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态的空白(一)
(一位已毕业的北大学子以最真实的心情回忆自己的故事)


第一章

我骑自行车去看老李的那个下午天色阴沉昏暗。当时已是深秋，我这样说肯定有人要不同意，他们会说那已经是冬天，一个桔黄色的圆太阳有气无力地挂在天上，象一个已经放凉了的煎蛋的蛋黄。我顶着挺大的风骑车，脸被刮得生疼，而且让我喘不过气，只好张嘴呼吸，我的牙齿一定是黑色的，落满了来自不远处煤场的灰尘，我想我的肺一定更坏，好在谁都看不见。领带夹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领带被风抡起来，左一下右一下地抽在脸上，用不了多久，别人就会觉得我刚刚被揍了一顿。于是我撅起屁股离开车座，象自行车运动员一样左摇右晃，领带往左脸抽，我就往右边躲，往右脸抽，我往左边躲。后来养成了习惯，一刮风我就变成运动员，别人说我骑车有激情，我也不解释。

老李其实不老，但是面相极老，而且经历丰富。早年当兵，退伍前参加了自卫反击战，他是排雷兵。那几年部队里业务训练没有政治学习多，老李有思想，是连里最早批判两个凡是的兵，当上了模范，经常到兄弟部队交流心得。但是地雷不通人性，顽固不化，老李的意识形态没有用武之地，这好比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老李挖不出地雷，只好自己挖思想根源，还没想通劝降地雷的办法，他的右腿就给齐膝盖炸没了。医院给他装了一条假肢，因为他受了伤，所以成了英雄，我国的最新医疗科技都用到了他身上，假腿妙夺天工，装在身上运用自如，跳高劈叉游泳跳舞什么都不耽误，评上了军队系统的医学进步新成果大奖，老李还当了活展品全国各地巡回表演，现身说法一日千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复员后，老李到我们学校保卫处工作，有一次赤手空拳勇斗五名武装歹徒，不但毫发未损，而且保护了学校的公物，因此当上了一个什么队长。但是他有一次喝醉之后告诉我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

十几年前老李在我们学校当保安。有一天深夜，他经过学校木材厂，发现有人翻墙出来，便大喝一声冲了过去，张口的时候只出来一个，跑到墙边已经出来了五个。这些人是一些半大不小的教工子弟，白天看见院子里放着几把斧子，觉得好玩，就趁天黑拿了出来。老李定睛一看，发现对方手中明晃晃的亮着些斧子也不免心惊，但既然事已经来了，应该先发至人，于是老李捋起裤管，手指敲着假腿，在静夜中隐隐有金铁之声，老李说连越南的地雷都炸不死老子，别说你们，识相的话还是跟我到保卫处走一趟吧。那几个孩子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见了老李才知道战争小人书里说的都是真的，便象《水浒》中相国寺旁的泼皮见了鲁智深的手段，崇拜之情油然而生，立即放下斧子低头求饶，老李毕竟见过世面，觉得逼人太甚不好，便一挥手把他们放了，地上七零八落满是斧子。老李谈笑间吓退毛贼正暗自欣喜，恰好一个领导经过，看见了就以为是老李刚刚勇斗了偷木材的贼，学校里正要在安全系统树个典型，不由分说推选了老李。

我骑车去看老李。那时树叶差不多都落光了，只有松树不是光秃秃的，我觉得松树不落叶真是一件好事，否则秋天刮起风来经过松树的人都会变成刺猬。路边有好几堆落叶，清洁工人把它们扫到一起，让后放火烧掉。我小时候住在南方，完全不懂这一套，后来到了北方，有一次看见路边有一堆枯叶子在燃烧，觉得很危险，就捡起一根破墩布上去乱拍，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回家说我制止了一场即将发生的火灾，引来了我爸我妈和我姐的一阵暴笑。那时我八岁，我骑车去看老李的那天已经二十一岁。赫尔墨尔说，人若无常识而有科学知识会更可怕，我要说人若无常识而有热心更可怕。我决定去看老李颇费了一番踌躇，我看他出于热心，但这里是不是牵涉什么我不懂的问题则不得而知，尽管我已经知道了落叶要被烧掉，但我毕竟还年轻。但我还是来了，我为自己找了另一个借口：好奇。热心可以克制，但是好奇没办法。

那天我骑车到城郊的监狱看老李。老李在此前的那个暑假成了一名政府重点打击的刑事犯罪分子，他的罪名是拦路抢劫以及故意伤人，关于此事我一直疑窦重重。他出事时我在南方的一家公司实习，那家公司马上就要被一家更大的公司兼并了，职员人心惶惶，都在想办法另谋出路，基本上是一种乱糟糟的局面。他们听说我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北方城市的大学生，都很感兴趣，反正经理也出去interview了，就让我讲学校里的奇闻琐事，这完全是人之常情，就象前两年的歌星也都喜欢唱唱西藏。如果我的实习期短一些可能会比较好，终于有一天，我讲了一个宿舍楼里学生上吊的故事，我刚开口就被全公司最漂亮的一个女会计打断了，说听过，然后我就换了一个系主任挨揍的故事，还没说两句公司里的第二号美姐就说出了系主任鼻梁被打断的结果，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早就说过了。我只好说我没故事了，于是她们都很失望地说大学真没意思，也就那么回事，然后拿出梳妆盒对着小镜子整理睫毛。

公司里的人很快找到了新的刺激，有个德国来的哑剧演员每天在写字楼的广场表演，他们每天午休都要跑去看，就象听我讲故事的头见天一样热情洋溢，把我一个人留在部门的大办公室里接电话。我也乐得这份清静，端着饭盒站在窗前俯瞰街景。办公室在二十四层，眼前的城市就象一套儿童玩具，五吨的大卡车只有火柴盒那么大，我怀疑我把手上饭盒里的米饭倒下去都可以把行人的脑子砸出来。有时候我觉得可以容纳二十人的大办公室都是我一个人的，但这马上让我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的故事，故事里说小克劳斯用大克劳斯的马犁地，他高兴起来，便大声地唱：“我的马儿啊”，被大克劳斯听到，结结实实地揍了他一顿，于是我不安起来，看着楼下的街景，又有了不同以往的想法，我想如果我在楼下走，有人从上来泼下一盒饭来，会被砸成什么样呢？

有一天中午，我在公司里给我朋友打长途。我朋友当然是个女孩子，这个城市的辞典里已经没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的说法，一概称为朋友，显得简洁而且暧昧。这就象在美国，intimate也不能随便说，说了就是指同性恋。而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则代之以“哥们”或者“姐们”的称呼，否则就太生分。我朋友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大家都那么说，我也这么觉得，但我还知道，她很可爱。那天我给她打电话，她一边说话一边磕瓜子，每说几个字就是“噗”的一声，然后停顿一下，听起来有点象结巴，或者是间歇性的思维障碍。她告诉我老李出事了，我以为我没听清楚，就问他老李怎么啦，她说：“老李—噗----出事啦，你聋了你？”

“出了什么事？”

“拦路抢劫，噗，还打伤，噗，人了，抢的是个，噗，下岗女工。”

“被抓住了？”

“不被抓住能说出事吗？说那女的勇斗歹徒，把老李抓住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老李会去拦路抢劫？而且老李毕竟是当过兵的，别的不好说，捕俘拳总练过一点，据说一对一肉搏在学校保安队还算个好手，如果女人有这等手段一定不至于下岗，到柔道队混一混或许是个出路。我还想继续问，我朋友烦了，瓜子好象吃完了，这回吐出来的是我的好奇心。

我骑着自行车去看老李，监狱很远，我要骑很长的路，我在这条公路上已经耗进去至少半小时了，路边的风景不外乎光秃秃的树林，身前身后无不同，这里不是沙漠，否则我会认为我其实一直是在原地兜圈。天上的太阳越发懒洋洋的，象是摊软了下来，边缘模糊，象是一个刚被打到碗里的鸡蛋黄在慢慢扩散。暑假里我在写字楼上看街景，大卡车变成火柴盒，我想幸好太阳上太热，否则如果有人个上面扔东西下来，说不定会把我砸到地球的另一端去。这时我的BP机响了起来，我从腰里掏出来，看见屏幕上有一行字：“晚上回来来找我”，署名“烦死你了”。这就是我朋友的语言风格，我说她自相矛盾，她说这是辩证法。她说话总是这样乱七八糟，但她每次乱七八糟都要说她那是辩证法，要我看这不是什么辩证法，这根本就是变着法儿，非得有理。

我朋友叫我流氓，而且不分场合，有一次在商场里和我挤丢了，后来看见我，远远地就大声叫喊了起来，面子上的事是另一说，我还差点被几个想当护花使者的毛头小子揍了一顿。我被人叫流氓，她不是首创，她这样叫我却是因为老李，而老李也不是第一个。
时态的空白(二)


那天我骑自行车去看老李。把时间往前推十二年，那时候我九岁。我上自然课。老师是个梳江青头的更年期妇女。她的课上起来很累，因为她要求严格，至少我们都要严格执行腰板挺直两手背后的规矩，据说这就叫坐有坐相。这条规定对我来说肯定有点过于苛求了，我们班主任就好几次建议要把我的手绑在椅子背上，但是这样我就没法抄笔记，她只好一边上课一边观察我的举止，有时是大声斥骂，有时从讲台上跑下来，先把我的胳膊折叠到背后，然后就象出水芙蓉里的教练一样用手拍我，从肚子拍到脑门，一边拍一边说：“怎么就管不住你自己，这身体好象不是你自己的。”我觉得当然不是我自己的。我现在时时怀念班主任的慈爱，更年期妇女就没这么好的脾气，如果她发现有人不合规定，就会把这个人从教室里轰出去。那天她上课讲的是关于物质三态的知识。她说东西有水就会软，东西软就是因为有水。那时就要下课了，如果早点说这个或许我还能控制自己，但是那时候已是强弩之末，我把手伸到了桌上，满面微笑地捏着我的塑料文具盒，说了一声：“这个也有水吗？”我的声音不大，但是我的同桌听见了，居然乐出了声，她乐的声音也不大，可是就被更年期妇女听见了。她目光转过来的时候，我的手还在桌上。她的目光严峻如深秋的冷风，语言也铿锵有力坚定不移：“那么大的女孩子(九岁)竟然不知道羞耻，那男生，下三滥的，流氓胚子，都不用培养。”我的同桌马上就伤心地哭了，我的脸上还挂着刚才的微笑，因为我根本就管不住。后来我的文具盒被没收了，一直没还，这是我参加作文比赛得的奖品。

