜直至迷乱心理。
一直以来，我们总认为弱势即正义，经历数次碰壁后依然觉得“任尔东南西北风”是高尚而酷的做派；直到有一天我们不知觉地成为强者，道德的天平在刹那间倾斜，每个中国人长长地吐出一口鸟气，体会到了一种“翻身农奴”般的快感。
国足的出线毋庸置疑是托了上上签的洪福。对张吉龙来说，被广大“心有签签结”的球迷尊为“出线功臣”、“民族英雄”（还有亲切无比地喊“龙哥”的），于自己的亚足联竞赛部主席的身份确实有着不小的尴尬。
“抽送”已成为具有新含义的时髦词，整个民间都在为以权谋私、非正义和搞“小动作”加油叫好。权力一旦对己方有利，就没有人关心它是否正义了。
马科斯
在“彼夷”马科斯的感觉里，中国的“江湖”不再那么遥远。
如果不是那场人祸，也许他会当上甲A的最佳射手；如果没有妻子头上的那道伤疤，他一定继续狷狂。
然而“独狼”终于垂下高傲的头，心灰意冷的他尽管最终归队，但激情已经破碎，踢球纯为混饭。
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四下里却传来幸灾乐祸的冷笑：“那巴西人活该，谁叫丫那么嚣张！”
张玉宁
张玉宁代表着少年的梦想。
英俊、冷酷、绝少朋友、与全世界为敌……车祸官司、黑社会……伤病、进球、留洋、拍电影……这些元素同时集诸一身，足以将他整合为一个令人眩目的个性叛逆英雄。
如果在英国，张玉宁很有可能走上一条贝克汉姆式的星光大道；但是在我们这里，他永远只能作一个童话里的悲剧人物。
李铁
很多年以前，我有了一个外号叫“鸡肋”。从那时起我开始收起笑容，把自己掩藏在长发和冷面之下；如果你曾经被几万人同时喝过倒彩，你也会像我一样。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突然发现人们纷纷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把最好的赞美之辞加到我的身上。再没有人叫我“鸡肋”，我的新名头是“先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我和四年前跑得一样勤，失误也一样多，不一样的只是对手。
也许是因为队伍上次被淘汰而这次出线了，也许是因为发现一个人的优点远比指出他的缺点困难得多。
沈祥福
“祥子”是咱劳动人民的的好榜样！
“祥子”工人阶级（球员）出身，一步步走上领导（教练）岗位，过去在地方（北京国安队）、今年在基层（中青队）均工作勤奋，业绩突出，顺理成章地进入高层（国家队）领导班子，并与核心领导（米卢）配合默契，大有接班夺权之势。无论从哪方面看，“祥子”的这条上升轨迹都是朴素而标准的。
有人说沈祥福像极了米卢，是“说中国话的博拉”，其实这仅仅是停留在训练方法上。在更多的时候，“祥子”就是“祥子”，决非任何人的克隆。他没有米卢那样圆滑和高傲，却比米卢更加练达和沉稳。于中青队和国家队两线之间游刃有余而绝无凝滞拖沓之感，在证明沈的能力的同时也凸显了他更大的发展潜力。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
| 我……我是高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