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过期的凤梨罐头
追寻一种冷的热
总在想自己想作的女性应当是个什么样？想来想去，应当是罗莎卢森堡和卡米叶（确切地说，是阿佳妮在「罗丹的情人」中塑造的卡米叶），还有张爱玲的一种重影。第一个是革命家，第二个是艺术家，第三个是小说家－－但是个什么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的气质。
不喜欢张广天，但是喜欢他说过的一句话：美是一种战斗力。给我印证这句话的，就是卢森堡。想想卢森堡吧，一个女人，在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女人穿长裤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愣是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但又不为“革命”鬼迷心窍，还写出了那么多智慧的文字，时不时还和列宁叫叫板－－在他成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和“共产国际领袖”之际，楞是把他的“苏维埃政权”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觉得实在了不起。
虽然我这人是个坚定的反动派，可还是喜欢革命派卢森堡。觉得她身上有种“革命”的真谛：不是用一种政治反对另一种政治，而是整个一个反对政治。大抵来说，“革命”正如一个女人，也是经历了一个“性感”到“人老珠黄”的过程的。说“革命”也曾“性感”过，其实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事实。瞧瞧那些革命术语：“失去的只有锁链，迎来的是整个世界”，“自由人的联合体”。。。无一不散发着乌托邦的珠光宝气，好比衣衫褴缕的穷人面前一台光彩照人的京戏，管它唱的是什么呢，单是那绚烂的色彩，咿咿呀呀的调子，就足以振奋人心了。
卢森堡恰好就赶上了革命最性感的年代。如果说在一个“革命最性感”的年代里作一个“革命派”，还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那么，作一个“冷的革命派”，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了。“冷的革命派”，正如“方的圆”，在逻辑上，简直就是自相矛盾。可是，这个叫罗莎。卢森堡的女人，偏偏就是一个“冷的革命派”。追求正义让她热，追求真理又让她冷。在她活着的时候，虽然最后对革命有隐约的幻灭，可最终还是没来得及看到这冷热的不兼容（死于1919年，49岁），不知道是一种幸运或不幸。我所能作的推论只能是：她老人家从天上往下看到往后发生的一切，估计会痛心疾首，估计还会拍着她大叔的肩膀说：老马啊，咱们对不起群众啊。
其实这年头还迷恋罗莎卢森堡，还说她能指导我作一个好女人，简直是有病。可我觉得这病很美妙。每每想到全中国的女人都在读张爱玲，读卫慧，读「时尚」，或至多读王小波，而我却在读罗莎卢森堡时，就激动不已。觉得一个人霸占了一个大花园，很得意。这花园里有什么呢？有的就是那种与整个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勇气－－这听上去象大话，但却是事实，而且是我想追寻的事实。我总在想，追求正义，和追求色情一样，其实都是人的本能。喜欢卢森堡，对于我，不过是舒张一种美好的本能。N年以前，中国人抽风般地追求正义，坚决打倒色情，而N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又串通一气，只追求色情，不追求正义，这都让我恼怒－－任何一种形式的“集体主义”，有意的，或无意的，在我看来都很懦弱。罗莎卢森堡让我抵抗这种懦弱时，有多一点点力气，对此我开心得要死。
再来说说卡米叶。阿佳妮扮演的卡米叶在我心目中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那个美啊，好象2000幅的高压电，触目惊心，猝不及防。你看她那张脸，迷离的眼睛，微微下撇的嘴唇，不是性感，甚至不是纯洁，而是一种无辜，一种小动物般的无辜。那样的美，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把世界折腾得翻天覆地的，可你还是觉得她无辜，只要她往那一坐，垂下眼睑，轻轻呼吸，美就开始象一盏烛光一样静静地燃烧。