这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叫流氓。从此我的人生陷入了悲观，我认为我将来会变成一个流氓，毕竟我的家教很严，变成流氓当属不孝，我开始检点行为：绝对不能把女生逗笑，否则就是一个流氓。后来我见了女生都是一副哭丧脸，这都不是装的，因为我害怕变成流氓，这对别人只是一种表情，是一种状态，对我则是一种生活的必需与定数。我见了女生就如丧考妣，为了平衡，和男生在一起就变成喜剧之王。卡夫卡说：“在人的心灵里快乐与悲伤比邻而居，欢笑的声音不要太响，否则会吵醒他沉睡的邻居。”在我的心灵里，小同桌的哭泣已经把欢乐和悲伤都吵醒了，他们大声喧哗，我的心灵一刻不得安宁。

如果说更年期妇女的说法还只是预言，后来老李的说法就是一种审判。老李说我是个流氓，而且教会了我朋友这样叫我。

我和我朋友是这样认识的。我上大学后，我们班的女同学看见我不苟言笑，都说我深沉世故，男同学说我奔放热情，就一致推举我作了班长，那些天我心情不错，认为我的处事方式左右逢源。那一段时期，学校里据说出现了一些坏分子，所以要对新生加强管理，每周都要开新生班长支书大会，其实班长支书只要去一个就可以，但我坚持每次都到，学工办的人说我积极，其实我有我的小算盘：我总怕他们说的坏分子就是我。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但当时我不这样想。更年期妇女的面目常常在我眼前浮现，她高亢的嗓音在记忆中挥之不去，我则如箭疮初愈的飞鸟耳闻弦响心惊胆寒。每次开会时我都聚精会神地听报告，担心那些情绪高涨的发言人里马上就要从人群中揪出我，当众宣布我是一个流氓。散会后我则堕入极度的疲惫，那种感觉充满窃喜却又近于失望，暧昧之至因而不可言传，我总是在别人退场后坐在椅子上发呆，其实我正心思百转，计算我在下周的会上被揭穿画皮的概率。我的那副样子终于引起了我朋友的注意。

我朋友和我不一样，我时刻准备当上流氓，但是她时刻准备着评选先进。她每次散场后都会留下来一个人打扫会场，除了长得好看之外，扫地也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她头发长长的，晚腰扫地时批散下来，她就停下来伸手挽到脑后，那个动作温柔妩媚，比她别的任何时候都要好看，到了后来我才这样想，那时如果我这样想我就不能保持严肃。那天她就这样挽了一下头发，然后没有继续扫地，她用笤帚指着我，另一只手叉着腰，对我说：“你怎么也不帮我扫地？”我从复杂的计算中抬起头来，看见她的眉毛快要皱到一起了，如果我不马上站起来，笤帚和我鼻子尖的距离会比她的两条眉毛更近。

后来我每周散会之后都和她一起打扫卫生。那个会场很忙，每天都有人用，但是我们的会不幸安排在周末，所以我们其实是在清理整整一星期的垃圾，然后清理出一间干净屋子让别人用一星期的时间弄得比动物园还脏。我朋友非常喜欢说话，那时候她说话并不都是辩证法，但我也不爱听，因为我的脑子里在算题，算我被学校重点打击的概率，我想建立一个模型来预测。规范的作法就是在学生里抽取历史样本，然后搞SURVEY，拿是否被打击当因变量，再弄一些自变量作线性回归，或者COBB-DOUGLOUS函数拟合，最后拿来预测我的命运，但是具体怎么办这些事情我一点主意都没有，这让我没有信心，但现在我就有了借口，我说都是我朋友跟我说话搅和了我的思路。

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俩扫地的事情被发现了，大会上组织了讨论，号召大家向我朋友和我学习，结果大家都抢着留下来干活。会议室不是很大，那么多人都坐着还看不出挤，但是站起来干活就不一样了，处处掣肘，不能发挥。每次散会之后那间屋子都象一个大家族在闹分家，一开始屋里的三把笤帚象上甘岭的一个苹果轮流传，后来是自带家伙开会，笤帚水桶墩布人手一套，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又有人拿来了吸尘器，一个力学系的家伙找来一根大橡皮管子安装了简易的高压水龙，可以从楼道另一头水房里把水引过来，但是这些高技术手段引起了一些矛盾，因为这样就严重减少了需要对劳动力的需求，好些人没活干，只能看着那几个家伙表演，当然有意见，这些自作聪明的家伙只好把东西收了起来。后来又安排了轮流值日的班组，但是根本没用，没轮到的人照样不走，都说我给你们帮帮忙吧，一个人这样没关系，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这样，其他所有人都这样，会议室里还是接着闹分家。

我朋友面对形势的新变化逐渐感到茫然失措。据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我朋友来说，扫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形势的新变化剥夺了她的固有生活，我完全理解她，因为她让我陪她扫地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方式就是呆坐在那里思考我什么时候会被正式宣布成为一个流氓。我们两个人此时同病相怜，站在满屋子沸腾的嘈杂与喧嚣中怅然若失，现在想起来我们后来凑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被失去了生活方式的人如果不再另寻慰藉会孤独而死的。

我朋友当上了一个骨干，我是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和骨干的关系就象足球队里的替补和主力，我就是一个骨干替补，我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不这样叫，他们叫自己替补骨干，这样效果有很大不同，替补骨干是一种骨干，但是骨干替补就只是一种替补。组织上找我谈了话，说要重点发展我，让我表现好，我说我一定好好表现。组织上还说，我们这些有希望的同学需要辅导帮助，以更上一层楼，他们还说要派专人来帮助我，这个人就是我朋友，他们说我朋友是个好同志，让我多向她学习，我说我一直在向她学习，他们说那就对了，不是她带你扫地你也当不上积极分子，我说我记住了。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完蛋了。头头们对我的态度对我来说是一种完全不曾经历的事物，对这种新事物我无法捉摸。我从九岁起就被人预言为流氓，从此我的人生陷入了悲观的氛围，对于不可捉摸的事物我习惯作最坏的联想。据我所知，肉猪就可以吃最好的饲料，特别是在被宰掉之前还要提高伙食标准“重点培养”。更年期妇女和头头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忽分忽合，我觉得我的定数就要到了。

我朋友是我的上线，我是她的下线，我这样说她不同意，她说这听起来象是在搞老鼠会，应该用另一套词汇，但是我想不起来。其实我这样说已经很客气了，我有时候怀疑她是个特务，是组织上派来刺探我的底细抓证据的，但我没对她这样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可能我已经爱上了她。

她后来总是说，我给她丢了人。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她跑来找我，说我的机会来了。说有一些外国友人要宴请我们学校的学生，和中国青年谈心。组织上认为我们这些人不容易受腐蚀，所以决定从我们这些人里挑代表去吃饭，根据英语课的成绩挑出了我和另外几个人，她虽然英语成绩不行，但是作为我的上线也要去考察我的表现，如果我表现好，我也可以当上骨干，也可以发展下线，当然她没有这样说，这是我的翻译。

我觉得这顿洋饭局应该就是我的被打击之前的“重点培养”了，我这样想是没有道理的，重点培养没必要让外国人搞，要搞也只可能是让骨干去展外国下线，我朋友这么好看，一定可以发展好几个，但是那时的我已经丧失理智，想不了这么多。那天下午我跑去上马列课，那门课要点名，不去就不及格。不及格的后果严重，具体怎么回事说不大清了，总之是什么好事都会跟我没关系。上课讲的是必然规律，这下我更加绝望。清人笔记里说，所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道、天道这六道轮回，并不需要遣送，都是根据各人平生的善恶，就象水流向潮湿处，火烧向干燥的地方一样，气息相感，以类而分，自然会到他该去的地方。我在九岁的时候被自然课老师叫了流氓，现在我也正在露出本来面目，变成一个流氓是我的必然规律，气息相感，以类而分。

我骑车到监狱去看老李的那个下午天色阴沉昏暗。监狱的路很远，在我看见路标之前，我以为我会在这条路上这么骑一辈子，见到老李，我就该老死了。我朋友在宿舍里等我去找她，后来毕业了被学校轰出来，就在家里等，一直等到老也看不到我。路标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说监狱在前方一公里，以我现在的速度，用不了五分钟我就可以到了。我稍微加快了速度，一声不响地往那个方向骑，我一声不响是因为没有人和我说话，如果我自言自语，过路的人看见会觉得我是疯子，而且说不定我会泄露我心中的阴私。把时间从那个下午往前推两年零四个月，那天的傍晚我和朋友坐学校的车到外国人家里吃饭，在车上我也一路无话，我心中充满绝望，面色昏暗阴沉。那天我给我朋友丢了人，然后老李叫我流氓。

这个事情责任不都在我。我朋友跟我说的是外国人要宴请我们，所以我觉得就是吃顿饭。其实不是，这种活动应该叫party，主要是凑一帮人闲聊天，不是正经吃饭，但是我不懂。我走进去之后发现架式不大对劲，一点吃饭的意思都看不出来，就是一间大客厅里站了一群金发碧眼的老外冲我们微笑招手。这种环境也让我不可捉摸，不可捉摸的时候我无法思考，我的思路滞留在了有关“重点培养”的问题上。后来宾主落座，大桌子上是空荡荡的，每人面前一杯咖啡。先是一个老头致欢迎辞，说很高兴有机会与中国学生交流，这种交流必将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互相了解，然后就是大家轮流发言，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大同小异地说一通感谢主人安排这场聚会之类的客气话。最后轮到我，我朋友抬头看了我一眼，点了一下头，然后我就自我介绍，也说了一通客气话，本来说得差不多了，效果挺好，我突然冒出来一句：“thanksforthedinner”。屋里先是安静了一下，然后就是一阵暴笑，只有我朋友一个人没笑，她的眼睛滴溜圆，两条眉毛又要拧到一起去了。笑过之后，老头总结发言，说我们会有一些招待，但是现在先听一位他们国家的重要人物的讲话，大家鼓掌欢迎同时冲我微笑，只有我朋友瞪着我。

回到学校已经十点半了。我在校门口把自行车打开，想回宿舍睡觉。我朋友把我叫住：“你还想走啊？”我说我不走干什么去，她说你别想走，让我把车锁上。然后我就开始和她在校园里到处乱转。她生了气，胸膛起伏不定，几次嘴唇歙动却欲言又止，始终一言不发。我们俩从南门走到北门，然后折回来，转到湖边，我建议坐下来歇会，她理也不理。

我们走上四教侧道的时候那条路几乎完全是黑的，连路灯都瞎了火，只有两样东西是亮的：四脚门房的窗户，还有我朋友的大眼睛。我们学校的四教据说有鬼，有人说晚上听见二楼的教室里黑着灯但是传出凄惨的喊叫声。几天前我经过这里，还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门房的窗台上放着一个逼真的模特人头。那个人头金发碧眼，非常好玩。

我朋友停下了脚步，问我还记不记得今天我都说了些什么。我说我记得。她开始大声责骂我，说我给她丢人。“你是我帮助的，你这么没出息，人家都会笑话我，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反问句，就没有回答。可是她不这么觉得，没完没了地问我：“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我被吓坏了，也不敢说她语法不通。她恨恨甩了一下胳膊扭头走了，我赶紧追上去，到了四教楼下，她突然停下来，指着我的鼻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你自己说说看，我该说你什么好？”

那天我第一次看到老李。如果让老李来回忆那个夜晚，他会想起四教楼下大号手电筒光笼罩下的两个孩子。那个夜晚星月惨淡，老李巡夜来到四教楼下，看见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女孩子泪流满面，男孩子似笑非笑。

我朋友一再地问我：“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无言以对。我在想办法摆脱僵局，试图转移她的注意。我发现我们站在门房的窗下，我想起了那个金发碧眼的人头，我眼睛一亮：“你回头看窗户上那是什么？”她刚才又问了我一遍，听我一说，扭头朝窗户看。我也看了过去，我发现我错了，那个人头面贴玻璃，一头长发批散在面颊，在灯光掩映中面无表情平视窗外，我没想起来此时已是深夜，看见这种东西，除非喜欢鬼，否则不会觉得它好玩。我也吓坏了，不过是我朋友的尖叫吓的，也叫了一声。我们俩都是大嗓门，特别是她，后来还参加了我们学校的合唱团，这两声惨叫在这种时间至少可以传出去一公里，这声音招来了老李。

老李的手电筒照过来的时候，我朋友已经平静多了，平静多了就是说她不再尖叫了，那时候她痛哭失声，三分之一是心有余悸，三分之一是被我“thanksforthedinner”气的，，还有三分之一则是二者的合力，总之，她痛哭失声。老李穿着制服，手拿电筒，腰挂棍子，样子威风凛凛。老李先瞪我一眼，问我朋友：“有事吗？”我朋友摇了摇头，老李松了一口气，说没事就好，我朋友本来光顾着哭，听到他这么说又摇了摇头。老李的眉头皱了起来，把脸冲我转了过来。我完全没有料到事态会这样发展，正在茫然不知所措地发呆，与我朋友相反，她在哭，我在傻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傻笑，因为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老李看到我傻笑非常生气，他说我看着就不象正经学生，还说了几句别的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他最后说，对我这种流氓学校要严肃处理，他说我是流氓。我仿佛坠入虚空，眼前的老李幻化成高声断喝的更年期妇女，背景空荡荡的，令我不知身在何处，更年期妇女站在太阳上向我吐唾沫，我好象看见唾沫把我砸成了两个字：流氓。我仿佛风中残荷摇摇欲倒，带着一脸傻笑，这一天终于到了。笔记里所说的无需派遣的六道轮回愈加深入我心，九岁时我逗笑女生自然老师说我是流氓，我十八岁的时候弄哭了女生被老李叫流氓，女生的哭与笑是我的二律背反，我走投无路，因为我本来就是流氓。

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老李对我朋友说，同学你别怕，学校会给你出气的，学校正要打击这种小流氓，我们一起到保卫处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们送你回去，当然，这小子暂时走不了了。我对老李的话没有任何反应，我那时在想，我以后不用再算概率了。

老李对我朋友说要处理我。我朋友突然止住了哭，摇起了头：“他不是流氓，谢谢您了，不用了。”老李诧异了：“同学，你别怕呀，我们会保护你的，你是怕打击报复吧？”我朋友的头摇得象波浪鼓，她一个劲地摇，她好象挺着急，急得说不出话了。老李的眼睛瞪得滴溜圆，老李刚才生了气了，他觉得让他生了气的人肯定不是好人，他觉得他不会看错人，可我朋友不合作，不讲原则。过了一会老李气消了一点，他气消了一点就开始思考，而且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的怀疑如此强烈以至几乎他自信他的怀疑其实不言而喻。可我朋友偏偏不让他怀疑，她的回答不仅让老李丧失信心，也让我难以置信。

“他又不是你朋友，你护他干什么？”

“他是。”我朋友说。这时门房的灯灭了，星月黯淡，好象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亮的：我朋友的眼睛和她盈盈欲滴的泪水。

我骑车去看老李的下午天色阴沉昏暗。我已经看见了不远处监狱的轮廓，过一会我就可以看到老李了。两年零四个月前的那个夜晚他叫我流氓，那时候没有人会相信有这样一天我骑车去监狱看老李。那天晚上我一脸傻笑地当上了流氓，我不会忘记老李，不只是因为他叫我流氓，而且，那天我朋友成了我朋友。
时态的空白(三)


第二章

老李所在的监狱远得能把人气死。跳下自行车的时候胳膊腿酸痛交加，我怀疑马上就要掉下来，把我变成一跟棍子。真想找个地方一屁股坐下来，但是不行，因为我要看老李，想看老李就得办手续。我打量了一眼，监狱和电影里看见的略有不同，但是也差不多。反正就是一个封闭的院子，围墙没有想象得高，目测的结果是我在理论上有能力爬出来，但是上面还有铁丝网，还是电的，那就没戏了。探视需要预约，在中国大概没有几个地方搞这一套。我后来参加了一个出国培训班，他们搞咨询也要预约，说是makeappointment是个好习惯，说是他们从外国学来的，我总觉得他们不是从外国学来的，并且觉得咨询就是探监。

从我去看老李的那个下午起把时间往前推两年零四个月，那个夜晚我给我朋友丢了人，然后老李叫我流氓，最后我朋友说我是她朋友。关于我朋友成为我朋友的事情超越了我的理解能力，在我们这个国家生活必须学会一样本事，那就是对不能理解的事物安之若素，如果什么问题都钻牛角尖，那么十二亿每个人都可以当上《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委，但是他们编的书永远也不能出版，因为书里只有为什么，没有解答，如果有了解答，那么他们就会象老李一样住在铁丝网里，等别人makeappointment，然后走很远的路来探视。我的为什么就很多，比如说为什么更年期妇女可以没收我的文具盒，但我已经想出了唯一安全的答案，那就是不为什么，于是安之若素。

我朋友成了我朋友，这件事情超越了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们俩的关系在二十四小时内传得到处都知道了。判断好坏永远比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容易，比如老李想破脑袋也弄不清楚为什么我朋友会不让他把我抓走，但是他就一看见我就敢说我是一个流氓。除了我们俩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件事也是谁都知道，那就是thanksforthedinner。在很长时间里，很多人看见我就面露微笑，这种作法比较含蓄，我要是硬理解成友善也说得过去，有的人就比较不客气，他们见着我也微笑，但是非要来一句thanksforthedinner，而且在厕所里也说，气得我简直想把他的嘴按进茅坑。说我其实也没什么，可是我朋友也完蛋了，她们见着她也这样，这让我很难过，可是事已至此，追悔莫及，也只好安之若素。后来大家感到说英语饶嘴，开始问“你吃了吗”，问我也问我朋友，我对此痛苦万分，常常主动对我朋友说我给你丢了人。想不到的是我朋友说没关系，她还专门跑去印了一批文化衫，前胸“thanksforthedinner”，后背“今天你吃了吗”。我们俩每天穿着跑来跑去，奇怪的是穿上就没人说了，这个我也不能理解。我后来总是对她说，你真有办法，骨干没白当。

那个夜晚老李叫我流氓。那天我朋友一直在问我：“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后来她对我说，看来人家说得对，我应该说你是流氓。我朋友开始叫我流氓，而且没完没了地叫，我也没法反对，这个命我认了，谁让我是个流氓呢。我朋友是骨干，在学校里算名人，因此我也成了名人，后来大家都知道我叫“流氓”。但是除了她之外谁都不当面叫，尤其是女生更是讳莫如深，她们觉得我朋友是在拿这个词当“darling，honey”之类的称呼用，她们如果这么叫我要落下卖弄风情的嫌疑，其实这是小看我朋友，她是个骨干，不会这么肉麻，她叫我流氓就是因为她觉得我坏。

我朋友学的是理科，脑袋里只有公式，后来当了骨干，脑子里只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人类美好的前景以及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看到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坏人。对她我则有不同的看法，我从九岁就对人生充满悲观，后来学的又是货殖之道，认为这个世界如此丑恶，认识了我朋友之后，我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好。

我觉得我朋友好，但是我从来没对她说过。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有什么好东西不要说出来，否则会惹麻烦。我七岁的时候，我爸爸出了一次国，那时候出国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可以带免税的电器，我爸爸就带回来一台电冰箱，比市场价格要便宜了好几千块。我觉得电冰箱真是好东西，我可以吃很凉的东西，但是我爸我妈都警告我不要出去乱嚷嚷。这个认识我记了十年就忘了。我十七岁的时候在中学里期末考试，要考政治，但是政治成绩不排名次，不排名次我当然什么都不会，但是得零蛋总不太好看，所以有点紧张，后来考卷发下来，我看了一眼之后突然惊喜地在教室里大声嚷了一嗓子：“哈哈，我会一道填空！”结果我被老师轰了出去，还是得了零蛋，这件事应该又可以让我记十年。两年后，我在十九岁时有了一个朋友，我朋友也是好东西，所以我忍着对谁也不说。

我朋友认为我是一个坏人，在这一点上她和老李取得了共识，老李教会了她叫我流氓，于是她到处这么嚷嚷，说我是个流氓，可是大家都不理解，非要认为她在肉麻地和我打情骂俏，男生女生听见都不自在，男生嫉妒我，女生嫌她烦，她只有老李一个知音。

我往监狱大铁门旁边的一个小窗口里报上了姓名、老李的姓名还有预约登计号，然后就在外边等。我说这个地方也搞appointment，但是不守时，我在外边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理我，这时候我腰里的BP机又开始乱叫，屏幕上是一行字：“早点回来，晚上去找我”，署名是“再也不想看见你”。这时候有个表情严肃的警察把铁门开了一道缝，探头出来叫我的名字。进去之后发现还要等，而且等的不是我一个。四间见面室，我被指定到三号队，在我前面有五个人，我心里凉了大半截。我在队尾蹲了下来，那个警察过来把我拽了起来，说“站好了站好了，当这是什么地方呀”，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了，把我当成犯人了，可又不敢问。我的四肢又酸又疼，我不停伸头向前张望，时间好象停止了。

我在监狱排队等着看老李。把时间从那天起往前推两年零四个月，老李教会了我朋友叫我流氓。那时候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在骑一段长得要把人气死的路，然后排一个好象永远也排不完的队到监狱看老李。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痛恨老李，但是从来没有想到给他设计这样一种命运。我很爱我朋友，但是我常常给她设计坏命运，有时候我幻想她生重病，我天天到医院陪床，还常常幻想她被人拐卖，我不远万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救她于水火，解之于倒悬，有时候在深圳，有时候在山东的穷乡僻壤。这都是我的悲剧性格在作怪，我常常想着想着就哭起来，感到人生的无常，虽然这些事情都没发生。