可是我喜欢卡米叶，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还因为她身上那种强烈的东西。强烈和无辜交相辉映，才把她美得让人在劫难逃。那种强烈的东西来自于哪呢？就来自她的任性，哪怕这任性让她粉身碎骨。你们不是不让女人雕塑么？我一定要雕塑。你们不是不让我爱罗丹么？我一定要爱他。你们不是不相信我的才华么？我就是要有才华。你们不是憎恶失去理智么？我就要是疯给你们看。起先是诚实，后来是偏执，最后是疯狂，卡米叶就这样让追捕她的“德行”在每一个门牌号下扑了空。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类人活得那么不安分守己。比如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别人给他一个活的机会，他不活，他说：我追逐着我的厄运。卡米叶大约也是这“我追逐我的厄运”队伍中的一个。这个家伙，好象是在和痛苦谈一辈子恋爱，而恋爱，在浅的层面上，是一种机遇，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种性格，但归根结底，是一种能力，就象跑马拉松、造飞机、在缺氧地区坚持呼吸是一种能力。痛苦对于她，好象光合作用对于绿色植物，她吸收着来自痛苦的营养，并且因此更茁壮。
我敬佩这种任性，好象是越疯狂越无辜。对秩序是冷的，而对自己的灵魂是热的－－是的，我知道这世上没有灵魂，那么，让我们改成“肉体”，或者“感官”，或者，“爱的能力”。失去家庭，失去雕塑，失去爱情，最后失去理智，但是，守住了一颗心。
卡米叶最后死在疯人院里，终于追上了她的厄运。
还有一个不能让我释怀的女人，就是张爱玲。王小波曾批评张爱玲这个人太灰暗。起先我也是这样想，觉得她这个人好冷，冷就冷在她把生命写成一个个幻影。可是，我读她，越读越觉得她明亮，岂止是明亮，简直是缠绵悱恻－－不是某个小说情节特别缠绵悱恻，而是她对描写生活之细节、之琐碎的那种迷恋。写吃，写穿，写钱，写碟子的花色，写下午的阳光，写钩心斗角，写无事生非－－那么细致，好象她不是在用笔记录生活，而是用一把剪刀修整一瓶插花。还有语言，张爱玲可能是中文作家里面最爱惜语言的一个－－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好象是女人的一头秀发，香波洗一遍，炬油膏洗一遍，吹一遍，护法素打一遍，梳一遍，才能舒舒服服走出家门去。
我读过很多琐碎的作品，也读过很多很宏大的作品。可是，他们的写作里都没有张爱玲的那种张力。大幻影里的小真实，大恐惧里的小战栗。这大小映照着，好象阳光照耀着的一堆碎玻璃，晃得读者眼睛生疼。我简直认为张爱玲其实是一个存在主义作家，但是她又比所有的存在主义作家更积极。生命是虚无的，可是如果对这虚无还有可能抗争的话，就是用一点点的琐碎顽强地填满这虚无。
所以说，张爱玲对生命是冷的，对生活又是热的。她执意要躲在自己小生活的小枝节的小末梢上面，体会自己的摇摇欲坠。那样的生活，无非是怎样拴住一个男人的心，怎样在一个舞会穿成最出色的女人，怎样吃到全上海最香艳的甜点，远看，是平淡的，越是近看，越是惊心动魄。惊心动魄的，是人在虚妄面前的顽强－－明知道这件旗袍、这个男人、这点私房钱、这点面子终究是要消失的要完蛋的，还是要去争，辛苦地，热烈地，号啕地，不要脸地。活下去，在虚无面前活到死皮赖脸的境地。
张爱玲教给我的课程，大抵就是这样的：作一个女人，就象是熬一锅汤。明知道生活终究是一个人孤独的盛宴，还是要自己骗自己，还是要好好的、细细的、精心的熬。葱、姜、蒜、五香粉、八角茴。。。一样一样往里添，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窗外是暴风骤雨，屋里是情绵意浓。等到上帝他老人家拿着手铐来找你了，请他喝一口汤，然后平心静气地跟他去。
这三个女人，南辕北辙，要跟她们学习，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可是，在我这里，驴唇偏偏对上了马嘴，大约因为她们再不同，还是有一点相同，就是那种做梦的偏执，哦，还有一点，就是气质里那种冷冷的热。
我今天为了给男朋友做一个叉烧包忙乎一整个下午，明天又神经兮兮地研究俄罗斯的改革；上午为巴勒斯坦问题气得差点咽了气，下午又站在一件昂贵的裙子面前发誓“我一定要发财”。这样生活，让我开心得要死。有时候担心自己活得这么不一致，会不会有一天会神经分裂？于是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上帝/玉皇大帝/安拉他老人家（此人一个机构挂多块牌子），我问：我活得这么不伦不类，会不会有一天疯掉？
他老人家当即哄堂大笑：“你以为你是谁？要疯掉得混到大师级别，你懂不懂？象人家尼采，梵高，韦伯什么的，没事疯着玩一下，就你？你一个小丫头，凭什么疯掉？”并当即送我一句名言：疯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一听此话，我喜出望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于是，朝着我的“花样年华”，我一路小跑、大步流星、三步并作两步、一个箭步地走了过去。^&^