我朋友和老李都觉得我是个坏人。那天夜里，老李在四教的门房窗户下要把我抓走，但是受到了我朋友的阻挠。但老李还是坚信我是一个坏人。其实仔细推究，在这一点上他和我朋友仍有不同。我朋友觉得我是个坏人是一个公理，无需证明，象一个哲学家。但老李则认为我是一个坏人虽然显而易见，却还在定理的范畴，我是一个坏人是他的假说，他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花费了打量时间和精力来搜集经验证据，象一个科学家。

我和朋友很快就发现我们俩的行踪总是被人盯梢，盯梢的人就是老李。老李坚信我是个流氓，并且坚信我朋友受了我的胁迫，因此他认为自己还负有一个光荣使命，就是保护我朋友免遭厄运。他还跑到组织里去跟头头谈，寻求合作意向。老李是个队长，也算领导，因此头头也要认真对待，而且此事有关骨干和积极分子，为了学生干部的纯洁性起见，也要认真对待，于是一拍即合。头头把我和我朋友找去谈话，让我们要自重，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进步和作工作，最好不要谈恋爱，谈恋爱可以，但是不能出格，出格可以，但是不能当着骨干或者积极分子就出格，当着骨干或者积极分子就出格也可以，但是不能让校卫队抓住。我觉得他说话简直是乱七八糟，完全没有逻辑，但是不敢说。后来他又说，你们写个材料吧，把事情老老实实说清楚，一定要诚实，这样我将来也可以给你们说话，要是不老实我也没办法，还让我们放心，写的材料一定保密，还让我特别不能隐瞒事实真相。然后我们俩就分别作到了两间屋子里写。大二的时候我学了博弈论，了解到这叫“囚徒的困境”，没法不说实话，我们俩说的就是实话，可是老李偏不信。

老李为了证明我是一个流氓绞尽了脑汁，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我对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充满了敬意。有时我会把他和阿基米德联系到一起，阿基米德在兵士的利刃前说：“等会再杀我，让我证明完这个几何定理”。老李则略有不同，他放下了手里的其它工作全力以赴对付我，他说：“别人把学校炸了我现在也不管，先让我证明这小子是个流氓。”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对付我，我一定要把他当作心目中的偶像。

老李不遗余力地追踪我们俩的行踪，搜集我是一个流氓的经验证据，同时保护我朋友。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很用功，我每天早上六点半都要到图书馆自习室占座，我去老李也去，就在我对面放本书。然后我到我朋友宿舍楼下等她一起吃早饭，老李也去吃早饭，然后我跟我朋友去图书馆看书，老李也去图书馆看书，我们俩看四六级，他看福尔摩斯。在我们学校里，占座是literally不合法的事情，但是大家都干，有时候图书馆里的保安会进来把占座的书本收走，还有一次教训了一个占座的学生。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以为老李是到自习室加强管理的，以为学校要严肃纪律，于是不敢占座，这下便宜了我：我可以多睡一会儿。

图书馆关门后，我送我朋友回宿舍，我们俩有车不骑，边走边聊，老李也有车不骑，时刻与我们保持五米的距离，密切注视我的一举一动。我朋友她们宿舍楼下到了熄灯前比什么时候很热闹，一大帮人捉对而立，干什么的都有，仔细看过去象在搞我国的谈恋爱史回顾展。有七十年代的，手拉手，有八十年代的，勾肩搭背，有九十年代的，拥抱热吻，还有跨世纪的，少儿不宜。老李就是时刻准备着在我欲行不轨的时候突然大喝一声从黑暗的树丛中跳出来大声宣布：“李氏定理证毕！”让他遗憾的是，我和我朋友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还处在五六十年代，我抱臂胸前，她玩衣裳角，欲言又止，面面相觑。

我在监狱里排队等待看老李。过了很长时间才从里面出来一个人。我觉得这个队伍排不完了，等我见到老李的时候，我已经快要老死了。我朋友一直在宿舍里等我，后来毕业了被学校轰出去，又在家里一直等，等到老也没见到我。我是个没耐性的人。在我小时候，干什么都要排队，无论是买馒头还是买面条甚至买肥皂都要排，最可恶的是吃不到鱼，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供应带鱼，排起队来吓死人，但是大家都欢天喜地。我最爱吃鱼，但是我不喜欢排队，那时候都是我妈妈和我姐姐去排，她们让我排，我说我宁可不吃也不去，她们说我其实是知道她们肯定会去排而且不会不让我吃才这么不要脸，我大二的时候学微观经济学，了解到这叫智猪博弈，排队买鱼的时候我还没学过博弈论，所以我说宁可不吃鱼真的不是惺惺作态，我真的怕排队。我在那里排队等待看老李时全身酸痛，警察还非不让我坐下，我真想一脑袋碰死。

老李要证明我是个他可以抓起来处理的流氓。他的存在让我感到极度的不安全，这种感觉非常难受，如何难受不大好形容，这么说吧，那时候我怀疑我有病，我站在我朋友楼下和她面面相觑，我觉得两条腿在发软，要往地上瘫倒，我那时候刚刚看了《过把瘾就死》，我以为我得了肌无力综合症；在图书馆里我对着老李看书，感到坐不住，屁股疼，我怀疑我得了痔疮，可我才刚满十九岁。总之我感到危机四伏，天地之大无容身之所，只有在我看着我朋友的大眼睛的时候才会稍微释然，我总担心马上就会有一天厄运降临，让我们不能这样。我常常看着看着她就开始发起了呆，其实我心思百转，为我们的前途忧虑。有一天我作了一个梦，说谈恋爱要申请许可证，我跑去审查，审查点在我们学校保卫处，排队一直排到了北极。我梦见我坐在一座冰山上漂洋过海，变成了一个爱斯基摩的猎人，驯服了一头北极熊，我给它扎了红丝带，感到一块削圆的冰上，让它漂流回去，陪我朋友度过我排队的漫长岁月。

我每天让老李一无所获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但我也实在没办法，这是一场零和博弈，我不被抓他就不能证明出定理。老李每天失望而归，对我愈加愤恨。每次我把我朋友送进楼，他就要来拦住我，恶狠狠地说，“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对那个女同学干什么，我绝不轻饶你”，或者说“哼，要不是我看着你不定干什么了”，然后悻悻然地走掉。

老李的研究长期没有结果，这种事情放到谁身上都要恼火，更何况是老李这样自认为道德水平高而且穿制服别棍子的。作研究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作法，一种是怀疑自己的假说，检查设立的假定，然后修改假说；另外一种作法就是干脆怀疑自己提出假说所依据的理论范式。老李要证明的是我是一个流氓，进展不乐观。老李的理论基础就是他的道德水平以及制服棍子所代表的不可侵犯权威，这个不能怀疑，所以他怀疑他的假说。根据他的理论，认为我是流氓完全合理，那么问题肯定出在他的假定上，他假定我朋友是好人。他的新的假定认为我们俩都是流氓，互相勾结起来算计他，不是他不行，而是我们人多因此更加狡猾。想通了这一点，老李又找回了信心，重新投身于他的研究工作中。就他的这种心路旅程而言，他完全可以当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对理论的信仰跟老李差不多，他们在六十年代搞坏了拉美，八九十年代搞坏了东欧，九十年代又在东南亚闹了一通，但从来都不承认理论不行。

我后来曾经异想天开要改行学法律，就去作法学研究生院入学的LSAT题。有一道题的题干这样说：为什么要责怪经济学家不能控制经济学呢？既然没有人责怪天文学家不能控制天体。”题问的是什么我忘了，但是要是让我自由发言就要说，天文学家压根就没想控制天体，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准是对的，但是经济学家老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能操纵经济。老李就总以为他对我什么都知道，这一点和经济学家很象。其实我是个流氓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是我是不是流氓是我自己的事情，凭什么老李可以来管，这个烦不烦啊？这个问题我也无法理解，可我不能安之若素，因为我想和我朋友好好地在一起。后来我想想摊上一个老李算是幸运了，因为老李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现在流行cook数据，如果老李也cook数据那我就一点机会也没了。这种事情我们身边处处可见，比如说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混蛋就说他在我们学校的生物系从恐龙蛋里弄出了什么遗传物质，现在的科学家连恐龙蛋都敢乱编，要把我们俩搞臭完全没有难度。


时态的空白(四)


我那时候害怕极了，有一天我梦见学校的宣传栏里贴了一张处分通知，写的是我和我朋友的名字，说我们俩违反校规校纪发生非法关系，并生下一只恐龙蛋，学校经研究决定给我朋友记大过，而我则因为态度恶劣且为主犯，给予勒令退学处分。我想把公告撕下来，找来一跟棍子砸玻璃，那玻璃不知道是什么作的，不但硬而且弹性特别足，棍子谈了回来崩到了我的脑门上，把我崩得来了一个后空翻。我浑身是汗地跑去看，发现宣传栏里没贴这东西，立刻放松了下来，差点在宣传栏前站着就睡着。

其实我的恐惧不无道理，当时的形势的确在朝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在九岁的时候被更年期妇女叫流氓，从此人生陷入悲观。人若悲观就象腿上生关节炎，对于环境变化异常敏感，这一点我和我朋友不同，她积极向上，我的身心所在正山雨欲来，而她的周遭却阳光明媚，耀得她什么都看不见。

不久后我们一起去开会，后来的会上头头就开始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我们这里的头头有一个特点，无论是多么言语无味词汇贫乏的人，一扯到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就妙语连珠口若悬河，开始说得比较含蓄，只有我这样怀疑一切的人才能听得到弦外之音，后来越说越带劲，越说越激动，大家都听得出说的是我们俩，好多人不怀好意地朝我们这张望，无数的目光交织成一片海洋，将我们完全淹没。我朋友虽然积极向上，但绝不是傻瓜，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脸胀得通红，低着头不说话。补充一下，那时候她的样子非常漂亮，因为这不是骨干的形象，我定睛看她，我的目光象一个采珠的少年，别人汹涌的目光象海浪，我扎下一个猛子，贪心地寻觅着她的每一份妩媚：我怕我不能再这样看她。领导还在滔滔不绝，当然，他还是比较含蓄，不过与前边的含蓄不同，前边的含蓄含沙射影，是对象的含蓄，后边的含蓄欲言又止，是情节的含蓄，写在纸上就属于贾平凹的风格，他没法不含蓄，他要说的都不是真的，真事他也知道，我们写过材料了，可他又不肯说。头头讲话我常常听不懂，这么说话有他大好处：我要是揍他就很不占理，人家挺含蓄的嘛。最后领导开始自我批评，说以前的帮助发展工作有漏洞，害了一批(一批就是一个)好同志，以后要改进，现有的帮助组合要调整(就是不搞一男一女式的组合)，以防坏人钻空子。这句话简直含蓄到了家了，这种含蓄是借刀杀人隔山打牛，属于目的的含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我成了公敌。好多男同学，加入组织就是企图接受女骨干的帮助，这下全让我搅黄了，恨不得把我踩死。照我说，这事应该首先怪老李，但是他们不认识老李，其次应该怪头头，但是他们惹不起头头，所以只好恨我。