总在想自己想作的女性应当是个什么样？想来想去，应当是罗莎卢森堡和卡米叶（确切地说，是阿佳妮在「罗丹的情人」中塑造的卡米叶），还有张爱玲的一种重影。第一个是革命家，第二个是艺术家，第三个是小说家－－但是个什么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的气质。
不喜欢张广天，但是喜欢他说过的一句话：美是一种战斗力。给我印证这句话的，就是卢森堡。想想卢森堡吧，一个女人，在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女人穿长裤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愣是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但又不为“革命”鬼迷心窍，还写出了那么多智慧的文字，时不时还和列宁叫叫板－－在他成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和“共产国际领袖”之际，楞是把他的“苏维埃政权”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觉得实在了不起。
虽然我这人是个坚定的反动派，可还是喜欢革命派卢森堡。觉得她身上有种“革命”的真谛：不是用一种政治反对另一种政治，而是整个一个反对政治。大抵来说，“革命”正如一个女人，也是经历了一个“性感”到“人老珠黄”的过程的。说“革命”也曾“性感”过，其实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事实。瞧瞧那些革命术语：“失去的只有锁链，迎来的是整个世界”，“自由人的联合体”。。。无一不散发着乌托邦的珠光宝气，好比衣衫褴缕的穷人面前一台光彩照人的京戏，管它唱的是什么呢，单是那绚烂的色彩，咿咿呀呀的调子，就足以振奋人心了。
卢森堡恰好就赶上了革命最性感的年代。如果说在一个“革命最性感”的年代里作一个“革命派”，还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那么，作一个“冷的革命派”，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了。“冷的革命派”，正如“方的圆”，在逻辑上，简直就是自相矛盾。可是，这个叫罗莎。卢森堡的女人，偏偏就是一个“冷的革命派”。追求正义让她热，追求真理又让她冷。在她活着的时候，虽然最后对革命有隐约的幻灭，可最终还是没来得及看到这冷热的不兼容（死于1919年，49岁），不知道是一种幸运或不幸。我所能作的推论只能是：她老人家从天上往下看到往后发生的一切，估计会痛心疾首，估计还会拍着她大叔的肩膀说：老马啊，咱们对不起群众啊。
其实这年头还迷恋罗莎卢森堡，还说她能指导我作一个好女人，简直是有病。可我觉得这病很美妙。每每想到全中国的女人都在读张爱玲，读卫慧，读「时尚」，或至多读王小波，而我却在读罗莎卢森堡时，就激动不已。觉得一个人霸占了一个大花园，很得意。这花园里有什么呢？有的就是那种与整个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勇气－－这听上去象大话，但却是事实，而且是我想追寻的事实。我总在想，追求正义，和追求色情一样，其实都是人的本能。喜欢卢森堡，对于我，不过是舒张一种美好的本能。N年以前，中国人抽风般地追求正义，坚决打倒色情，而N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又串通一气，只追求色情，不追求正义，这都让我恼怒－－任何一种形式的“集体主义”，有意的，或无意的，在我看来都很懦弱。罗莎卢森堡让我抵抗这种懦弱时，有多一点点力气，对此我开心得要死。
再来说说卡米叶。阿佳妮扮演的卡米叶在我心目中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那个美啊，好象2000幅的高压电，触目惊心，猝不及防。你看她那张脸，迷离的眼睛，微微下撇的嘴唇，不是性感，甚至不是纯洁，而是一种无辜，一种小动物般的无辜。那样的美，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把世界折腾得翻天覆地的，可你还是觉得她无辜，只要她往那一坐，垂下眼睑，轻轻呼吸，美就开始象一盏烛光一样静静地燃烧。