处理意见很快出来了，没有我想象得那么严重，我朋友，因为一贯工作积极认真，而且是为组织的安排所累，而且应该是受到胁迫，因此不予追究。对我就没有这么客气，先要写一份检查，然后取消积极分子身份，赶出了革命队伍。这是我到在人生中第一次享受特权。在我们国家，组织高于行政，行政高于法律，这也就是说，我可以犯一次错误而免于行政处分，我可以犯两次错误但混到受牢狱之苦的田地，其实组织中又有级别，我朋友是骨干，高于积极分子，这样在理论上犯三次错误才会进监狱，我们头头的机会更多，难怪那么多比我坏得多的人都往组织里挤，我朋友这么好，简直就是在尸位素餐，浪费资源。想通了这一节，我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原来我也当过一次特权阶级呢！

我们头头像个艺术家，因为他含蓄，但老李就严谨，象个科学家。老李修改了他研究的课题，他现在要证明的是我们俩是一对西门庆、潘金莲式的狗男女。他对他前面的工作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辨和总结，认为他在方法论上也有问题。象他那样跟我们形影不离，我们就是再猖獗再无耻也不敢乱来，他犯了打草惊蛇的错误，应该旁敲侧击引蛇出洞，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防不胜防。

我和朋友继续来往，既然过去的事已经处理过了，而且我已经不是积极分子了，我去找我朋友谁也不能管我。老李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一开始我还觉得有些不习惯，每天又要起大早到图书馆去占座。佛洛伊德说，人如果长期陷于一种困难，久而久之，会把这种苦难当成快乐。我认为我们当时就在朝受虐狂的方向发展，幸好老李的三省其身歪打正着。吃饭的时候、看书的时候、在宿舍楼下等熄灯的时候没有人看着我们，我们都觉得不习惯，我们时不时地伸头张望，心中疑窦丛生：咦，老李到哪里去了(我们俩在一块干嘛要老李在边上？)括号里的问题是后来想起来的，当时我们可是失了方寸。我们俩还不知道老李在作隐秘的fieldwork，因为受老李荼毒未深，因此很快就想起了括号里的问题，这是个反问句，我们俩都不回答，认为老李听说头头修理了我们就已经高兴起来了，这简直是对科学家的诬蔑，如果我是老李，知道别人这样揣测自己，一定会拍案大怒：“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罗素说人要不计利害地追求真理，老李作得比谁都努力。

老李在我们的身边无处不在，但我们一无所知，他就象是溶身在了空气里，每一个分子都在向我们渗透，准备一举包围我们灵魂的最深处，让一切深藏的罪恶都走投无路无地容身。有时候他化妆成卖冰淇淋的，我们走到哪，小车推到哪，有时候在旱冰场看鞋，其实我们都没看破，但他心虚，有一天我们在学校里散步，他到园林队借来配了一套行头，装成一个喷滴滴畏的遮着脸跟踪。我经常陪我朋友去体育场锻炼，我们学校的体育场年久失修，场边的铁栅栏多数都断了，这给老李提供了大好机会，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天天可以看见有个人一手拿面具，一手操焊枪，修理体育场的栏杆，但是我那时候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朋友跑百米掐表，对此完全没有怀疑过异常，以为是学校的正常维护。我们俩坐在草坪上聊天时，有时候会觉得眼前有光亮一闪而没，这不是是旁边的教学楼里有人开关窗户的反光，是老李手拿一个俄罗斯军用望远镜在监视，那种望远镜我用过，老李完全看得清我朋友吃的是POLO口香糖，穿的是REDTAPS的牛仔裙，遗憾的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那时候我们俩都挺高兴，俗话说得意忘形，人高兴起来容易变成白痴，白痴的特点就是毫不怀疑地接受别人安排的一切。我和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个白痴。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黑格尔是个哲学家，后来拿来用的人则大多不是，不仅不是哲学家，很多人还别有用心地要骗别人，剩下的就是骗自己。那时候我们高高兴兴的，对身边的异常视若无睹。有一天我们俩在一座从来没见过的雕塑下坐了一下午，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其实那座雕塑就是老李拿硬纸板糊出来扣在身上装的，后来老李一说我们俩都羞愧万分，这说明人常常认为身边的事物不合理是一件好事，为此必须保持适度的悲观。

老李的确是个天才，我在大学一年级试图构造模型预测我被重点打击的概率结果无从下手，他对于我们俩的行踪却了如指掌，这说明他的统计功夫比我强出去多少倍。老李后来受我怂恿去炒股票，专走技术分析的路子，差点发了大财，这是题外话。老李这个人很怪，有时候我觉得他的智商高得离谱，比我肯定强得多得多，比如他就预测到我们俩会到那个地方去，就在那里装成一座雕塑。但有时候他又干一些傻事，让我完全不能理解，比如他让我看破伪装的那一次。那天下了很大大雪，我和我朋友到草坪去玩，先是打雪仗，弄得浑身都是雪水泥水，草坪角上有个雪人，我们去的时候就在那里，真人大小，非常好玩，我朋友挺喜欢，搂着雪人的脖子让我给照相，正待把笑容搬到脸上，突然听见雪人笑了起来。我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这个雪人就是老李。我朋友用手搂他的脖子，正好碰着了老李的痒处。老李在军队里是模范，那时候的军队一抓思想，二抓军姿，最后练挖地雷，老李能在雪中站好几个小时，一靠思想坚定，二靠军姿严整，只可惜脖子上的痒处是命门，便如蛇之七寸，赫丘勒斯的脚踝，让我朋友的轻得不可承受的纤手弄散了功。

那天我在监狱里拍队等着看老李。在我前面还有三个人，我累得已经没不觉得累了。从前边的情况来看，每个人的探视时间都不长，我的眼前开始露出曙光。将时间往前推一年零十个月，老李预测到那天下午我和我朋友要到草坪去，于是找人把自己堆成一个雪人，在草坪的角落窥测我们的一举一动。我朋友把手放在雪人的后脖梗子上准备照相，雪人突然笑了，我朋友大叫了一声，好在这是白天，而且草坪上人多，没有造成轰动效果，我也被吓坏了，不过不是被我朋友尖叫吓的，而是被老李。我朋友吓得坐在了地上，我也想吓得坐在地上，但是觉得应该让我朋友有一点安全感，于是强作镇定。这时候的所谓强作镇定往往就是在虚张声势，从一种不镇定突变另一种不镇定，我大喝一声飞出一脚，踹在了雪人当胸，雪人往后退了几步，我差点坐在地上。雪人站定之后表演了《印地安纳琼斯》里的最后一幕：浑身碎裂，但不是化为烟雾，而是象蛇蜕皮一样变出了一个老李。

如果我是老李，一定不来，因为谁都知道，那天草坪上人很多，此外，在数九寒天里如果想干什么简直就是殉情自杀，我们俩怕冷，都穿了两件很厚的羽绒服，样子古怪，拥抱起来都不舒服，那样看起来就象两只裹在加厚拳击手套里的手在使劲往一块握。即使是打算探听消息也说不过去，该知道的都知道得差不多了。但是老李偏要来，后来我问老李为什么，他笑而不答，我的猜测认为，老李的目的在于过程而超越了结果，他预测到我们那天会去草坪，为了验证他的模型，他来到了这里。爱因斯坦说，科学与艺术来自同一个神秘的源泉。我说，科学艺术在老李身上水乳交融。他追求过程中任何细节的完美，先设计了一个性感的雪人(如果这个雪人不性感我朋友也不会过去)，继而发挥了思想坚定、军姿严整的独道之处，尽管这道副题的解答对他的主题于事无补。这种不效率的作法往往是聪明人的专利，罗素说，从一个荒谬的前提出发，可以推出任何离奇的结论。我要补充一点，这种离奇的结论必须由聪明人推出，这里说的老李的故事荒诞不经，但却千真万确，因为老李的聪明不可置疑。我们国家动不动就搞大活动，往往搞到不可收拾，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人民太聪明，人聪明必然心散，就喜欢节外生枝，没事找事，而且什么事都要办得精益求精，笨人则相对执著，所以不会出太多问题，出了问题也因为弄得不那么精益求精因此还能收拾。我们国家在五十年代炼钢，结果炼出来的东西连回收都不行，老李本来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放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在这里受苦不说还被我踹得差点出内伤，因此我得到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聪明人的任务就是浪费资源。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当时我就认为我比老李聪明，因为我不作这种无用功。

那天我在监狱排队等着看老李。我前面只有两个人了。我探头向见面室里张望，一个警察过来敲我脑袋：“嘿，干嘛呢，看什么看，怎么这么自由啊，想怎么着怎么着是号子吗？”我怀疑他把我当成犯人了，这大概是职业习惯，对付犯人习惯了，所以见谁都以为是犯人。老李也是对付流氓习惯了，所以非觉得我和我朋友是流氓。

我再次感到恐惧，于是决定求助公安局，但是公安局不管，说他们负责公共安全，两个人不算公共，我说我是公共的一分子，他们劝我别瞎贫，告诉我“没作亏心事，怕什么鬼敲门”。我打算找别的渠道，就是上法院告老李，我请一个当律师的朋友吃饭，这家伙一言不发，光听我诉苦，最后来了一句：“你知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吗？”把我气得半死，正待破口大骂，他笑眯眯地劝我：“兄弟你别急，听我的没错，别随便上法院，尤其是跟名誉有关的，越是上法院的越是没名誉的，你要真有名誉上去也就没了，听我的，哥哥不骗你。他不是要证明吗，你上去告他他就算证明出来了。”

正当我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机。有一天，组织的头头找我谈话，我不敢不去。进去一看，发现我朋友也在。他说让我重返组织。说我的检查交上去了，态度也不错，认识有深度，表现也不错(如果这叫不错那我从来没坏过，但是不敢说)，当初停掉我的积极分子资格也是帮助我认识错误，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对于犯过错误的同志组织上还欢迎呀。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我知道他是让我主动要求回组织，但我不说话，我不是讨厌组织，主要是心情不好。头头脸上好象有点挂不住，我朋友就来打圆场，替我求他让我回组织，头头又笑了，说好啊，不过要给组织作贡献，我说我什么都不会，他说你瞧瞧，我说你进步了不是，多谦虚的同志，他说我写东西很好啊，组织上需要我呢，我说您怎么知道我会写东西，头头一脸灿烂的笑容，说你的检查写得很不错的，看得出你是个人才。

我们组织开除出去过好多人，但是在那几天又回来了一大批，这些人我都认识，有会画画的，有书法好的，还有跳舞好的，把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就象一个杂技团，杂就是说干什么的都有。这些人跟我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和头头谈话都是还有个漂亮女骨干作陪，然后那些女骨干就被派去帮助他们。我和他们略有不同，我和我朋友本来就是朋友，这样一弄就是说只要我听话，组织上就支持我们俩的事。头头告诉我们，上级要来视察工作，评选先进，让我们好好干，给评选作准备，我的事情就是写工作报告。

我的文笔没有头头想象得好，我的检查打动了他主要是依靠经验。上中学的时候，我平均每天都写两份检查，我觉得实在麻烦，就在一个暑假里写了好几百份，干什么的都有，叙事部分模棱两可，但是认识部分沉痛之至。不仅文笔好，而且装潢精美，装在厚信封里糊好再盖上骑缝章，作上标记以示分类。我每天带一大摞去上学，这样我什么都能干，不管犯了什么事都象打扑克吊主一样拿出相应花色。有一次忙中出错，本来是上课说话，我却交上去一份关于在教室里玩自制飞镖的检查，老师一看疑惑万分，我一看大急，再次忙中出错，就从抽屉里拿出上课说话的，插在一支飞镖上甩手钉到黑板上，说这样就多有了，我们班主任是北大荒回来的知青，甩手给了我一巴掌，气得我常常在路上看见他就想给他一镖。我写检查经验丰富，写报告却完全是外行，但是我决心一试。一三三八年，英国的奥卡姆教士从法国越狱，到德国巴伐利亚州找到王爷，说：“你用剑保我，我用笔保你。”六百五十九年后，我变成教士，头头变成了国王，其情其境竟无不同。

那天我在监狱排队等着看老李。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把时间从那天往前推一年零八个月，那天我拿起笔来，开始给组织工作，心中无限喜悦，我可以不怕老李了。


时态的空白(五)


第三章

那天下午我在监狱排队看老李，我等得几乎要不耐烦了，见面室里传来一声哨响，里面那个家伙意犹未尽，一个警察象拖死狗一样把他拽了出来。我对此感到满意，几乎要鼓掌表示赞赏，但是想了想还是作罢，待会说不定也要这么对付我。

把时间往前推一年零八个月，我重返组织，开始写报告。作为写检查的顶尖高手，我的作品言简意赅、进退有度，但是写评选先进的报告却是完全的门外汉，头几天里，我茶饭不思，衣带渐宽，黯然消魂。我说这就象使惯了刀的，偏要让他使棍，这怎么行呢。我朋友说只要学起来，头头让我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不懂隔行如隔山的道理。头头看了我的检查就认为我也能写报告，这个推理纯属扯淡，当然他要是不扯淡也就不是领导了。让养驴专家育马种，结果一定是造出一批骡子，我写的报告就不伦不类，令人不忍卒睹，但我除了硬着头皮干之外别无选择。因为水平不行，我干得最拼命，写了改，改了又写，怎么弄都是垃圾，虽然从来没人看见我拿出什么正经东西，但谁都知道我工作勤奋认真。很快头头就让我朋友给我带话，说这次要给我解决，解决的意思就是要发展我当骨干。

尽管精神痛苦，但我一向悲观，对苦难习以为常，而且可以不怕老李，已是莫大的收获。我们头头言而有信，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给老李打了招呼，说这个事情组织上已经处理过了，让他不要再无理取闹。老李不得不给面子，但心有不甘，只好巧立名目，处处刁难。比如有一次老李说我的车是黑车，要没收，谁都知道，在学校里好来路的自行车凤毛麟角，要是见黑车就没收就谁都要没车骑，我的车是辆崭新的山地，刚从偷车贼手里买来，zeroscratch，后来又被那个贼偷走了，卖给了我的一个同学，我有苦说不出。老李要没收我的车，我当然不干，当时是中午下课的高峰期，好些学生挤上来围观，听清楚了嚷嚷什么，大家同仇敌忾，老李眼见不敌只好作罢。

还有一次更加刺激，我朋友坐在我自行车的横梁上去上课，不幸被老李看见，说这是骑车带人，违反交通规则，拿了一跟很粗的铁链子要锁我的车。我们见势不妙，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当时的情形充分证明了我和我朋友之间心有灵犀，后来说起这件事情，老李还总是坚持我们对此早有防备，演练过逃生的绝技。但当时的默契的确属于即兴的发挥：我朋友骑车，我跑步，各走相反的方向。老李一时措手不及，定下神来后决定先来捉拿我，他这一发愣，我朋友把车拨到了十速，顷刻不见了踪影，倒是我为了牵制老李，只发挥了六成的速度。但直到老李追近，也不曾中途发力。我高中时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有一道题问的是，狐狸在距离N米之外开始追兔子，速度V1的方向始终直指兔子，兔子逃跑，速度V2方向始终垂直于V1，假定V1大于V2，求狐狸直至最终追及兔子的运动轨迹方程。理论上可以证明，狐狸与兔子对速度的选择是最理性的，为了在实践上证明这一点，我不断调整我的速度方向，同时在速度上大大保留，延长着我的科学实验，令我吃惊的是，老李的速度方向也是始终直指我，虽然我敢肯定他没有作过这道题。这种惊奇为我带来了一种快感，我在奔跑中对理论的准确沾沾自喜，以至几乎被他抓住，幸好在最后时刻突然加速才逃脱一劫，老李腿脚不如我快，只好把一肚子咒骂扔到我了背上，我一时还颇有些后怕。回想起来，我的那种惊奇实在没道理，连狐狸都知道怎么追兔子，老李怎么会连狐狸都不如？以后千万不能作了两道题就拿别人当傻瓜。

有一段时期学生宿舍连续发生窃案，应广大同学强烈要求，学校决定加强安全保卫工作，老李亲自到校门口值班，严防犯罪分子混入校园。我们学校有一条规定，要求进门必须出示证件，类似的规定还有刚才说的不许买黑车、必须佩带校徽、学生不准卖东西等等，说它们类似就是说这全都是些废话，基本上从不执行，因为执行起来不近人情，但是这些都是明文规定，严格执行也没话说，得自认倒霉，因为完全合理。但我认为有些事情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这些废话规定基本上不执行，但有时候又要执行，对有一些人执行，对有一些人则不执行，最可怕的是，执行不执行、对谁执行对谁不执行完全由老李他们这些人决定。这些问题超越了我的理解能力，我也不能安之若素，因为惹着了我，闹出了事，虽然早就时过境迁，我依然记忆犹新，不能说我不厚道还记仇，换谁都要印象深刻。

本人虽然一肚子坏水，但外表斯文，我进校门从来没有人怀疑我是学生，但是现在看校门的是老李，事情就大大不同。那天我和我朋友要回学校，老李从门房里看见，叫住我们要求出示证件。我朋友立刻窘了，我早就说过，她是骨干，骨干有个特点，什么都当真，特别是有图章崇拜，学生证上有钢印，几乎是崇拜的最高级别，她认为学生证是身份的象征，非常庄严，所以从来都锁在宿舍抽屉里，需要办事的时候才拿出来，从来不在身边。我的学生证也从来不在身边。我也喜欢学生证，但不是把它当成身份的象征，而是用它租小说，除非新学期注册或者换菜票，我从来不把它拿回来。由于对学生证的不同态度，我看过的小说比我朋友多了好几百倍。那天老李要求我出示证件，我们都拿不出，其实他就是想吓唬我们，但我因为有了靠山，不免得意忘形有恃无恐，我拿出一叠菜票，问他这个行不行，老李大为震怒，大声嚷嚷说这是我偷来的，现在要混进学校再度行窃。见形势不妙，我拽上我朋友夺路而逃，没想到老李赶尽杀绝，给学校所有的门房打了电话，描述我们俩的外貌特征，如果时间来得及，大概还要画影图形，总之我们俩处处碰壁，绕学校转了一圈，过其门而不得其入，如果是我一个人，我早就跳墙了。我们俩又绕回老李把守的门口，又累又饿，十分沮丧，我朋友建议找头头给我们弄一封介绍信来救我们。她让我在校门口等着，她去找公用电话。我朋友回来时发现我的车锁在门口，人不见了。

那天我在监狱排队等着看老李。我前面的那个人时间已到，被警察拖了出来。我想我终于排完这个队了，刚抬腿要往见面室里走，一个警察就揪住了我胳膊：“叫你了吗？等会！”然后他就拿出一个本子，大声念我的名字，还象找人一样四处张望，我答应了一声，他把头往见面室一摆，我才走了进去。见面室用玻璃隔成了里外两间，老李还没到。把时间往前推一年零三个月，那天下午他在校门口拦住我，那时候我绝对想不到老李会啷铛入狱，也绝对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天，我带着食物、骑车走很远的路到监狱去看他。

我朋友去打电话找头头帮忙，我在校门口等她回来。我又觉得应该自力更生，试着说点好话。老李早就发现了我，一直看着我，等我走近他又把头扭开了。我压了压火气，勉强陪了副笑脸：“李老师，对不起，今天真的是忘带证件了，以后注意，您看您能不能先原谅我们一次，以后一定注意。”老李还是板着脸：“学生哪会我不带证件？学校有规定，你拿出证件我就让你进去。”老李还是在吓唬我，我要是接着说两句软话他也就顺坡下驴了。但我一直在压着火气，能这样已属勉为其难，就象满载货物的骆驼被增加的一根草压死，我一听这个立刻火冒三丈，质问他为什么那么多人进去都不查专查我，老李说就是我可疑。我气得浑身哆嗦，顺嘴冒出一句“我操”。老李却兴奋了起来，说我骂人，我也不甘示弱，说骂你怎么了，别以为批一身狗皮就能随便咬人。校门口聚了一大群人，大家议论纷纷，舆论对我大为不利，我当时气急败坏，完全丧失理智，有个五六十岁的老教授在我身后发表议论，说现在的学生太不象话，我撇下老李，冲他委屈地嚷嚷：“老师您不知道，他有多欺负人。”老教授回了我一句：“我就看见你骂人了，怎么当的学生？”这句话好象火上浇油，我瞪着老教授说：“你不了解情况别废话，有你什么事，这么大岁数了嘴怎么还这么贱？”人群里立刻炸了窝，有人隔着老远就扯着嗓子起哄：“这不是咱们学校学生吧，哪儿来的野小子？”七嘴八舌，人声鼎沸，校门口热闹得象个蛤蟆坑，我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两个年轻保安就一边一个抓住我，一路上连推带用棍子敲，把我送进了保卫处的小院。