可是我喜欢卡米叶，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还因为她身上那种强烈的东西。强烈和无辜交相辉映，才把她美得让人在劫难逃。那种强烈的东西来自于哪呢？就来自她的任性，哪怕这任性让她粉身碎骨。你们不是不让女人雕塑么？我一定要雕塑。你们不是不让我爱罗丹么？我一定要爱他。你们不是不相信我的才华么？我就是要有才华。你们不是憎恶失去理智么？我就要是疯给你们看。起先是诚实，后来是偏执，最后是疯狂，卡米叶就这样让追捕她的“德行”在每一个门牌号下扑了空。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类人活得那么不安分守己。比如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别人给他一个活的机会，他不活，他说：我追逐着我的厄运。卡米叶大约也是这“我追逐我的厄运”队伍中的一个。这个家伙，好象是在和痛苦谈一辈子恋爱，而恋爱，在浅的层面上，是一种机遇，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种性格，但归根结底，是一种能力，就象跑马拉松、造飞机、在缺氧地区坚持呼吸是一种能力。痛苦对于她，好象光合作用对于绿色植物，她吸收着来自痛苦的营养，并且因此更茁壮。
我敬佩这种任性，好象是越疯狂越无辜。对秩序是冷的，而对自己的灵魂是热的－－是的，我知道这世上没有灵魂，那么，让我们改成“肉体”，或者“感官”，或者，“爱的能力”。失去家庭，失去雕塑，失去爱情，最后失去理智，但是，守住了一颗心。
卡米叶最后死在疯人院里，终于追上了她的厄运。
还有一个不能让我释怀的女人，就是张爱玲。王小波曾批评张爱玲这个人太灰暗。起先我也是这样想，觉得她这个人好冷，冷就冷在她把生命写成一个个幻影。可是，我读她，越读越觉得她明亮，岂止是明亮，简直是缠绵悱恻－－不是某个小说情节特别缠绵悱恻，而是她对描写生活之细节、之琐碎的那种迷恋。写吃，写穿，写钱，写碟子的花色，写下午的阳光，写钩心斗角，写无事生非－－那么细致，好象她不是在用笔记录生活，而是用一把剪刀修整一瓶插花。还有语言，张爱玲可能是中文作家里面最爱惜语言的一个－－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好象是女人的一头秀发，香波洗一遍，炬油膏洗一遍，吹一遍，护法素打一遍，梳一遍，才能舒舒服服走出家门去。
我读过很多琐碎的作品，也读过很多很宏大的作品。可是，他们的写作里都没有张爱玲的那种张力。大幻影里的小真实，大恐惧里的小战栗。这大小映照着，好象阳光照耀着的一堆碎玻璃，晃得读者眼睛生疼。我简直认为张爱玲其实是一个存在主义作家，但是她又比所有的存在主义作家更积极。生命是虚无的，可是如果对这虚无还有可能抗争的话，就是用一点点的琐碎顽强地填满这虚无。
所以说，张爱玲对生命是冷的，对生活又是热的。她执意要躲在自己小生活的小枝节的小末梢上面，体会自己的摇摇欲坠。那样的生活，无非是怎样拴住一个男人的心，怎样在一个舞会穿成最出色的女人，怎样吃到全上海最香艳的甜点，远看，是平淡的，越是近看，越是惊心动魄。惊心动魄的，是人在虚妄面前的顽强－－明知道这件旗袍、这个男人、这点私房钱、这点面子终究是要消失的要完蛋的，还是要去争，辛苦地，热烈地，号啕地，不要脸地。活下去，在虚无面前活到死皮赖脸的境地。
张爱玲教给我的课程，大抵就是这样的：作一个女人，就象是熬一锅汤。明知道生活终究是一个人孤独的盛宴，还是要自己骗自己，还是要好好的、细细的、精心的熬。葱、姜、蒜、五香粉、八角茴。。。一样一样往里添，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窗外是暴风骤雨，屋里是情绵意浓。等到上帝他老人家拿着手铐来找你了，请他喝一口汤，然后平心静气地跟他去。
这三个女人，南辕北辙，要跟她们学习，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可是，在我这里，驴唇偏偏对上了马嘴，大约因为她们再不同，还是有一点相同，就是那种做梦的偏执，哦，还有一点，就是气质里那种冷冷的热。
我今天为了给男朋友做一个叉烧包忙乎一整个下午，明天又神经兮兮地研究俄罗斯的改革；上午为巴勒斯坦问题气得差点咽了气，下午又站在一件昂贵的裙子面前发誓“我一定要发财”。这样生活，让我开心得要死。有时候担心自己活得这么不一致，会不会有一天会神经分裂？于是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上帝/玉皇大帝/安拉他老人家（此人一个机构挂多块牌子），我问：我活得这么不伦不类，会不会有一天疯掉？
他老人家当即哄堂大笑：“你以为你是谁？要疯掉得混到大师级别，你懂不懂？象人家尼采，梵高，韦伯什么的，没事疯着玩一下，就你？你一个小丫头，凭什么疯掉？”并当即送我一句名言：疯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一听此话，我喜出望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于是，朝着我的“花样年华”，我一路小跑、大步流星、三步并作两步、一个箭步地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