校门口附近的公用电话都被占着，而且还有人排队，我朋友只好骑着车到处找，一路走了很远才找到电话。头头一口答应，让她在校门口等他派人去接。她高高兴兴地回来，发现我不见了，头头派的人来了也还不见我的踪影，觉得奇怪。老李见了介绍信，同意放行，我朋友说不行，要等我，老李这才告诉她我在保卫处。我朋友和头头派来的人急忙去找，等他见到我的时候，我瘫在地上，我脑袋上、地上都有血。

两个年轻保安把我扔进了一间办公室，让我靠墙站好。需要说明，我们学校的保安办事公道。他们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肚子上挨了一脚，然后又问服了没有，我说我操你妈，又挨了一脚。我说他们办事公道，他们先问我服不服，这说明给了我选择的自由，对我来说，挨揍是我自己的自由，对他们来说，揍我就是对我选择的尊重。我一连选择了四脚，然后有一个保安就揪着领子把我扔进了墙角，又冲过来补了两拳，我后脑勺磕到墙上，眼前金星直冒。

后来头头派来的那个人说，我朋友那天真急了，车踩得飞快，一路冲进保卫处。我们学校的保卫处是个两重院，结构复杂，他们站在前院，不知如何是好，我与他们一院之隔，正受皮肉之苦。当时我从地上爬起来，靠着墙站好，瞪着那两个保安。他们俩看着我乐了。后来我知道老李对他们有过交代，说就吓唬我一下算了，如果我说我服了，他们就没打算打我，就算我骂，他们打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关于在保卫处里发生的事情有多种说法，他们后来埋怨我说事情都是我自己找的，还逢人就说我凶得不行。当时我情绪失控，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反正我被打了，而且打出了伤，现在的额角上还有一块疤，回想起来虽然已经不再疾首却依然痛心。

保卫处里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从地上爬起来，抄起一把凳子朝一个保安扔了过去，趁他躲凳子的时机扑上去挥拳就打。我为我的以卵击石付出了代价。他们把我按在墙上拳打脚踢，我奋力挣脱，一个保安马上从身后抱住我，另一个弯下腰想抓我的脚，这给了我机会，我抬脚扫在了他鼻梁上，我看见他的脑袋从左向右一摆，血从鼻子里甩出老远。这一下彻底激怒了他们，流血的那个坐到一边休养生息，另一个抄起一根头上裹橡皮的铁管子朝我扑过来。我初中时候就是足球省三级运动员，因此反应敏捷，动作灵活，前六棍都走了空，下一棍被我用凳子挡住，然后我被打倒在地，额角在地上擦破了一大块，流了不少血，我翻身又躲过一棍，最后一下抽到了我背上。平心而论，那个场面相当精彩，如果用摄像机拍下来效果好过一般的武打片，要是打的不是我就好了，但是如果我朋友来得再晚点，我可能会被打死。

我朋友进来的时候，我浑身都是伤，脸肿着，眼睛都是青的，额角还在流血。我觉得我的脊梁都断了，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一口接一口地喘粗气。保卫处的一个人也跟了进来，看了一眼屋里的遍地狼藉，一言不发。我朋友蹲在我旁边，一边用手绢擦我头上的血，一边低声啜泣。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头头来了，系领导也来了，我们班同学来了一大群，堵在门口嚷嚷要静坐示威。等我能爬起来了，就开始录口供，打人当然不对，但我也跑不了挨上五十大板，问题的根源还在校门口，我们学校规定不许骂人，凡是抓住至少警告处分，这种规定也纯属扯淡，学校还规定不许谈恋爱呢。作为当事人的老李也到了，他说了一句：“他那也不是骂人，今天责任在我，有点难为他了，不能怪他，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我运气不坏，骨头没事。在医院折腾完已经很晚了，又休息了一会，这时疼痛已经减轻了，这才想起晚饭还没吃。我和我朋友去校门口的餐馆吃饭，我坐下来又食欲全无，拿着筷子发愣，我的手抖个不停，没事还摇两下头，把我朋友吓坏了，一个劲问我有事没有，其实我也的确是在想事，老李在保卫处放了我一马，这个事情也超越了我的理解能力。吃完饭已经很晚了，餐馆旁边的校门已经锁了，只好绕路走正门，赶到女生楼的时候，熄灯时间已经过了，我们敲窗户让看门老太太开门，老太太说还知道回来啊，一小时之后再开，接着疯去吧，最后别回来落个清静。我朋友让我回去早点休息，我说我没事的，其实我是有事的，我倒是希望她能陪我一会，好象我一旦离开她就会被棍子打碎脑袋。她看了看表，说我们走走吧。

那天我一反常态地沉默寡言，我朋友不善言辞，总想说什么又欲言又止，我觉得我就要哭出来了，说不出为什么，只是一种冲动。当时已是初夏，时近午夜，空气正是难得的清凉，我怕热，这时却觉得流动的夜风在将我骨骼里所有的质地洗劫一空，我仿佛要彻底坍塌变成尘埃。影子在脚下拖着，路灯把我的影子打倒在地，我也想把路灯打倒在地，但是没有力气，说不出话。

我们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逛了一圈，谁也没说话，我们俩都失魂落魄的，回到女生楼时已经把第二次开门放人错过了，其实老太太还没睡，还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了我们一眼，哼了一声把窗帘拉上了。

那天我到监狱去看老李。我走进见面室不久，老李也进来了，不过和我隔着玻璃，说话要通过一个传声话筒。那面玻璃大概很长时间没擦过了，很脏，看过去影影绰绰的。老李身穿蓝色囚衣，头当然是光的。一个警察把他送进屋，他低着头进来，神情黯淡，抬起头来看见我，眼神里亮了一下，旋即又黯淡下来，原先紧崩的脸象泡在水里的纸团缓缓舒张成笑容。
时态的空白(六)


把时间往前推一年零五个月，那天我朋友错过了宿舍楼的开门时间。如果让老李来回忆那个夜晚，他会想起在坐在我们学校湖心岛的怪石上的两个孩子。那个男孩子头上缠着纱布，双手掩面，女孩子靠在男孩的肩上，月光的颗粒落在她半边的面颊上，溅起了一蓬光影的氤氲，随着她的呼吸起伏荡漾，周围沉寂的无边黑暗都在溶入这种节律。我朋友后来对我说，那天晚上我看起来很怪，一言不发，眉头紧锁。我朋友问我还疼不疼，伤处当然还疼，但好多了，我在感受着不安全，我觉得只有和我朋友在一起是安全的，我真想告诉她这些，又觉得在她面前坦言脆弱让人笑话，于是双手掩面，默默抵挡抵挡内心深处浪涌而来的恐惧。那天我朋友对我说，以后别再这样了，如果我出了事她该怎么办。她拉开我的手，冰凉的手指象滑翔的飞翼掠过我脸上燥动的伤痕，我成了翼端的一支羽毛，我就要被风卷落，于是我将她紧紧揽入怀中，片刻也不敢离开。

我朋友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脱下外衣给她批上。夜的黑暗象一个巨大的山谷，我们坐在谷底，隔绝了一切的喧嚣，我以为这世界都已经睡去了。当时还是初夏，夜里很凉，湖水里的寒意蒸腾到身上，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仿佛来到了北极，眼前是一片的白茫茫，我变成了一头北极熊，颈绕红丝带，随着一片圆冰漂在海上，我看见我朋友站在对面的岸上象我招手，突然世界都变了，艳阳高照，春暖花开，柳丝拂面，芬芳宜人。我睁开双眼，才发现天光大亮，脸上散着我朋友的万缕青丝，周围鸟鸣啁啾，象四面八方地落下来一阵雨，把早上的太阳洗得湿淋淋的没了火气。我发现身边站在一个人，抬头一看，竟是老李。这时我朋友也醒了，我们都愣了。老李坐在我们头顶的假山上，盯了我们整整一夜。

老李先开口说了话，他说他服了我们，以前一直把我们想歪了。又说让我们以后当心点，现在学校里有好些民工，不安全，以后再回不了宿舍就去保卫部，提他就行。我和我朋友面面相觑。然后老李就说要请我们吃早点。

那天我到监狱去看老李。老李和我被一面玻璃挡板隔在见面室两边，说话要通过一个话筒。那面玻璃很脏，看人也模模糊糊，但是看得出老李比过去瘦了一圈，一条胳膊竟是弯的。不及我开口，他先问我好不好，又问我朋友。我问他胳膊是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出工的时候摔过一次。我告诉他我给他带了一些吃的东西来，已经交给值班警察了，里面有一盒凉粉。老李笑了，我也笑了，我说这可不是“初级阶段”，是我朋友中午才在一家很大的饭店的民俗餐厅里买来的。

“初级阶段”是一种凉粉，不过只有我们仨这么叫，这就是那天老李要请我们吃的早点，不过我和我朋友都没吃。老李爱吃凉粉，建议我们和他一起去吃一点，我们俩在他面前都象短一截，当然没反对。他提议去的那家小吃店我们也都熟，开在学校门口，生意相当不错，特别是拌凉粉，正宗陕西风味，入口余味悠久，据说他们的调料与众不同。一路上老李笑容可掬，没完没了地介绍凉粉风味的流派，并以那家小吃店的东西为例说明陕西风味的好处，好象那家店就是他开的。

当时天还早，我们是头几批客人，小店很小，老板就在大厅里现调现拌，见我们进来就热情招呼，老李是熟客，说要三碗，老板答应了一声，收过了钱，就带上了一副薄膜手套开始拌佐料。老李接着和我们聊天，主要是他在说，我对他的态度变化还不习惯，因此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听他说这老板拌凉粉的功夫不得了，忍不住就往柜台上多看了几眼，我不仅看见看见他拌凉粉，还看见老板戴着薄膜手套去抠脚，爽过一阵再接着拌，手倒是麻利，拌得也快，抠得也快。我对老李说了这事，老李居然照吃不误。我问他你不觉得恶心，他说他没看见就行了，我说这东西怎么吃，他说脏东西多了。我说这老板太缺德，老李说人家长了脚气难受，不能不让人家抠啊，我说他卖的是进嘴的东西，老李说你别这么不依不饶，人家忙不过来了，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还是“初级阶段”嘛，我乐得几乎叉气，老李一脸疑惑地问我，你乐什么呀，这有什么好乐的，他越这么问我越想乐。我觉得老李还真有意思，虽然让我长时间感到不爽。

我和我朋友回各自宿舍休息，我宿舍在楼道的尽头。我刚进楼听见传来宿舍里人生鼎沸，一大群人从屋里冲出来挤在楼道里。他们说这是夹道欢迎，说我真他妈牛逼，还说找了我一夜，都担心我让校卫队暗算了，正准备带上家伙去保卫处问。我一声不吭进了屋，拿了脸盆毛巾直奔水房，他们这么一闹我心情很坏。他们对我的无动于衷大失所望，认为我至少应该感激一下他们的仗义，我觉得我要是信了这帮人的鬼话实在应该让人打死。我本来打算睡觉，但是床上坐满了人，不只我的床上，所有的下铺都是人。我们班的“老干草”问我有什么打算，这家伙是我们班第一号的事妈，没事就瞎激动，这名字就这么来的，本来取干柴烈火之意打算叫他干柴，可他又什么都不会，这么叫他对不起柴禾，就降一格叫了干草。他说咱们去告他，马上写大字报往食堂门口贴，征集签名，一定要给我讨还公道。我心情很坏，我们学校里谁看都校卫队不顺眼，一直憋着闹事出气，再也没有比我挨揍更好的借口了。不管怎么样，我挨揍是我自己选择的，要是选择了半天都是给别人作嫁衣，那我真是没劲透了。我把屋里的人都轰走，我听见他们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要是真牛逼找校卫队算帐去呀，跟我们撒什么气。我也不说话，心里也有些惭愧，毕竟那么一大帮人憋了一宿了，拿冷屁股还人家的热脸多少有点对不起观众，可我又不是戏子，谁请他们当观众了？睡不着，我瞪大了两眼盯着上铺的床板，两只蟑螂爬得飞快，我非常羡慕它们可以不掉下来。

那天晚上组织上还要开会，讨论提骨干的初步意见。说到组织大会，这是我们组织的例行公事，骨干和积极分子都要到。骨干坐一堆，积极分子坐一堆，显得整齐又有秩序。头头跟我朋友预先吹了风，说我影响太坏，这次没法解决我了。我朋友等在会场门口，打算跟我说一声，宣布的时候也有个心理准备。她一直等到会议开始也没见着我，我看蟑螂跑步看得入迷，差点把这茬忘了。等我赶到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十分钟，头头在讲话，见我进来就停了下来，瞪了我一眼，我赶紧在最后一排找了地方坐下，坐下就睡着了，因为这里除了我朋友之外没有飞奔的蟑螂那样迷人的东西，而她偏偏坐在前边，后脑勺魅力不够。

我在会场睡着了。头头先宣布了本次解决名单，然后又开始说我的事，没点名，但是谁都知道说谁，头头说我工作挺积极，但是在行为举止方面对自己没有高标准要求，影响不好，要日后继续考察。当然这些我都没听见，是我朋友后来告诉我的。头头说了我就往我这里看，大家跟着一起看。我当然都不知道，我朋友说起这事就生我的气，但是别人说我的样子好玩极了，双眼紧闭，人死贴着椅子背，脑袋往后仰，就好象从后面系了根绳栓在了椅子腿上。大家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看我，有个人还带头鼓掌，我被他们吵醒了，也跟着鼓掌，大伙笑得更猛，巴掌拍得更加响亮，我这个人内心孤僻，一下笃信人多了就没好事，所以相信眼前发生的事肯定对我不利。

头头让我和我朋友留下谈话，我心里凉了半截，关于我们头头，必须补充几点。我们头头最大的特点是废话多，一说起来没完没了，我经常听着听着就想别的，从此养成了精神不集中等坏毛病。他说起来唾沫星子乱溅，跟他谈话很累，因为我必须不停地摇头晃脑，他还以为我听得心花怒放，其实我在躲他的唾沫……被他在办公室约见是一种很糟糕的经历，他喜欢在办公室里练哑铃锻炼，所以屋里总是一股汗味，指甲大概三个月才剪一次，多数时候都是黑的，一边说话一边还抠鼻子，抠完就随手往外一弹，这家伙练得有一身力气，有一次一团鼻屎随手弹出还击毙了一只苍蝇，为此被评为爱国卫生运动标兵。那天他有点不高兴，先说我要是再折腾他也护不了我，然后又说我的报告写得不错，让我再接再厉，只要表现好，下次一定给我解决。然后苦口婆心地劝我上进，说这都是为我好，说我年龄也不小了，应该有思想了。他说别的我不屑一顾，但是说我没思想，我实在没法否认。

关于人有的思想我有一些认识。如果硬要把人分成两类，有没有思想可以看作一个标准。如果要再细分，有思想的人还可以分成两类，思想的用途是理解，一类人的思想是用来让别人理解的，还有一类人的思想专门用来理解别人。比如说老李，他当排雷兵的时候就有思想，老李基本上属于后一类，他就能理解卖凉粉的老板，能想到人家忙不过来了，这一点他比我强，但是卖凉粉的老板就是前面一类，他能让老李理解，他拌的凉粉别人学不来，所以他就能一边抠脚一边拌凉粉，从不为寂寞犯愁，再比如我们头头，他的思想也从来都有人理解，那么多骨干都崇拜他。

但是有思想的人的分类是个流动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头头，给我们开会的时候，他是前一类，他的头头给他开会的时候，他就是后一类，那两个年轻保安平时属于后一类，揍我的时候就是前一类，所以他们说我全都是自找的，我没思想，于是不能理解。这两类有思想的人缺一不可，否则前一类人孤独，后一类人无聊。有思想的人的存在使这个世界变得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他们把我这样没思想的晾到一边，变着法地相互理解， 弄得我总是感到眼前的世界极端离奇，只好看着他们傻乐。有思想的人具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可以把没思想的逗乐但是自己不觉得，比如说老李说抠脚是“初级阶段”。有人非常认真地写了一些文革会议录，我看了就知道笑，这就说明那个时代有思想，我没思想。我们学校的学生有好多跟我差不多，什么都理解不了，也没本事让别人理解，一开始是躲在一边困惑，然后探出脑袋没趣地傻乐，最后丧气之余只好靠考GRE苦熬寂寞。说实在的，头头这么说我，我十分气愤，人非草木，怎么会没思想呢？巴甫洛夫作过实验，说狗还会条件反射，饿了见着食物要流口水，头头硬说我没思想，我饿了虽然不至于流口水，但是心里也知道，再说我心里知道不知道头头怎么会知道呢？因此他说我没思想只有一种可能，饿了要吃东西不算思想，人要是有了思想就应该饿了不知道吃东西，就是人之不人，这种事情我永远理解不了，所以我看来一辈子都要当行尸走肉或者衣冠禽兽。

那天我从头头的办公室里抱了一堆新材料出来，我朋友在门外等我。头头给我那些东西是让我写评奖报告参考用的，昨天差点被人打死，今天又缺觉，而且让人家说我没思想，我正一肚子没好气，走到楼外我就把那堆东西摔到了地上，说这个活我打算不干了。我朋友嘴张了张却没说话，如果是平时我肯定要问她想说什么，但那天我自顾滔滔不绝，打算把两天的窝囊都发泄出来。我朋友问我是不是脑袋让人打傻了，我说我聪明着呢，她说马上就要发展你了，你怎么到这节骨眼上掉链子。我说我从来没怎么对骨干感兴趣过，她问我那当初干吗答应干，我说我不是为了躲着老李吗，现在老李也收手了，我干吗还受这洋罪。我朋友笑了，说你以为那么简单，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要是压根没来过也好办，现在要走就是有问题，到时候吃不了还得兜着走。我也不是傻瓜，点了就透，自然语塞，我朋友又补充了一句：“再说，你就一点不替我想想？你倒是潇洒！”

那天我到监狱看老李，老李平常就话多，与我见面，先是各自默默地唏嘘一通，随后就开始不住问我这个那个地没完，问的主要是我和我朋友的情况和打算，问题一个连一个。那天我刚从招聘的公司面试出来，身上还是西装革履的，老李没见过我这样，还不咸不淡地取笑了我一通。平心而论，我是随便出名的，陡然成了这副样子我自己都觉得滑稽，老李突然看见我系领带，免不了暗叹这世道变了。我本来想来问他犯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一直没得机会说起。

那年夏天之后，我和我朋友与老李的关系开始变得相当不错，路上见了面互相微笑打招呼，若不忙还要聊一阵子天。要是赶上用餐时间，老李还常常邀请我们俩跟他一起吃。有时候再外边折腾晚了回不了宿舍，我和我朋友还真的常到保卫处借宿，他们那的人也都认识我们，知道是老李的熟人，自然肯给面子。我那帮同学也不闲着，好些人没事起哄，特别是老干草，没事跟我说他要是打架了找我给他摆平，我说你先给我打一个看看，他说你帮忙不帮忙，我说你先打一次给我看看，他说你先答应帮忙。说来说去差点僵了起来，双方见仁见智，象个死循环，永远扯不清。老干草传说里火气不小，其实全在嘴上，我们这学校就这号人多。

我早就说过，老李这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有思想，与他聊天使我在写报告方面受益匪浅。主要是学会了很多词汇的用法，比如说客观、环境还有必然性等等，出了问题就是客观原因，有了成绩是大环境和组织内部小环境共同努力的必然结果，我把这些都搬进了报告而且设成了基调。但是和老李聊多了也烦，因为他说话不着调，说着说着他那些话题都收不住那些词汇，说着说着顺着词汇就没边，有时候想起来觉得没劲，想着想着手上写的报告也给带跑了，说出一堆一堆云里雾里的废话来。但是头头看了却大加赞扬，说我进步了，我知道这其实是老李的功劳，其实跟我没关系，那些废话我自己都看不懂，头头夸我我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尴尬之至，这都是没思想的苦。

那天下午我到监狱看老李，想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身陷囹圄，官方的说法是他拦路抢劫一个下岗女工，我完全不能相信。把时间从那个下午往前推两个月，我从南方实习归来。我立即开始了对老李事件的明察暗访。老干草认识不少人，他有个法律系的同学暑假里在法院里实习，见过该案件的有关材料，与外边的说法吻合，说老李在一个夏夜经过一条小巷，路遇一下岗女工作计时保姆下工回家，老李心生歹念，夺下提包欲夺路而走，孰料女工奋起自救，将老李打倒，交给了闻声赶来的警察。老干草的朋友告诉我此时正值严打，证据确凿，老李也已供认不诲，事件已经定案，不必再多费心思。可我还是不信。其实不信的不止我一个，这种事情谁都没法信。老干草的朋友还跟我介绍过那个女工，四十多岁，非常瘦小，有一次她经过我们校门口，恰好我们几个也路过，他还指给我看，说，就是她。我了解老李，首先我不信他会抢劫，其次象这样的准老太太，别说一个，就是来五十个，老李也对付得了，但别人都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无奇不有。

关于老李离奇的出事马上就有了一种解释，有人说老李不仅劫财，而且劫色，非礼之际鬼迷心窍以至大意遂遭苦主袭击于是不慎失手。这个解释不是官方的，但是流传极广极快，而且成了对大家的疑惑的最完美解释。不少人都对我说说这才是事件真相，我问他们这都是哪里听来的，有人宣布过没有，他们都说我没长脑袋，说各方各面都会考虑苦主的面子，不会随便说，在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才往往是真的，要长脑子自己去分析。这种分析我听了不下二十遍，大家都这么理解了老李事件，只有我半信半疑，看来还是我最没思想。